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中期广州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广州十三行在引进西方绘画艺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并对岭南绘画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十三行 西洋绘画 外销画 岭南画派

       广州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成为中外贸易、外交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广州十三行在绘画艺术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西洋绘画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促进了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并对岭南绘画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

       一、十三行与西洋绘画传入

       公元14世纪以后，欧洲成为“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清代以前，文艺复兴的重要成果西洋绘画就通过广州非正式进入中国。如意大利耶稣会土罗明坚(Michel Ruggieri)于1580～1583年间(明万历八年至十一年)将西洋宗教美术作品带入广州，“在他的会所里还陈列着许多别样的新奇物品，例如声调悠扬的新乐器，意国的美术印刷品，不特令人奇异印工的美妙，装订的富丽，内中尽是圣母事迹及信德奥理的插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①这些作品用西洋透视方法作画，人物生动，栩栩如生，吸引不少民众和广州画家参观。②罗明坚还将天主教宗教画印刷品扩散到肇庆等地③，成为明清时期在中国内地传播西洋绘画艺术的第一人④。明代晚期西方传教士阿尔法罗(Pierre Alfaro)、利玛窦(Matteo Ricci)、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等人皆通过广州携带宗教性质的西洋绘画进入中国。⑤这些美术作品是非正式流入中国的，主要是用于宗教传教的陪衬，影响是有限的。

       至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朝国力鼎盛，清代社会对美术的推崇和收藏嗜好也达到极致，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发展与辉煌。而同期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也影响清代朝野开始接受西方绘画艺术，使清代绘画呈现出多样性与创造性的传承与创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只保留广州与西方国家海路的贸易职能，直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广州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也成为西洋绘画进入中国的正常通道。粤海关即从官方渠道进口了“油画”、“玻璃镜镶玻璃油画”等西方绘画作品。⑥如雍正六年(1728)至雍正十三年(1735)，广东官员进贡到宫廷的“洋货”类贡品中就有“风琴画、洋画片、洋油画⑦等。乾隆年间两广总督兼任粤海关监督李侍尧进贡的贡品中就有“洋油画小挂屏一对”。⑧乾隆朝文人沈复游历广州后称：“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⑨说明沈复已经观看过以十三行商馆为内容的西方绘画作品。十三行商也成为中国欣赏西洋绘画较早的群体。欧洲传教士马尔科姆(Howard Malcom)1840年造访十三行商伍秉鉴住宅后称：“除了华丽的中式灯笼，(室内)还悬挂着不同规格和款式的荷式、英式和中式枝形吊灯。意大利的油画、中国的挂轴、法国钟、日内瓦的箱子、不列颠的碟子等装饰着同一个房间，并点缀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品、蜡制水果模型和造价不菲的白镴制品。”⑩

       清廷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国人，遇有愿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臣衙门代为具奏请旨，送护赴京。(11)广州十三行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必经中转站和管理机构，众多西方绘画人才通过十三行进入清宫者不绝于途，著名者如热拉蒂诺(Gerardino)、马国贤(Matteo Ripa)、德天赐、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中西美术交流进入繁荣的时代。

       1707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经澳门到达广州，在广州学会了中文，作为画家进入了北京宫廷，最先把西方铜版画传入中国。在北京他参观了之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画家热拉蒂诺的油画室，为此马国贤认为“热拉蒂诺是把油画艺术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马国贤回到意大利后，创办了欧洲最早的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中国学院，为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访华提供了两名能讲纯熟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的中国学生作为翻译(12)，为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13)。

       1715年，一位27岁的意大利传教士和画师经过一年多的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在十三行商馆学会了中国语言和礼仪，给自己起了郎世宁的中文名字，进入北京宫廷供职，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西洋画师。(14)郎世宁在清宫画院处供职一生，将西方油画的肖像画技法带到了中国，为清朝皇家绘制了大量赏心悦目的艺术精品，如1711年(康熙五十年)郎世宁所作油画《纯惠皇贵妃半身朝服象》，简称《纯惠贵妃象》，堪称“东方蒙娜丽莎”，体现了精湛的画技，创造性地发展了中西合璧的全新肖像画风格，影响清代画坛。郎世宁还用绘画记录了清廷的重大历史事件，尤以铜版画《平定西域战图》将纪实绘画推向了高峰。

