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初秋，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工宣队进驻下对68届毕业生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当我得知分配到陕西省延安县后，即刻打理行装，离开出生地上海。

 

离开时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经历文革两年的动乱, 面临家破人亡的我，有一种想尽快逃离的感觉，离开那曾留给我无限欢乐而如今却让我倍感伤痛的玫瑰别墅、想离开那曾赋于我梦想而如今面目全非的大学、想离开曾志同道和而如今反目为敌的朋友。另一方面要面对的现实，是必须为每个月可领取的48元人民币而走，因为病床上的老父和二位年幼的弟妹还等着我这份工资生活下去。

 

从上海去延安，要经过西安，辗转矿都铜川。我因身上只有5元人民币，住不起旅馆，只能在铜川长途汽车站的凳子上坐一晚。第二天一早乘长途车前往延安。八小时的颠簸，翻山越岭，经过黄陵、洛川、甘泉，傍晚6时左右抵达延安市城东的长途汽车站。抬头远望夕阳中的宝塔山，仿佛如梦初醒，自已原来脚下踩着黄土高原。经过八小时的长途跋涉，从头到脚朦上一层黄土，象一只刚钻出洞口的土拨鼠。

 

次日，去延安县委组织部报到。问我有什么要求? 我答:“希望分配到能进行外科手术的卫生院。”那位干部看了看贴在墙上的延安县地图，晃了晃脑袋，用手一指无奈地说：“你就去麻洞川卫生院吧!那里有个卫校毕业的高院长，他正需要人手。”没想到，就是那位老兄的手一指点，我的人生与延安南川的麻洞川村产生了难忘的十年之缘。

 

麻洞川位于延安县南川，距延安市二百多里山路。我乘坐的长途车是一辆解放牌卡车，无蓬顶和无坐位，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我几乎吐尽了胃里的一切，到达时，已是脸色苍白、四肢无力。然而，让我惊讶的是这里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空气清新，顿时，让我精神振奋。

 

卫生院位于山坡上，一排窑洞，四个是职工宿舍，四个是医疗室。从喧哗的大上海来到这个穷乡辟壤的小山沟，真不敢想象这世界上还有如此贫穷和安静的地方。每天只能看到一辆长途公交车从延安市开来，送来三天前的报纸。卫生院有两位西医，两位中医，一位护士和一位助产士。我们白天看门诊，晚上还要出诊。因为没有电，晚上靠油灯处理急诊。每次出诊，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来回一百多里路。半夜出诊时老乡会肩扛斧子，以防野狼偷袭。每遇到寒冬，大雪纷飞，只能徒步。当地农民住的窑洞都盖在半山腰里，雪天出诊最艰难的事就是爬山路，往往是爬三步滚四步，弄得满身是雪，汗流夹背。爬上山坡，推门进窑洞时，往往后面跟着猪和鸡。窑洞里一片漆黑，完全靠小小的油灯来做捡查和打针换药。当地的农民淳扑勤劳，世世代代住在山沟里，种的是高梁、玉米和篦麻。不少人连火车是啥样都不知道，更别说什么飞机和轮船。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大上海的我，这时才明白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贫困人们需要救助解困。我学医的目的就是要救死扶伤，这个穷山沟正需要我这样的专业医生。山沟里来了一位上海医生的消息很快传开。每当我骑着自行车出诊时，常常听到站在半山腰上的老乡向我吆喝:“上海医生!来我家坐坐呵!”。当时，这里十分贫穷，老乡看病很困难，小毛小病就扛一下，大病就听天由命了。
 

 于是，我决心在卫生院建立外科手术室，使当地患重病需手术的老乡不必等救护车送往延安市。开展腹部手术的关健是麻醉。但单靠局部麻醉又不够。于是，70年利用回沪探亲之际，我前往华山医院进修一个月麻醉，徐震邦主任亲手教我硬脑膜外腔插管麻醉术，他热情无私地把要点传授给我，使我短期内能掌握这门技术。

 

为了开展外科，卫生院必须要有一些设备。于是，我走遍上海各大医疗设备厂求助帮忙。没有经费怎么办?只能打出老革命根椐地这块招牌，免费取走。我先后在工厂的支持下，搞到了一台小型X光机、轻便塑料手术床和各种外科手术器械。有了这些简陋设备，我们就能在麻洞川卫生院做一些简单的外科手术，如疝气修补术、阑尾切除术和甲状腺切除术等，使普外科病人就不必去延安市，节省了农民的时间和费用。陕北老乡对我这位“上海医生”是充满敬意和友好的。那个时代，没有红包，也没有医闹，有的只是我们医务人员的良心、责任与职业道德。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每月仅领48元工资，十年没加薪。平时要自己劈柴，去井里打水。卫生院每天只供应两餐，吃的基本上是白菜炒粉条和窝窝头，逢年过节才能吃到一碗白面面条。可是，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每天的生活是充实的。每当我出诊时陕北老乡总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我。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奶奶在我为她媳妇安全接生后，端着一碗水煮蛋让我吃，共有12颗，这是我一生中蛋吃得最多的一次。至今永远难以忘怀。工作之余，没有电影院，也没电视机，晚上能用短波收音机偷偷听美国之音，这就算是最美好的娱乐了。记得阿波罗登月的惊人消息就是我在这山沟里收到的。

 

陕北行医十年，是我一生中极其珍贵的经历。让我懂得了人生道路的坎坷艰难，让我明白了做合格医生应恪守的医德，让我体会到事业有成，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决心和职业信念。今天，对80后，90后这一代年青人来讲，我们这一代的经历犹如天方夜谭。对现代的年青人来讲，这一时段的人生应该是最欢乐最疯狂的。整天可以玩电脑，发短讯。工作之余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观光、欣赏美景。可是，我们这一代那十年却在穷辟的山沟里渡过了。虽然，我们失去了青春与欢乐的时光，失去了致富的大好年华，失去了取得深造和更高学位的机会。但是，这十年我的经历是无法用金钱能买到的。可以说，陕北农村十年的行医尤如在哈佛的十年，不同是，前者造就了一群默默无声的普通合格医生，后者造就了一群世界瞩目的社会精英。

 

1978年，我结束了知识份子必须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日子，调到延安专区人民医院担任胸外科医师。离开麻洞川的那天，当去延安的长途汽车缓慢驶离时，我看到自己培养的年青外科医师小阎及同事与乡亲们，在向我挥手告别，我深信外科工作在这山沟里会更加发展。而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踏上了我人生另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