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的我
人的一生如戏.更如梦，梦醒时往往想把美好的永远留下,把可怕的尽量忘却,现在正清醒的我匆匆提笔努力记下一切,有美.有丑,都如烟云.
正文
上海玫瑰别墅的往事拾遗
作者 郁定国
2014-03-06
我出生在上海玫瑰别墅。那是抗战胜利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早上,农历新年的第二天,1944年的正月初二。
上海西区靠近霞飞路(现名淮海中路)的西边穿过麦琪路(现名乌鲁木齐中路)在白赛仲路(现名复兴西路)中段44号座落着1940年由孙科的二夫人兰妮通过上海地产大亨杨润身的资助投资建造的一个别墅式弄堂，号称玫瑰别墅。别墅有7幢各种式样的三层楼洋房组成，每层作为一个独立单位，大约100平米左右，内有二睡房、一个大客厅、一个餐厅、一个卫生间、一个保姆间和一个贮臧室。每间睡房内都有壁橱。每幢楼都坐北向南，因此阳光满溢，尤其是阳台,相当宽敞。7幢楼房设计各不相同，每个单位的佈局也各有特色。每幢楼的用料上等,钢窗柚木地板,光洁明亮,即使共用楼梯也保持一尘不染。记得小时候帮阿姨用沉重的钢丝打蠟拖把拖地板的任务就落在我和弟弟肩上。一楼有花园,用枪篱笆与外分开。柔柔阳光透过篱笆缝隙,隐约可见园子里的花木草坪。涂了黑柏油的枪篱笆由竹子编织而成，密实且高大。通过枪篱笆的细小空隙,让大自然连为一体,保护了隐私,也使环境更自然化。这样的设计在40年代是一个相当环保的理念。相比如今的玫瑰别墅,花园由坚固的水泥围起,使弄堂显得狭窄,令人有种窒息感。当时,弄堂的最后有一排汽车库,解放后私家车减少,汽车库空置,于是外地游民把它们作为落脚之地在此居往。
据我的回忆,解放后玫瑰别墅归房管局管理，租客有一部份由文化局分配，2号三楼住得是电影名星金焰与秦怡夫妇,6号二楼住着越剧名伶徐玉兰一家,7号二楼住的是歌唱家周小燕和其丈夫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张骏祥先生,令我最难忘的是住在5号三楼的上海交响乐团园号演奏家韩铣光教授,因为我家朝北的窗口面对5号,所以,他每天吹练莫扎特和布拉姆斯的协奏曲,低沉而纯厚,佩伴我渡过了我少年的烦恼和傍惶。
当时玫瑰别墅的大门是现在的一倍之宽,包括了现在2号花园围墙的南侧。从弄堂前门进入有一个S型弯道才能看到整个弄堂,7幢不同型状的楼房即刻出现在眼前,这种设计又是玫瑰别墅的特别之处。弄堂前门是黑漆木制大门,左边有一个小门,每夜12点后弄堂大门关闭,夜归者必须敲门,叫醒看门大叔。当时,在大门左侧筑有一个小屋,内住看门大叔一家,他们扑素勤劳,亲切待人,给我幼年留下深刻影响。大门的右边有一只大垃圾箱,收集每家垃圾,次日由看门大叔处理掉,又算是当年的环保措施之一。当时玫瑰别墅的前门有一个斜坡,用花瓷石铺成,色彩鲜艳的玫瑰别墅四个大字显尔易见。斜坡是为了防汛,使弄堂高出马路2尺之多,又是设计中的妙处之一。
由于玫瑰别墅的独特设计,在上海建筑界享有名气,我记得每年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老师都会带一批批学生来此参观学习，
我在玫瑰别墅的弄堂里渡过了欢乐的童年,与小朋友们一起造房子,踢毽子、打弹子、跳绳子和学骑脚踏车,从三只轮子的一直骑到永久牌双轮自行车。转眼就到了进大学的时代。
文革时代的玫瑰别墅如同一朵玫瑰花一样被狂风暴雨摧残。从1966年夏天开始,玫瑰别墅里充满阴沉和恐惧,一批批的抄家大队开进这条走资派与反革命份子居住的弄堂,翻箱倒柜破四旧。我记得某位资本家的花园被挖地三尺,据说地下埋了金砖。7号周小燕老师的练歌声消失了，5号谢姐姐的优美钢琴声消失了,韩铣光老师吹奏的园号声消失了,代替而之的是造反派敲锣打鼓的震耳之声,让人心惊肉跳,听之颤抖。玫瑰别墅的佣人也开始造反,居委会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联合开批斗会,充满恐怖。我母亲徐启华是上海世界小学(当时改淮海中路二小)老师,1968年6月3日经受不了文革压力在学校跳楼自杀,当时只有55岁。当天晚上玫瑰别墅的3号楼下就贴出一张罪该万死的大字报。我在这风雨交界的夜晚抬头望着这一张对我如此善良母亲一身的判决书,心如刀割,泪流满脸, 悲痛万惧。从此以后,优美的玫瑰别墅从我心中永久消失了。
出国10年后,1995年我重访旧地,寻找记忆中的玫瑰别墅。当今的玫瑰别墅面目全非,狭窄的弄堂门口已不见花瓷石铺的斜坡,坚硬的水泥围墙代替了枪篱笆,已变狭窄的弄堂停满了私家车.我感到惊讶、窒息和失望。阳光依照灿烂地照耀在涂上不同色彩的7幢楼房,然而我心中的玫瑰别墅已永远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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