       1757年，清朝中央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叛乱获得辉煌胜利。为了给自己的文治武功留下生动的形象资料，乾隆帝决定用绘画形式记录这次平叛战况，请在宫中任首席画师的郎世宁带领法国画家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波希米亚耶稣会士艾启蒙(Igance Sichelbarth)和罗马耶稣会士安德义(Andre)等人，根据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部、大小和卓木等叛乱胜利的史实绘画而成16幅凯旋图组画。乾隆皇帝为了珍藏此组绘画，下旨雕刻成铜版画加以保存，送往法国制作，交由两广总督李侍尧负责。(15)李侍尧接旨后，则转交给十三行商完成。乾隆三十年(1765)，由同文行总商潘启与其他十位行商联名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委托法国制作《平定西域战图》组画。乾隆三十九年(1774)法方将所制《平定西域战图》铜版及各印200张铜版画经广州上缴清朝宫廷，历时11年之久。当组画全部制成送抵紫禁城时，参与画稿的郎世宁、王致诚二人已去世，未及见到作品。(16)北京和巴黎相隔万里，是十三行商将这大胆的设想变为现实，在紫禁城与巴黎之间搭建了艺术桥梁。

       《平定西域战图》这套组画用西洋绘画形式描绘中国的历史场面，既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又具独特的史料价值，被视为200多年前东西方艺术合作的经典巨作，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依旧珍藏着这套画作。可见，清代中期广州成为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广州十三行在引进西方绘画艺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中西绘画艺术的融合与交流，推动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二、十三行与中西绘画交流

       十三行不断从国外引进西方绘画人才，广州成为中西绘画艺术交流的通道，也为学习并掌握西方绘画艺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画种、作画工具、表现手法不同，而且在绘画理论、透视要求、构图方式、光暗表现上有很大差别。早在十八世纪中期，广州画家已经开始掌握了西方的绘画技巧。瑞典奥斯克学会会员彼得·奥斯伯克在乾隆十六年(1751)以传教士身份随瑞典东印度公司轮船“查理斯皇子”号抵达广州，他观察到，“若干年前中国人绘画的技艺不高，但近年来因得以见识欧洲艺术家的造诣，他们在这方面已大为进步——尤其在透视学上，从前他们对此是一无所知的。”(17)美国首航广州“中国皇后”号船长山茂召在其日记中评价广州的绘画艺术，说中国的画工和画匠虽然缺乏创造性，但却有很强的模仿能力，总能把西方的画描绘得惟妙惟肖。为此，山茂召还特意在十三行订购一批中国的瓷器，那些器皿内绘有“中国皇后”号的标记、广州十三行风光等图案，这些都出自于广州工匠的巧手。19世纪初，美国画家曾为航行广州的美国塞勒姆市“友谊”号商船画了幅水彩画，广州瓷器画家将此画画在一个直径10英寸的瓷盘上，不仅描绘了“友谊”号的全貌，准确标上船舶的英文名字，而且画中远处还隐约地出现三艘小船，显示运用了西洋绘画的透视技法(18)，说明广州的绘画技术在吸纳西方绘画技巧中得到发展。

       由法国代制的《平定西域战图》铜版画是广州十三行承办并经广州上缴北京宫廷的，故一些广州雕刻工匠得以学习而掌握铜版画的技术。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年间(1775～1820)，北京宫廷再将乾嘉年间的几张战图制作成铜版画时，已不用送到法国制作，而是由在北京的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指导来自广州的工匠成功制作成中国自己的铜版画。

       中西绘画艺术在广州交流的最典型代表作是十三行外销画。十三行的外销画兴起于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达到鼎盛。所谓外销画，就是由广州画家满足来广州外国人士的爱好，采用西方的绘画方法、画笔、颜料作画，带有风俗、风景写生或纪念旅游性质的商品绘画，主要销售到欧美社会，因此称之为外销画，种类有布本油画、象牙油画、玻璃画、纸本水彩画、通草片水彩画、水粉画和瓷器烧造画、壁纸画等。

       十三行时期最有名的外销画家是关乔昌(又名啉呱)和关联昌(又名庭呱)兄弟。19世纪英国画家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长期居住，在澳门、广州、香港等地作画，还招收广州学生传授西方油画技法。关乔昌兄弟1825年成为钱纳利的学生，学习和掌握了西洋画方法和技术。其后兄弟二人在十三行商馆区内开设画室，专绘大量外销画。他们兄弟所绘的肖像画极为生动，所作的广州风景画栩栩如生，具有独特的魅力，大大满足了来粤外国商人的好奇心理和审美情趣，甚得外国商人青睐，使画作销路大畅，生意兴隆，被称为中国最杰出的外销画家。关乔昌五十二岁时作自画像，成为1986年12月香港邮政总局发行四枚“19世纪香港人画像”邮票之中的一枚(面值一元七角)。另一枚面值五元者是钱纳利亲手所绘十三行商胡兴官的妻子肖像，再一枚面值一元三角的中国妇女人像，亦是钱纳利所绘。

