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齊魯文化、燕趙文化的撲面而來，關東文化不可能沒有絲毫戒心，也不可能沒有移民與原住民的矛盾產生，如《黑龍江述略》載：“而僱値開墾，則直隸、山東兩省為多。每値冰合之後，奉吉兩省，通衢行人如織，土著頗深惡之，隨事輒相欺淩。”奉天《安廣縣鄉土誌》（今吉林白城）記載：“縣屬未經設治以前，蒙古未諳耕種。徒資牧養，一片荒蕪。嗣經漢民來境墾種，公旗得獲租利。然因族類各異，言語不通，情意未能浹洽，蒙古多欺淩之，迨光緒三十年，奏準委員勘荒，招戶領地。客民聞風而至，蒙古亦漸事稼穡。”另有資料曰：“在東北山東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幾輩以前就去了。有時小孩子們打仗，生在東北的孩子罵山東剛去的孩子為‘山東棒子’。其家人出來就揍那罵人的孩子，說：‘你爺爺也是山東人’。”“山東棒子”的語源，就是來自於原住居民。

當解禁之後，雖然“關”是不再需要”闖“了，但此語卻固定了下來，一直流傳下來並被使用到今天。伴隨著關東地區的逐漸開放，出關謀生者，日以衆多，年增歲長，蔚成大觀。關東開禁，對朝廷和流民雙方而言，官有章程及管理機構，雖然手續及費用並非繁重，但民人仍有不少避開官府私墾土地，此爲小民之本質。奉天省渾江以西地區在同治八年就查出“窩鋪”七千四百余所，男妇流民四萬四千三百余人。窩鋪乃官話，俗稱窩棚，是爲開荒而臨時搭蓋的簡陋屋舍。為什麽私墾之民如此之多？因為闖關東者幾乎都是難民，都是在原住地因天災、人禍、兵燹而無法再維持正常生活的流民。當時的《申報》曾報道：“前有一日，山東海舶進遼河者竟有三十七號之多，第船皆有難民二百餘人，是一日至牛莊者已有八千餘名，其餘至其它上碼頭者尙屬日日源源不絶。”這股移民大潮使關東地區特別是遼河流域的人口大幅增加，據統計奉天地區的移民在此時期不少於五百萬，這對該地區的經濟繁榮起到了絶大的作用，使其越來越接近於中原的水平。

“闖關東”流民眾多，落地生根者年年增長，移民佔壓倒優勢，中原文化喧賓奪主，這樣勢必造成中原文化對以滿族文化為主體的關東文化的同化局面。關東文化在中原文化的包圍之下，只能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同化”向中原文化看齊，所謂“漸效華風”就是指的這種現象。當時有人言到：“到了今日，旅行滿洲者，從遼河口岸直達黑龍江，至多只能看見從前遊牧人民的一點行將消滅的殘遺物跡而已，他們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滿人幾與漢人完全同化；他們的言語，也漸歸消滅，轉用漢語了。”原有的關東文化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價値。

對今天的遼寧和吉林地區而言，滿清末年的這次開禁受益最大的是當時的奉天省，包括以前一直嚴格封禁的地區，如鳳凰城、安東、通化、柳河、桓仁、寛甸、輯安和臨江等，這些地區在明代和以前的各朝各代都被稱為東邊外地區，屬於化外之地、蠻夷充斥。從實際情況而言，鳳凰城、安東等地在開禁前已經有大批的私墾流民進入，《穆宗毅皇帝實錄》載，同治時期該地區聚集甚眾，其社會活動中已有建廟、演戲、立會等。而《奉天通誌》亦記載有：“省東鳳凰、靉陽、鹼厰、旺清門、四邊門外南北千有餘里，閑荒之地，遊民開墾多年，漸成村落，人民繁庶。”這説明在當時雖然明示是全行開放懇殖，但該地區已無大段閑荒可供移民了。

對關東移民與原住民而言，文化的封閉、排他乃至衝突是相對的、暫時的，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才是大趨勢。就關東歷史上文化的交流、融合來說，流民确實是作為重要的媒介；兩種相異的文化相遇，由於反差甚巨，在開始時原住民和新移民通常是分隔而居的，經過隔閡、抗拒、滲透、衝突，才能逐漸達到融合。如原住居民的群體素質，包括平均文化水平、觀念層次、社會活動能力等較新移民群體素質為高時，那麼，其融合的過程就表現為原土著文化對外來的異文化進行改造、同化的過程；當移民數量大大超過原住居民，這時外來文化就有可能喧賓奪主，並對土著文化產生影響，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環境的改變，文化也在發生變遷，即已與原藉地文化有了區別。相反，當流民數量大大少於原住居民、群體素質也不若原住民為高，那外來文化就會逐漸失去獨立存在的價値。這一點在今天的北美移民中仍然適用，比如唐人街、中國城的華裔在融入本地文化的過程就和其它區域的華裔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