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75岁了，却在医院里无知无觉地躺了两年多了，不清楚她如果来多伦多与我同住会不会比这结果要好。

三年前（2013）就渐渐不适，头痛像感冒的症状。吃了大把的治感冒药也不见好，我把拿回的感冒药给她吃，她说这药好，不痛了。不料回来后就听姐姐说妈妈住院了。以前每次探亲回来，妈妈都因病住院。亲戚们都说，这是想儿子想的，儿子走了给闪病了。但这次不同，到市里住了一个月的院，天天吊瓶。并且CT，磁共振做了，医生们也没发现任何问题。出院回家病却一天重似一天，有一次下楼梯差点后仰过去，幸好被路过的邻居接住，只能就近入了县镇医院，仍然没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半年后，姐姐说准备到北京协和医院诊查，我很高兴，毕竟是国内最好的医院。我急切地又一次回国，想尽一切努力让她转危为安。到家姐姐说联系到沈阳住院了，得到结果再想办法拿到北京找专家看。言下之意我也清楚，协和必定是预约困难，全国人民有重病都到这一家医院，情况可想而知。沈阳就沈阳吧，只要能医好病。马上坐高铁到沈阳医院，确实是大医院，医院大楼下面满是密密麻麻的小吃部，医院里面人山人海。等电梯时，左右一会就围满了人。电梯门开后，里面也是满满的。外面的人急切地直接往里闯，里面的人就只好从旁边的一条缝隙缓慢地出来，腾出空来，从另一边才能缓慢地进去。

看到妈妈，二姨正在给她喂饭，她还认得我，看到她比以前瘦了，我忍不住流泪。医院只管看病，医护都是自己找人，这样姐姐找来二姨，三姨同到沈阳看护。好在我们家亲戚多，姥姥19岁就把1岁妈妈给了养姥姥，她再生了9个姑娘，2个夭折。于是我有了七个姨，还有养姥家的四个姨，常联系，都没忘记妈妈，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当然我俩要出钱，亲戚也得生活的，我们就当自家人花销。在医院吃饭也是个问题，虽然有食堂，但过惯一辈子节俭日子的三姨嫌它太贵，“几片菜叶就十多块钱”，就去楼下的私人小吃部买。稍稍便宜一些，也不好吃，出门在外，将就吧。

沈阳的医院比市里的高级不少，入院就做了脊髓穿刺，在市，县里是从未听说的，以后知道这是诊查脑部疾病最常见的手段。脊髓穿刺的结果是蛋白高，氯低，血糖高（有糖尿病）。不幸的是这些都不足以看出问题，每天只是打一堆脑部营养点滴。两周后告诉这病可能是脑结核，也可能是癌，更不能排除的是脑炎等等，这里床铺紧张，需到县所属医院不停地穿刺观察。没有结果就赶人，姐姐很是生气，同时检讨没找到硬关系，当初着急只顶了物品，没上钱。被人撵也没办法，想想走之前先排除一个吧，联系结核医院专家来看一下，结果联系好的专家等了一晚上也没见人影。我们四个人只好在沙发小床上合衣对付一晚上，同时晚上照顾妈妈起居。

第二天我们决定推妈妈直接到结核医院，不能再等了，还要联系车回去。到楼下，在窄小的道边等出租，川流不息地车辆中好歹有辆停下来，愿意拉带轮椅的。道窄，车小，四个人好不容易给妈妈架上车。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一栋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心想这个国家根本不缺钱，就是不往正地方用。到了结核医院，照样是屋棚爆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找到医生，上了贡品。医生瞅了瞅妈妈摇摇头说，这不可能是脑结核，脑结核的人这么长时间早完了，抬不过来的。至于什么病，那只能到其它医院，这里是专科医院，责任到此。

雇车回家，一路上妈妈被颠簸地吐了好多次。我家在三楼，又找人背到家里。在家中护理，一个人顾不过来，白天找来大伯家的四嫂和我一起照顾吃饭和小便，大便。她已经不说话了，约么3个小时就抬下床坐半小时，大部分时间都还能顺利排尿。晚上姐姐和姐夫，或者我醒了，一起抬下床坐半小时。这期间还麻烦的是，赶上县里暖气分户，即为了对付不缴费的，把公共管道分流到各家。开始干的那天，家里简直是成了建筑工地。只好把几个姨姨喊来，工人干完一个房间，大家马上上阵，收拾干净，再把妈妈抬进去，倒出的房间继续施工。屋小，人多，尖锐的电钻声在闷热的夏天更加刺耳和让人心烦，加上干活的工具，管道，尘土，又是一个乱上加乱的一天。

妈妈的病情是一天天转严重。找来大夫，在家里又做脊髓穿刺，取出脊液，到县医院检查。县医院告诉没做过类似检查，不知道如何做。送到市里的医院，结果与沈阳的没两样。觉得不能这么下去，就按结核治吧，因为按目前的认知水平，还是怀疑是脑结核，不相信沈阳医生的说法。医院想不出办法，就在家里注射了两周治疗结核病的吊瓶。打完这些吊瓶，晚上呼唤她张嘴刷牙都没有反应了。和姐夫商量了一下，在家里还不是办法，就到结核医院吧。