       关氏兄弟的外销画市场很兴盛，他们广招学生，培养了一批外销画工匠，临摹关氏画作或复制西洋画家作品出售。在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一带就有近三十间画店，这些画家共同构成了十三行时期广州外销画的创作队伍，为当时外国商人提供足量的外销画商品，繁荣了十三行外销画市场。关氏兄弟还结合了十三行商的商业手段，为招揽外销画生意，在英文《广东邮报》刊登广告：“可以向读者保证，如果他们希望在下一次彗星访问地球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永生，毫无疑问，最好是为母亲、妻子、姐妹、情人、知己留下比他们心目中更英俊漂亮的肖像，只要十五块钱，罕见的传真。”(19)

       19世纪西方医学取得飞速发展，尤以外科、产科、眼科先进，成为最先进入中国的医科。美国海外布道会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遣派伯驾(Peter Parker)牧师以专业医生资格前往中国传教。(20)道光十五年(1835)伯驾来到广州，得到行商伍秉鉴的支持，免费提供十三行内新豆栏街部分房屋，创办了眼科医局，时称“新豆栏医局”，这是广州最早的眼科医院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关氏兄弟曾为伯驾医院中的110名患肿瘤病人画像，这批画像直至今天还保留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Guys Hospital)和美国耶鲁医学图书馆(Yale Medical Library)，成为研究中国油画及医学史的珍贵资料。

       另外一名在十三行开设画铺的外销画家关作霖(英文名Spoilm)，也颇负盛名。(21)他曾用西洋水彩画笔法为行商潘有度绘肖像，1800年被美国人普罗雄登斯购买收藏。保留在波士顿由私人收藏的关作霖传世作品中，还有其在广州为从夏威夷群岛远航广州而来的酋长作的肖像。(22)

       广州的十三行夷馆是广州的外销画家们十分喜欢表现的题材，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构图透视、光暗投影以及色调对比，无论是珠江中来往的中外船只，还是江岸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鳞次栉比的西式楼房，都表现了充满中西历史文化进程反差对撞的强烈的视觉对比，反映了外销画掌握西方画种技法的进步。(23)

       外销画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瓷器烧造图，称为广州彩瓷，简称“广彩”。雍正年间，随着西方对中国外销瓷器需求的扩大，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逐渐运至广州河南加工生产。景德镇的釉上彩瓷艺术，加上广州铜胎瓷珐琅烧青艺术，同时仿照中国锦缎纹样绘制花卉图案，并融合以西洋的水彩、素描、铜版、肖像画等绘画风格和刻绘技巧，最终锻造成了一种具有新的装饰艺术形式的广州彩瓷。一名外国商人参观广州烘瓷厂后记载：“我们参观了制瓷的一系列工序。我们看见在一条长走廊中，有一百多人工作。他们正在每一件特殊瓷器上描绘各种花纹，有些部分是由上年纪的人进行的，其他部分由青少年进行，甚至有六七岁的儿童参加。”(24)

       当时的广彩工匠多仿照西洋画，有的也按照外商提供的样板作画，所以又称为“客货”。图案多为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教堂、花园风景、帆船以及肖像等。后来又兼采中国的绘画技艺，形成了一套完整技艺，其笔法既有中国绘画传统风格，又有西洋画风采，充分展现中西合璧的特点。广彩大量采用西红(金红)、法蓝(水清)、水绿、茄色(紫色)、湖水绿(鹤春)、牙白、二绿、双黄等，同时采用氧化铜、氧化钴等外国珐琅颜料，形成了颜色以薄、艳、亮见长的特色。(25)这些绘制有外销画图案的“广彩”，现在流存在英国、法国、荷兰、瑞典等西方国家的博物馆、艺术馆者千万计，其中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完整的50幅瓷器烧造图，是乾隆年间(1736～1795)广州画家绘制的外销画作品。这套广州外销画的图册，是瑞典东印度公司首任大班坎贝尔从广州十三行购得(26)，是研究十三行时期中国外销画十分珍贵的参考图像资料。广彩反映了广州画师学习西方工艺美术风格，不仅造就出当时中国外销工艺美术作品的辉煌，而且丰富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和形式。

