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 “告密” 一词因着国内的一系列学生告发老师的事件而成为热词，这让我想起自己被人告密的两件事。

第一次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还被称为红小兵。第一年选红小兵，我是班里被选中的几个之一。戴着红领巾的孩子自然觉得与众不同，其他孩子看着我们也自是眼红嫉妒。有一次我和一个要好的朋友玩耍时，他说了几句艳羡我的红领巾的话，我就故意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这红领巾有啥稀罕的，等我把它扔到茅坑里去。” 结果这玩笑话转身就被他报告给了班主任。我现在还记得被叫进办公室时老师那张怒目圆睁的脸和不断开合的嘴巴。一直以来的好学生还是第一次见老师冲自己发火。大概是因为太过惊恐的原因，她训斥我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放声大哭。这也算是我的一个计策，因为自己的反动言论证据确凿，无法否认，也只好以哭来博同情了。女老师也真被我哭得心软了，加上我平时又是好孩子，也就没有追究我。她也没有向上报告我的反动言论，因为以后再没有老师提起此事。告发我的那个孩子后来也戴上了红领巾，我们还在一起玩儿，但我从此多了城府，知道说话要小心，有些话要烂在肚子里，即使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讲。

第二次被告发是在大学里，在89年的春夏之交。五月的一个夜晚，不知从哪里听说解放军要进城，有人呼吁大家出去拦截，于是就和几个同学骑着破自行车出了校园，大概是奔着颐和园的方向去的，还真遇上了要进城的戒严部队。当时已经有学生，市民（大多是老太太），在一条不宽的路上堵住了部队的来路。士兵没有带枪，后来到处打枪的事还没有发生，所以面对士兵我们都不害怕。眼看他们在前面整队并且每排都开始把胳膊挽在一起，我们这边也赶紧布防。不知谁出的主意，要男生站前排，老弱妇女站后边，也像士兵一样挽起手臂来。然后士兵就冲了上来，只一瞬间，我们就被撞倒，压在了他们身下。而我们身下立刻传出老人家尖利的呼叫。压在我们第一排男生身上的不是一排士兵，而是一摞年轻的小伙子，因为我感到自己胸部被压得喘不过气来，脑子里掠过就此要死去的感觉。我们被压的时间不长，但感觉却像是很久很久。终于，我们身上的人挪开了，我们也爬起来了，但呻吟哀哭的老人家却有起不来的。接着双方就撕扯在了一起，有板砖飞进戒严部队，打破了一个年轻士兵的头。然后部队后退，我们也就回了校园。

这是在六四前自己唯一一次和戒严部队短兵相接的经历。

在生活回复原来的轨迹后，上面要求每个人交代六四时都做了什么。但学校似乎没有打算很严厉地审查每个人的经历，同学们也就能不说就不说，能少说就少说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自己那晚的经历竟被一个朋友报告给了辅导员。这个朋友是入党积极分子，平时话不多，待人蛮友善的，我始终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多事，告发我。好在这个时期老师们很保护我们，加上我这样的经历在那时更是不值一提，所以辅导员和我说了说也就过去了。虽然当时对这个朋友很恼怒，因为没有受到处罚，所以也没有和他反目成仇，只是偶尔想起此事，有些悲哀，觉得做人、做友不该如此。

告密是一剂毒药，被告密者是直接受害者。我有幸被人告密而没有受害，全赖老师们的宽宏厚道，他们的慈爱解了告密之毒。我不知道告密者的内心会不会被这药毒害。如果会的话，他们算是告密的间接受害者了。从更大的范围讲，告密对社会的毒害更甚，它杀死了人们彼此的信任和友爱，在人的心中种下自私和怨毒。好在解药还是有的，那就是宽仁 -- 掌权者的宽仁。那些有权处罚被告密者的人们，他们有一天会发现，对别人的宽仁，实际上是对他们自己的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