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南海对峙已越过外交政治的界限，正迅速进入军事对抗阶段，评估其风险的准确度，取决于对中美双方的战略思维和决策过程的透视度。美国的思维逻辑简单但清晰，行为方式粗暴但有力，战略目标片面但具体，因此，其决策过程相对快捷，对抗强度相对激烈。此外，在对亚洲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时，美国一贯戴上种族歧视有色眼镜透视对手，深受“黄祸论“的潜意识影响，替西方文明而战的虚妄道德情怀更加强了盲目动武的冲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对韩战投入极大数量海陆空兵力，对越南投下比整个二战总和还多的炸弹，都证明了美国超限度使用武力背后的种族灭绝式的施虐狂。而对付同文同种的对手，美国则相对表现出克制和理智，因为，那是宗教分支不同的白人之间的博弈，这也是冷战时期美苏斗而不破的一个秘而不宣的要素。

南海危机的风险性在于其不可测性，中美视角的截然不同，导致战略误判可能性增大。首先，南海对美国不是核心利益，适度军事冲突对美国维持亚太霸权利大于弊。南海对中国是核心利益，志在必得，但如时候不到就摊牌，小不忍则乱大谋。因此，一旦冲突升级，对于擅长巧战的中国来说，退让的可能更大。其次，中国的“渐进战略”客观上是量变到质变的”定时炸弹“，前期的相对稳定必然引起后期的激烈冲突。派海警船巡逻钓鱼岛，宣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对抗越南舰船，联俄地中海军演，在中国看来，这些措施是针对美国遏制的适度反制。在美国看来，这是有内在逻辑连贯性的战略挤压，而扩建南海岛屿则被视为“压垮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再次，美国认为，中国尚未取得不惜一战的内部共识，缺乏军事摊牌的必要自信。 因此，早打成本低于晚打，这是经过估算的冒险，其逻辑前提是，只要美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即使在南海失败，也不敢主动升级为核报复。而打常规海空战，美军有足够胜算优势。最后，美国遏制地缘大国崛起的战略既有重商考虑，更有种族宗教信仰体制等方面的非商因素，因此，过分看重中美两国经济的紧密关系对军事冲突的管控作用，是忽视美国发动战争心理动因的片面肤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