       中国画家以十三行商馆为题材的画作，不仅有油画，而且还有水粉画、水彩画、钢笔画、玻璃画。早期的作品在技法和材料上还继续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绘画材料，如水粉画绢本手卷。香港艺术馆收藏有18世纪晚期中国画家所作的题为《市舶司回府》的绢本水彩画，此画可能是一长卷画的部分，全卷描绘珠江河道上自黄埔船坞至广州商馆的景色。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卷全长26英尺的相类内容完整画作，创作时间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东印度楼历史博物馆藏有长度相约的另一卷。这一类型的长卷画准确地描述了珠江沿岸的变化、舫标(碉堡、古塔、寺庙、税关、洋行、冈峦)和距离，在当时对于未曾熟习路线的外国领航员来说，起了导航图的作用。这些画作被外国人带回国之后，很多被分割开来独立装裱成装饰品，有些更分成十二帧之多。美国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画家钢笔画《商馆区一景》，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刻画得十分精致，效果类似铜版画。(27)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还收藏有中国画家作于嘉庆十年(1805)的玻璃画《广州商馆区》，广州博物馆也收藏有《清十三商馆》的玻璃画。玻璃画在13世纪晚期发源于意大利，17世纪由传教士传入中国，道光三十年(1850)后，这种绘画方法在世界各地逐渐式微。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玻璃画是由居于波士顿的美国商人托玛斯·拉姆购回美国的，对广州十三行商馆的景致刻画入微，是一件成功的美术作品，又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通草又名通脱木，五加科子乔木，茎中的髓颜色洁白，有丝绒的质感。把这种植物树心切成薄薄的切片，薄而半透明，可以用来作画，所谓通草画就是指绘制在这种材质上的水彩画。“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周游东方时，获赠十几本、300多张通草画，至今仍保存在俄罗斯皇家博物馆中。而在英国、瑞典、美国等欧美国家，上至皇家宫廷、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下至寻常百姓人家，通草画带着浓浓的旧时广州记忆依然为人们所着迷。”(28)

       十三行时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交往日益频繁。来华商人在广州大量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等商品，这些商品畅销西方市场，引发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物品的强烈喜好，掀起了一场波及西方艺术、文化、建筑、装饰等诸多领域的“中国风”，这种艺术风格在欧洲社会前后持续了一百余年。

       欧洲人有用壁画装饰墙面的传统，挂毯、刺绣、锦缎、天鹅绒及浅浮雕的皮革制品等都是装饰墙体的主要材料，由于这类材料价格昂贵，是只有上流社会才能拥有的奢侈品。17世纪到19世纪，广州壁纸开始输入欧洲，其绚丽的色彩、精美的画面、完美的工艺，以及浓郁的东方情调，赢得了欧洲社会各个阶层的青睐，廉价精美的中国壁纸逐渐替代了欧洲昂贵织物的饰墙材料，成为欧洲社会上下通用的室内装饰品。17世纪末一位作家在《世界报》中写到：“中国壁纸在豪宅中极为流行，这些房子里挂满最华丽的中国和印度纸，上面满绘着成千个根本不存在的、想象出来的人物、鸟兽、鱼虫的形象。”1732年瑞典“腓特烈国王”号首航广州，大班柯林·坎贝尔在记载采购的回程货物中就有大量壁纸。另据1775年的一份档案记载，一艘到达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商船，一次就装载了2236件中国壁纸。

       广东省博物馆现收藏一件18世纪清代市井风情图外销壁纸，水粉纸本，广州画匠绘制，这是中国博物馆界收藏的唯一一件中国外销壁纸的实物。由于这类壁纸专供外销，中国当时未留下任何文献记载与实物资料，致使这段关于广州传统手工艺的辉煌历史渐渐淡忘于人们的脑海中。这件珍贵藏品的征集，不但填补了国内收藏界的空白，也为学术界加深十三行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证明。(29)

       三、十三行商与岭南绘画

       十三行商是清代中期从事海外贸易的富商群体，最著名行商家族为“潘、卢、伍、叶”(30)。十三行商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孙儒化色彩浓厚，雅好琴棋书画，部分行商及其后代具有较高的书画造诣，热衷绘画艺术，对岭南绘画影响巨大。

