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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元帅叶剑英的另类历史功绩(上)

(2024-11-07 09:02:37) 下一个

 叶剑英是十大元帅之一,不过与其他军功显赫的元帅相比,叶剑英这个元帅显得有点另类,因为他似乎并没有什么让人佩服称道的军功或战绩。人们不知道或者想不起来他负责指挥过什么着名战役,也没有听说在他直接指挥之下有过什么辉煌大捷。虽然从资历上看,他并不比其他元帅差,而且因为早年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授部副主任,说起来他应该算是林彪元帅(黄埔四期学生),徐向前元帅(黄埔一期学生)的老师,但从军功或战绩看,老师显然比不过学生;就军功或战绩而言,不说与其他元帅相比,即使与粟裕,徐海东等大将相比,他也显得黯然失色,所以叶剑英在十大元帅之中敬陪末座说起来也不算是失之公允的事吧。

  与军事战绩相比,元帅叶剑英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一些与打仗没有直接关系的党内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比如粉碎“四人帮”及之后使邓小平复出政坛,他都是积极有力的推动者和促成者。后来邓小平迫使被叶剑英称之为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下台回家,没有叶元帅的赞许和支持也是难以实行的。      

  但叶剑英最大的历史功绩据说还是在于从前在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企图裹挟并危害中央的时候,通风报信给毛泽东,使毛泽东得以率领中央和一方面军红军之一部及时金蝉脱壳,化险为夷,从而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毛泽东事后评价叶剑英,说他“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

  然而对于这件大事的历史真相,历来质疑声不断,不少人觉得其中颇多蹊跷,疑窦丛生。因为不仅当事人之一的张国焘一向断然否定曾经有过那份密电,另一位当事人陈昌浩也矢口否认曾经收到或见过那份神秘电报。陈昌浩即使在后来回到延安,接受批判,再三检讨跟错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时候和建国后由苏联返回中国,文革开始后遭受迫害,至于含冤而死之前也从来不曾改变过对于那份电报之存在的断然否认的态度。而叶剑英虽然言之凿凿称自己截获了那份罪恶电报,但对于电报的具体内容却常常语焉不详,含糊其辞。比如许多党史书籍所引述的《叶剑英传》里对于那件大事和神秘电报是这样说的:“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快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篓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单由叶剑英本人的这段叙述看,读者也难免会产生疑问。比如:“语气很强硬”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直接说那个“语气很强硬”电报的具体内容呢?毛泽东“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怕自己记忆力不好做备忘录呢,还是留下一个罪证呢?在毛泽东叫叶剑英‘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的分秒必争的紧急时刻,有时间和必要做那个备忘录吗?而如果是留作罪证,为什么从来不拿出来公布于众,在张国焘和陈昌浩矢口否认神秘电报存在的时候,昭示于他们,使他们无可抵赖呢?此外,从常识上看,当时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关系紧张,几近对立,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政治斗争经验丰富老道,警惕性极高,他对于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都会严守党内高层机密,对于一方面军派到他身边担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如何可能让他得到四方面军内部最高机密的神秘电报呢?退一万步说,就算陈昌浩“正讲得兴高采烈”因而一时忘乎所以,没有注意到“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他(叶剑英)”,那么等到叶剑英完成通风报信“赶快跑回去”“把电报交回给他”之后,当他看到电报内容时,会对叶剑英在会议中途无故离开会场(再怎么快,也总长过正常上茅房的时间吧)的反常行为毫不怀疑吗?陈昌浩如果麻木迟钝至于到此时都对开会时叶剑英离开会场良久的反常情形丝毫不做回顾和思索,并对自己可能犯下的疏忽加以补救,仍然让叶剑英安然无恙“没有出篓子”,那么,凭他那点智力和警惕性还能够统帅千军万马吗?

  但当然,质疑归质疑,究竟历史真相如何?那份之后再也不曾露过面的神秘电报到底是有过还是根本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因为张,陈与叶,毛各执一词,且四个当事人都已先后作古,死无对证,恐怕成了一件永无水落石出之日的历史悬案。这也使得世人对叶剑英所谓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的历史功绩如雾里看花一般因看不分明真切而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但话虽如此,我以为即使上述神秘电报是并不曾存在过的,毛泽东说叶剑英“大事不糊涂”仍然可谓有识人之明且恰当无比。理由如下:当时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由意见相左而到相互对立,张国焘依仗着四方面军人多势众,企图逼迫毛泽东所率的远为势单力薄的一方面军受制于己一同南下的动机和用心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他以一条小河涨水,部队难以渡河为借口,下令他所在的左路军停止北上,掉头南下,并多次发电报给右路军负责人陈昌浩徐向前和随右路军行动的毛泽东及党中央,催促右路军一同南下的作为,使得毛泽东对张国焘的用心和动机深怀疑虑也是不难理解,符合情理的。毛泽东绝不会容忍因为一方面军势单力薄而受制于张国焘并随其一同南下,为了贯彻中央早已定下的北上的战略方针即使使得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也在所不惜。然而从政治上说,主动将一方面军拉出,造成红军合而又分的局面,终究难免要承担分裂红军的骂名(事实上,张国焘在毛泽东拉走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后,在四方面军中也是这样宣布毛泽东等人分裂红军的罪名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一个使得一方面军迫不得已而出走的正当理由或借口就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叶剑英雪里送炭送来了那份神秘电报,即使那电报是子虚乌有的杜撰,那杜撰的电报也因为被需要而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说叶剑英“大事不糊涂”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评价。与“大事”相对应的是“小节”,比如,如果因为需要而子虚乌有的杜撰一份并不真实存在的神秘电报的行为,就只能算是“小节”,“大事不糊涂”的潜台词,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小节不拘泥”。从这一点上说,无论那份电报的真实性如何,叶剑英都名实相符担当得起“大事不糊涂”的评价。(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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