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古塔的其它官員不但也爭相聘請這些文人教導自己的子弟，而且還對其十分照顧，依照其能力，盡量安排。若是可從事耕墾的，則聽任他們開墾土地；對於有經商能力的流人，也積極鼓勵其從事貿易活動；更有那被官員相中而聘爲幕僚，可參與當地的軍政事務。偶遇災年，當地的官衙對流人也能做些“解衣推食，得免飢寒”，“以米相餉，翳桑餓人，幸免溝壑”的事情。從這些事情上看，雖然他們是“罪犯”的身份，但滿洲八旗統治階層也並未將其排除在外。

這樣一來，雖然是在流放地，那些文人的本性就又暴露了出來，吟詩作文等文化活動就越來越變得活躍起來，比如方拱乾好寫詩，據載在寧古塔仍“無一日輟吟詠”，他以“何陋居”命名自己的草屋，幷將自己在寧古塔流放期間寫的九百多首詩編為《何陋居集》，這是黑龍江現存的第一部詩集，上文這首《遊東京舊址》就收錄在這個詩集中。張縉彥還曾發起由七位流人組成的黑龍江地區的第一个詩社“七子詩社”。吳兆騫、姚其章、錢威都是詩社的主要成員。與其罪犯身份不同的是他們的生活情趣依然不減流放前，詩社“分題角韻，月凡三集”，“談詩論史，每至夜分”。吳兆騫在給其友人顧貞觀的信中道：“舊遷客三四公，皆意氣激昂，六博圍棋，放歌縱酒，頗有友朋之樂。”

這些人中的作品裏都有關於當地風土人情、自然景觀和前人古跡的記載和想象。方拱乾所記之“東京”就是最重要的一桩，這個“東京”在今天仍然被學者和專家們爭辯著，似乎尙無定論，但那時的流人們憑著殘磚、破瓦、丘墟、荒城和歷史知識硬是給構建起一段“東京”故事。

這個故事幷不太復雜，流人們到達寧古塔後，聽當地人傳説該地曾為古代都城，名號“東京”，於是他們就去探幽覓古。這一探查就發現該遺址确非一般，就如上文方拱乾詩中所言，應該是“前王故宮址”。“東京者，在沙嶺北十五里，相傳為前代建都地。遠睇之，蓊鬱葱菁若城郭，雞犬可歷歷數。馬頭漸近，則荒榛蒙葺矣。”遠看氣象不凡，但走進去卻見頽墻長著荆棘和枸杞，車道的軌迹布滿了苔蘚，象油脂一様滑，橋雖塌但畱下了垛柱，一片蓁莽荒穢、殘破蕭條的景象。但仔細察看仍可見天街蕩漾、南面明堂，階墀陛墄、寢殿回廊、平臺柱礎、金刹古佛、石塔殘碑。流人們稱這座古城為“火茸城”、“古大城”、“東京”、“東京城”等，用得最多的名稱是“東京”和“東京城”。他們推測這座古城是金代的上京，幷由此而創作了大量的作品，今天有些人説此遺址是唐代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遺址。不過這對我所敍述的內容幷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時的流人們是如何認知的。

對那些流人們來説把這座遺址定為金代的上京似乎更合乎他們的想象和情感所在，也符合他們的政治表達。因為他們由此可以聯繫到另一個歷史故事，它是發生在距今近九百年前的靖康之禍。靖康元年年末，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開封)淪陷，北宋政權就此土崩瓦解。轉年春天宋徽宗、欽宗及一批宋人被金兵押解由汴京至關東的五國城，開始了囚禁生活，漢字寫的歷史稱這個事件為“北狩”，亦就是平常所説的“諱曰”。據史書記載，此“北狩”隊伍於天會六年（南宋建炎二年）抵達金國都城上京，徽宗、欽宗作為戰俘向金人祖先獻祭，以屈辱的“牽羊禮”進行受降儀式。因而金上京和五國城分別見證了金代的繁盛輝煌，也記錄著北宋的恥辱與衰敗。

滿清從建國就開始重寫歷史，努爾哈赤在樹立政權合法性的過程中，尋找到以金爲祖源文化作為構建族群歷史及身份認同的途徑。對於取得宋金戰爭解釋權的滿清統治者而言，除了為自己塑造正面形象和正當性，也必須著手整理前代有關女眞族的集體記憶，甚至建構另一套論述來取代原有的事實。在此過程中自然會出現大量的知識與歷史記憶被壓抑下去，記憶空間需要重新規範的事情，有的要塡充，而有的是一定要抹除掉。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本就被剝奪政治權力的漢族流放文人對於宋代北狩事件大多都保持了緘默，因爲這個事件絶對有關漢人祖宗臉面。但對滿清祖先的歌頌，似乎是沒有問題的。

在寧古塔發現的金上京和北宋二帝所謂北狩的所在“五國城”是相鄰的，這些流人反復遊覽“金上京”廢址，在詩文、遊記中想象、建構金朝，試圖梳理出金、後金、女眞及滿洲一體同源的歷史敍事，將位於帝國邊緣的寧古塔一帶區域形塑為滿清的發祥地，再現滿族群體記憶中的神話景像，以此作為迎合滿清統治者以及尋求自我存在價値的手段方法。不過滿清統治者嚴格的言論管控使得這些流人對於徽欽事件的書寫變得委曲而隱秘，此所謂“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粱謀”。如果仔細體會的話，從字裏行間亦可以讀出流人們幽微難言的心境，對舊朝的哀悼及臣服於滿清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