       伍氏行商伍秉镛辞官后“日以诗画自娱，画尤工……间泼墨作大小幅，辄题诗其上。”(31)伍元华、伍元蕙是书画爱好者、鉴藏家，善画能诗。(32)伍延鎏善山水，笔气磅礴，仿吴仲圭、清湘老人。中年后，专写墨梅，因自号梅盦。自绘梅谱十六帧，诸家笔法均备，名人题咏甚众。(33)伍德彝是伍秉鉴第五代子孙，为居廉入室弟子，画则山水、人物、花鸟、草虫，无一不精；字则篆隶楷草，无一不妙。又善诗词，允称三绝，尤工古籀篆刻。张之洞督粤时，尝至其家，燕赏其画。迨五十赐寿，所有礼物均璧，独受其所绘九如图，大为欣赏。番禺梁鼎芬采李白论画句云：“轻如松花落金粉，浓似苔锦含羞滋”，谓其画景得轻浓二字之妙。因以名其馆曰松苔，并号松苔馆主。著有《松苔馆诗钞》、《浮碧词集》若干卷。尝谓：书画一道，勿扭于一隅，须多见多闻，多读多写，集各名家之大成，一炉而冶之，方可出人头地云。德彝晚年失明，犹能以指画扇头册页。(34)

       更重要的是，1835年伍氏行商扩建伍家花园，核心区域万松园是接待西方商人和岭南名士的场所。万松园收藏了大量书画精品，在此广交名流，是岭南书画界交流聚会的中心，促进岭南书画的作用非同寻常。

       潘氏行商潘正炜自幼勤学善书，宗苏东坡(苏轼)、米元章(米芾)笔法(35)，尤工楷书，善书画(36)。潘恕工诗词，善画；潘飞声既是诗人，也是书画家。除了自身的书画造诣，潘氏行商更主要的贡献也是在书画的收藏和交流方面。潘有为时代已开始注重书画收藏，到了潘正炜时代，突飞猛进，数量激增，成为了清代最负盛名的书画鉴藏家之一，建听帆楼，自号听帆楼主人、听帆楼居士。他精心鉴赏、研究藏品并撰书立著，其传世的著作有《听帆楼书画记》，从其藏品所精选，共收录精品书画180余种，有数十位名人雅士为其书画题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还如颜氏行商后人颜谷昭好蓄古书画(37)，行商叶廷勋笃嗜书画，“联诗读画，殆无虚日”(38)。叶廷勋之子叶梦龙等皆习有父风，少年习画，精绘事。(39)其后叶氏家族更将商业资本转向文化艺术领域，穷其毕生精力，打造了一个辉煌的书画鉴藏王国——“风满楼”。正是这些行商在绘画领域的贡献，促进了岭南画派的形成与发展。

       岭南画派创始人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简称“二高一陈”，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个重要流派。岭南画派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与十三行商有密切关系。

       岭南画派的奠基者居巢、居廉与武氏行商关系密切，收伍德彝为徒后，便进入了伍家的宾客圈，不仅伍德彝，连他的父亲伍延鎏、叔父伍金城及弟伍乐陶也成了居廉书画交游圈中的主要成员(40)，映射出行商画界相得益彰的关系。居巢、居廉不仅名声愈显，也能赏阅其家藏书画，眼界愈高。1899年10月，居廉曾与伍德彝、容仲生、陈寿泉、崔咏秋、刘玉笙、葛绍棠、张泽农、吴春生、李桂馨等聚于潘家的万松山房，共同绘制了《花果》画卷。在居巢、居廉画中，可以看到类似西方绘画立体、明暗的表现法，因此十三行外销画应该对二居及高剑父绘画风格一定的影响。(41)