打车到县结核医院，外观是白白整洁的大楼，楼前还有花坛，规划不错。房间在二楼，只有楼梯没电梯，还得人把妈妈背上去。到屋里一看，真是内外有别。满是污迹的墙面和屋顶，床架锈迹斑斑，没有几个起床手柄能摇起来。床垫被以前患者吐得满是大块的油污，被面已是黑得洗不出来。走廊里到处是黑瘦黑瘦的肺结核患者，乡下人居多，大部分是男患者。肺结核患者是要时常咳嗽的，咳嗽完顺口就把痰吐到走廊上。整个楼只有一个女清洁工负责，没有休息日。也可怜了医生护士们，戴着厚厚的口罩穿梭于患者和各个病房之间。在这里是雇不到人来护理的，没人愿意来。我们决定白天由四嫂和几个姨姨轮流护理，晚上姐姐和我照顾。姐姐买了大量口罩，给每人带上。晚上由她出去刷饭盒，到尿，说结核病易传男不传女。虽然医院里不关灯，但晚上必须关灯睡觉，到时再打开，不然屋顶和墙壁上的污渍实在是太影响睡眠。

每天扎很多吊瓶，这个医院不会埋一次多用的针管，有几个吊瓶就扎几次针。有一点在结核医院治疗不同的是，是使用椎管用药，即脊髓穿刺的同时把药注射进去，隔一天一次，用了大量的激素。同时做化验，但让人抓挠的是，这个医院化验单的指标与沈阳的结果竟无法匹配对比，无从做出比较判断。因为使用了激素，治疗前三天状况很好，能吃，还能说几句话。第三天，喂了一小片桃子，她说这是平生吃到的最好的桃子，这是最后一次说话。紧接着情况转糟，两周后连张嘴吃饭都不会了。中午找车立即转进市医院，同一天我签证到期，无奈返回。

以后姐姐说采用鼻饲，又在医院做脊髓穿刺，查出来是引球菌，即引球菌性脑膜炎，但用药并不理想。同时因为长期卧床，造成肺部感染，喉部切开排痰，不然人会窒息。在普通病房住两周后，不得不转到重症监护室。同样在重症监护室也只能住两周，就只好转到县医院维持生命。

两个月后我又回国，因为姐姐说病情转急。在县医院看到了妈妈，手臂上都是打吊瓶的针，鼻饲进食，导尿管排尿。由于打针太多，不得不在大腿上手术埋针。心脏急速，不停地咳嗽，从切开的喉部喷出带血的浓痰。发烧不断，肛栓，药，退烧针轮番上阵。又做了脊髓穿刺和CT检查，结果和以前沈阳的相同，但没发现引球菌，开始脑积水。头一次知道国内照CT时，需要家属在CT机前伺候（应该有辐射），我要留下，姐姐坚持让我出去，她在旁边。护理的工作量变大得许多，需要雇护理工人帮忙。护工也是游击队，没有专门的训练，在医院从事类似工作久了就叫护工。不是十分好找，高价请了一个中年女的。开始干得还不错，她自荐搭伙（同居伙伴）来一起干。两人干一段时间就厌倦了，当着我们的面也吵架。人一离开，就都到小床上躺下。害得姐姐每天晚上下班住在医院盯着。以后听她同行们讲，她经常给妈妈打入扑热息痛，导致少发烧，她就省事了。即使是请她们,姐姐和我也是跟着一起干，她们不太专业和敬业，忙不过来。这样一个月后，他们不愿干了，嫌太累。我们只得又就叫来大伯家的四哥四嫂以及众多的姨姨跟我一起，轮流护理。药打完了呼唤护士换药，如果发烧了，打肛栓或药，并且不停地擦身。肚子胀，就戴上手套抠大便。每两个小时敲背20分钟，晚上也不例外，只不过晚上是姐姐跟这些亲戚。冬天屋内干燥，敲背使得手容易皲裂，经常要在手上擦豹油膏。

不知道妈妈还能不能认出我来，身体不能动但发烧减少了。一天大伯家的大姐和我在床边看护，妈妈好像在转头，向着我，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嘴唇要动。旁边的大姐兴奋地喊，老婶，你好了，你可好了！我见状也激动地说，妈，你想说什么？但过了一段时间，看到心跳监护仪显示急促，体温骤升，我感觉情况不妙，这是极度难受地表现。慌忙跑去问医生，医生赶来看说这是寒颤，发高烧的前兆，马上的进行退烧处理，我的希望也从此破灭。

县医院主要也是面对乡下的，因为人们都喜欢到上一级的医院碰碰运气。这个部门多是中风，脑溢血的患者，医生的主要任务是说服患者，得了这病就是自己种种生活不当引起的，药是没招了，两周后即医保到期就出院吧。因为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检查，像脊髓穿刺什么的。患者大都十分高兴，感谢政府终于可以住上院了。两周也是清洁工的周期，把用过的药盒，药箱摆到走廊上打包处理，换成现钞，那时的医院好像是垃圾收购站。

我知道姐姐叫我回来是准备后事，但妈妈出奇意外地挺过来了，病情稍显稳定。这时姐姐缓了口气，找到了更好心的护工。她催促我返回，因为我家里也离不了。七姨经常在人面前夸我俩孝顺，我没说什么。我想真正孝顺的是应该使妈妈在我身边，但由于许多原因而没有，我是内疚的。从小到大，妈妈对我们付出了无尽的爱，我们这样做，不是给别人看，只是想把爱再传递回去。我们在尽我们最大能力不让她受苦，即使倾家荡产，虽然她不可能不受苦。她活着，妈妈就在，但她在受苦。半城的人都认识她，那么要强，那么好心，每天到医院看的人络绎不绝，但上帝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