南京后沦陷不久，王明被政治局授权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飞赴武汉，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与延安平行的权力中心，推行其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此关头，毛泽东表面不动声色，但决定派他的心腹任弼时去莫斯科解释形势并直接寻求“最高指示”。任弼时在30年代初曾经参与反对和压制过毛泽东，但后来“幡然悔悟”，认为毛泽东才是能够率领中共取得胜利的不二领袖，出于早年反对过毛泽东的“内疚”，他后来对于毛泽东的支持格外不遗余力。

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因为不知斯大林对毛泽东和王明的真实态度，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避免流露任何对王明的不满或负面评价，但他需要的是确保获得对毛泽东作为中共主要领袖的地位的决定性承认。他以陈林的笔名向共产国际主席团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长篇报告。其中说自从王明同志回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后，中共改正了自己所有的错误，目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则而进行的，因而都是正确的。报告递上去后石沉大海没有回音，过了一个月，任弼时又提交了第二份报告。报告中进一步称赞王明，但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一次努力试图打消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可能产生的对毛泽东的任何怀疑。他所传递出的信息明白无误：毛泽东对于莫斯科的忠诚绝不输给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同志现在不会出什么问题，将来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因此，最好不要对中共领导集体做任何变动，让毛泽东同志继续掌舵吧。

其实此时斯大林心目中的中共领袖已经非毛泽东莫属，只是由于在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两人一度关系紧张，因而毛泽东在把任弼时派去莫斯科时，心里对于斯大林的真实态度没有把握。

任弼时的努力终于有了正面结果，共产国际通过了毛泽东所需要的决议。季米特洛夫请示过斯大林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宣布对中共的政治路线完全支持。而且支持毛泽东关于在日本人后方进行游击战的政策以及在统一战线中完全保留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的要求。决议还“同意”由毛泽东取代洛甫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8年7月王稼祥卸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一职由任弼时取代，季米特洛夫将上述执委会决议交给王稼祥带回国去。王稼祥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找他谈话，任弼时作陪，季米特洛夫要王稼祥带话回去说，“你必须告诉每一个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王稼祥回国后在九月中旬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莫斯科的上述决定。参加会议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大获全胜，十分高兴。他后来坦承，“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领导权）问题的”。1945年6月七大时，毛泽东支持把王稼祥选入中央委员会，他提醒大会代表们说：“他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成公地和圆满地传达了国际的意见。”

王明由于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从此在党内彻底失势，他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策略后来被批为“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本人则是这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了反面教材。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做了长达三天的长篇报告《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阶段》，震撼了他的听众。此次会议被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该会为毛泽东的领导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

毛泽东的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策略得到了很大成功，到1940年时，在日本人防线的后方至少已经建立了10个共产党根据地，共产党人称之为“解放区”。新的根据地还在不断迅速增加。

王明遭到共产国际“抛弃”后，政治事业其实已经到了终点。他的命运就是作为“反对派”的领导人等着被中共的新的“伟大领袖”粉碎。

1940年3月17日，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电报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中国问题所讨论过的内容和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及对中共的建议。据旧苏联档案馆解密的备忘录，建议里有这样的内容：王明在老干部中间没有任何权威。王明没有从他在党内的活动中给自己赢来任何威望。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把王明安排在党的领导机关内部承担主要角色及担任领导职务。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让（现任）政治局委员康生，政治局候补委员方林（邓发）及中央委员关向应和杨尚昆进入新的政治局或书记处，也不要让这些人从事人事组织或秘密情报工作。建议不要让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博古，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陈昌浩，张浩（林育英）和孔原进入新的委员会，也不要让他们从事人事或组织工作或在党的机关工作。另外电报中还有一份得到赞扬和褒奖的名单，其中说到：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萧克，徐向前，陈光，邓小平和叶剑英。这些人不仅在党内享有盛名，而且作为八路军各部的领导人和指挥员，在全国也都赫赫有名。邓颖超，毛泽民，高岗，徐特立，陈毅，刘晓和曾山也都是经过了充分考验，经验丰富的党的干部。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上述被推荐的人选绝大多数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支持者。建议不重用的多数被认为是或可能是王明的追随者。但毛泽东有充分自信，他至少不认为已经公开倒向他的康生会是他的敌人（江青就是康生牵线给毛主席的），他写信给季米特洛夫为康生辩护说，“康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的胞弟毛泽民却对康生做出了全然相反的评价，他说康生在延安正在编织特务网，借以打造自己的干部的学校。

数年后的延安整风，王明是主要靶子，整风也触及到周恩来，王明当时担任延安一个女子大学校长职务（被认为有故意羞辱他的意味），王明请病假以逃避参加蓄意整他羞辱他的各种活动，他给季米特洛夫发电报求救，说他病得很重，需要回苏联治病。王明与季米特洛夫私交甚好（王明的女儿寄养在季米特洛夫家），他发电报给季米特洛夫状告毛泽东“反列宁主义”的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但那时毛泽东早已羽翼丰满不可撼动。毛泽东同样发电报给季米特洛夫痛斥王明。1943年12月季米特洛夫以私人名义给毛泽东发信，信中迫切建议毛不要迫害王明，也不要伤害周恩来。信里说：“我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从党内割除，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尽可能把他们保护和使用起来。”显然，这信是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意。毛泽东回了两份电报，第一份电报说，“我们与周恩来的关系是好的，我们毫无把他开除出党的打算，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针对王明毛泽东说，“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反党活动，”“在我看来，王明是不可靠的。”但在第二份电报里，毛泽东做了让步，他清楚季米特洛夫的背后是斯大林。毛的这份电报说，“关于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旨在团结，”“这一方针也同样适用于王明。”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周恩来王明都进入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在党内高层的地位还有所加强。意味深长的是毛泽东命令，一定要等到把“生病”的王明用担架抬到会场，七大才能召开。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说，“我请来了王明同志和王稼祥同志，这样一来，我们的这次大会就真正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

“七大”之后，声名扫地的王明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周恩来则已经表明了他完全屈服于毛的态度，毛泽东取得了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对他的崇拜在党内已经完全成型，他上升到了中共其他领导人无法企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