       高剑父自幼拜岭南名家居廉为师，后拜同门师兄伍德彝为师，成为一生事业发展的契机。“居师及门中有伍德彝(懿庄)者，为岭南望族伍紫垣(崇曜)之后，富于财，家藏名贵古画甚丰，年长于先生廿余岁(或云十余)。先生以家贫无能购古画，乃以同门之谊，由容祖椿之介，求伍氏借阅。伍允焉，但以先行正式拜其为师为条件。先生亟欲多读多临名家作品，以期精益求精，竟肯低首降心、折节向同辈师兄执贽行三跪九叩拜师大礼，并向其家属行礼如仪。每路遇必肃立路旁低首请安。伍乃许其留宿于其镜香池馆之浮碧亭中，观摩所藏。”(42)除了掌握中国传统画技和观摩书画精品，伍德彝还介绍高剑父结识岭南名流世族如吴荣光、潘仕成、张荫垣、孔广陶诸家，于是尽得宋元各家杰作之秘奥，而画学得以突飞猛进。(43)高剑父在万松园结识澳门商人伍汉翘，得其资助就读岭南学堂，方有机会向旅居澳门法籍美术教师麦拉学习了西洋木炭画，对其后来将中国水墨画与西洋画技法结合有一定影响。(44)高剑父在万松园结识日本画家山本梅崖，与山本在广州述善小学共事，山本教授高剑父日文，有利于高剑父在日本发展。高剑父在万松园认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廖仲恺，二人过从甚密。何香凝与廖仲恺结婚后欲学习书画，廖仲恺向高剑父学画后再转授何香凝。1906年高剑父东渡日本，在东京陷入困境，幸遇廖仲恺帮助，方度过难关。高剑父留学日本时寓居廖宅，还经常施教何香凝。何香凝后来也因此被视为岭南画派画家，高剑父后来加入同盟会，积极参与革命，皆与廖仲恺在万松园结识关系密切。(45)

       可见，十三行商对岭南书画的投入及美术造诣为岭南绘画做出贡献，万松园、听帆楼等行商园林成为孕育岭南画派的摇篮，岭南画派的领军人物得益于行商的扶持，接触并学习岭南乃至中国的书画精品，奠定了日后岭南画派的地位。在万松园，高剑父还广泛接触了岭南书画界和政界的杰出人物，开拓了眼界，提高了境界，为高剑父最后走出岭南，在国际继续发展，对岭南画派和辛亥革命都做出重要贡献。

       注释：

       ①[法]裴化行：《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萧浚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76～277页。

       ②门多萨撰：《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0页。

       ③向达：《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上海：《东方杂志》，第27卷第1期。

       ④汤开建：《明清之际天主教艺术传入中国内地考略》，广州：《暨南学报》，2001年第5期。

       ⑤参见胡光华：《传教士与明清中西绘画的接触与传通》，北京：《美术观察》，1999年第10、11期。

       ⑥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5页。

       ⑦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印：《清代广东贡品》，故宫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第14～15页。

       ⑧董建中：《李侍尧进贡简论》，北京：《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⑨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⑩Howard M.,Travels in Hindustan and China,EdinburgChambers,1840,p.48.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广州荔湾区档案馆合编：《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8页。

       (12)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36～37页。

       (13)万明：《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论略》，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2期。

       (14)汤开建：《澳门——西洋美术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北京：《美术研究》，2002年第2期。

       (15)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6～47页。

       (16)(35)潘刚儿、黄启臣：《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84、207页。

       (17)彼得·奥斯伯克：《中国及东印度航旅》，第1册，福斯特译(英译本)，1771年，第242～243页。转引自香港市政局编印：《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香港：香港市政局，1996年，第22页。

       (18)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的文化交流》，转引自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十三行沧桑》，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19)张涛：《广州外销画——中国西画艺术市场的滥觞》，银川：《收藏界》，2007年第10期。

       (20)Charles Henry Robinson,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p.35.

       (21)清宣统《续修南海县志》，卷21，《关作霖列传》。

       (22)王镛主编：《中外美术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23)胡光华：《中国明清油画》，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24)转引自陈伯坚、黄启臣：《广州外贸史》(上)，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25)林明体：《岭南民间百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177页。

       (26)江滢河：《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瓷器烧造图研究——以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为例》，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27)香港市政局编印：《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第153页。

       (28)许珍：《百年古画销欧美，千里通草绿羊城》，广州：《广州日报》，2010年3月21日。

       (29)转引自白芳：《清市井风情图外销壁纸》，《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

       (30)(34)黄任恒：《番禺河南小志》，卷9，《杂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9、937页。

       (31)(32)(33)汪兆镛：《岭南画征略》，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第18、178～179、290页。

       (36)林亚杰主编：《广东历代书法图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

       (37)《颜氏族谱》，卷三，第35页；谢兰生：《常惺惺书画跋》，卷上，第20页。

       (38)叶官谦修：《叶氏族谱》，民国十三年刊，第146页。

       (39)《颜氏族谱》，卷三，第35页。

       (40)(44)李健儿：《广东现代画人传》，香港：顺风书店，1941年，第19、9页。

       (41)庄素娥：《十九世纪广东外销画的赞助者——广东十三行行商》，《区域与网络——近千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1年，第533～578页。

       (42)(43)(45)简又文：《革命画家高剑父——概论及年表》，台北：《传记文学》，1973年第2期。

（转引自：《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