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官窑器都以青花书写楷款。有六字年款与“天”字款两类。

　　六字年款即“大明成化年制”款。题写于杯、碗、盘、高柄杯、罐、瓶各器的底部，款体一致，款型有别。

　　杯、碗、盘器底部的六字年款，皆为双线方框内双行竖排六字款。高柄杯的年款题写在足底边上，自右向左排列六字横式款，无青花线框。罐与瓶上的年款为双线圆框内双行竖排六字款，双线圆框的六字年款在成化官窑器中较为少见，见有团蝶纹罐、山石牡丹纹罐等，均藏于故宫博物院。

　　“天”字款

　　仅见题写于官窑罐上。在罐底中心部位书写楷体“天”字，无线框。此款为成化官窑独有。题写“天”字款的罐，俗称“天字罐”。罐壁上所绘纹饰有天马纹、缠枝宝相花纹、螭龙纹、翼龙纹、草龙纹、海象纹、缠枝莲托八宝纹等。

　　款识的青花呈色大多浓重，亦见浅淡者。款识的笔法酋劲有力。孙瀛洲先生精心研究成化款的字体结构特征，总结出颇为准确的一套歌诀，且做出解析如下：

　　“大字尖圆头非高”——指“大”字第二笔撇划上端较为尖圆，出头即越过横划并不高。

　　“成字撇硬直倒腰”——指“成”字第五笔撇划直而生硬，第三笔的竖划直立向下或向右方弯倒的。

　　“化字人匕平微头”——指“化”字的人旁及匕字上端相平齐或微有高低之差。

　　“製字衣横少越刀”——指“製”字下半部的“衣”字第二笔横划，不能越过右上方的立刀垂直线之外。“製”字多半是上丰下敛。

　　“明日窄平年应悟”——指“明”字左边的“日”字多是上窄下宽或上下一样宽窄，与一般习惯写法不同。

　　“成字三点头肩腰”——指“成”字末笔的点法，有点与头平的，有点与肩平的，也有点在腰肩处的。

　　成化官窑器款识的笔法特征都是如此。

                       青花三足炉款

                        

               明洪武青花瓷的鉴定方法

 

　由于明朝各个皇帝的审美趣味不同，青花料来源不同等差异，明各朝青花瓷器风格迥异，各具特色。今日，就明洪武青花瓷的鉴定方法，中国古玩收藏鉴赏研究会会长卢鹤寿将为读者支招。

　　1、造型：明洪武青花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产品，造型及成型工艺与元代基本相同，继承和保留了元代枢府瓷古朴敦厚的风格，缺少变化。一般为大件器物品，有罐、大盘、棱口盘、碗、玉壶春瓶、执壶等。

　　2、胎釉：洪武时期的釉色白而带淡青，略显灰褐，多糙底、无釉，气色密集，火石红显著，仍保留了元代斜削足的特点。洪武青花瓷主要使用含铁量较低而且淘炼欠精的青料，呈色多为灰蓝，铁结晶斑点不明显。

　　3、纹饰：明洪武青花瓷的纹饰笔法缓柔，布局疏朗，豪放而生动，物象常写实，其装饰题材远不及元青花丰富，主题纹饰以花卉为主，菊纹比较多见，云龙纹则很少。元青花较多出现戏曲人物故事在明代瓷器上消失殆尽。在装饰手法上以绘画为主，也有刻花、印花、镂雕等。 最具特点的是牡丹花、缠枝菊、云朵等纹饰留有白边，花卉叶子不如元青花肥硕。

　　4、款识：洪武瓷器中写款的很少。鉴定时应着重看胎底、纹饰是否含有元风的特点

                     嘉庆瓷器鉴定要点

　  鉴定嘉庆瓷器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早期制作接近乾隆时风貌，故有“乾、嘉窑”之论；晚期作品见绌，故又有“嘉、道窑”之说。第二，青花色调大多稳定，同于乾隆时期；少数出现黑暗、浅淡和漂浮的色泽。彩器的豆瓣绿釉，明显不及乾隆时光润，色深而不匀。没有乾隆时釉面中匀净的小波纹。第三，器型、胎与釉等虽不如乾隆时规矩，但基本上保持着前朝的制作水平。从整体时期的瓷器制作水准来看，早期器物较为精细，胜于晚期的制作；晚期则工艺低下，近似道光时粗率笨拙的风格。第四，对于乾隆或嘉庆时期的一些无款的颇有争议的民窑器物，在断代时都应慎之又慎，多作对比和反复详察。第五，官窑款识仍然规范；民窑草率款识渐多，还有写半边字的现象。

               鉴别光绪、宣统瓷款识与仿款

   光绪时的款识，官窑款楷篆并用，以楷为主。楷书字体修长，工整中略显清秀。款式多为六字两行。青花写款的色泽有深有浅，深者略多。民窑器多为篆书图章式款，篆书十分草率，而民窑器中的斋堂款器，制作可属上乘，款识也较精致。光绪本朝瓷业无大创新，但仿前朝，特别是仿康熙瓷器，多有较为成功的器物，如仿康熙青花、五彩、素三彩。仿品的款识也较为逼真。民国时有仿光绪器物，仿品的款识字体柔弱，过于纤细，书写也不甚规整。宣统是清代、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帝，虽然历时仅三年，又值清王朝行将就木之际，但官窑之制仍在，官窑仍在烧造。宣统官窑款仅见楷书，六字双行，以青花书写，字体工整秀丽，青花色泽明快，无圈栏。宣统官窑毕竟时间短，生产器物少，官窑款器物也很少，所以十分珍贵，并不多见。民窑同光绪风格相同，极不易区别。

               明清两代瓷器的款识的规律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 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 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元青花瓷的款识

 

　元青花瓷器带款者极少，现藏英国大维德艺术基金会的一对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象耳瓶，有用青花书写的共计5行62个字：“信州路玉山县顺成乡德教里荆堂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对，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这属于专门写在供器上的供养款式，有供养人姓名及具体年代，对鉴别器物年代具有重要参照意义。至正为元末顺帝的年号，此对瓶应为元代晚期青花瓷的代表作品。

　　见著录的还有“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名款的青花釉里红塔式四灵盖罐和“后至元戊寅五月”铭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谷仓。“戊寅年”为后至元四年，即公元1338年。

　　蓝料直书“至正七年置”五字楷款的青白釉盖罐，“至正七年”应为公元1347年。“戊子年□□”铭文款的青花缠枝灵芝纹罐，“戊子年”为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至正十一年(1351年)铭文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一对。

　　江西萍乡市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双凤纹高足杯，杯内心书一青花“福”字。这种吉语款由元代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在民窑青花瓷中极为普遍。

　　另外还有些元青花瓷在底部或盖里墨书一两个字，也有的在碗心以青花题词题字。1980年江西高安县窖藏出土的一件青花高足杯底心草书“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诗句，诗意豪放，符合元人游牧民族的性格。

　　最后要提及藏于伊朗阿特比尔神宫的中国元青花器物。这些器物有的底部或胫部书写或钻刻阿拉伯文，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些阿拉伯文为伊朗阿巴斯王的名字或阿巴斯题的献辞，也有的为藏者符号。阿巴斯为16世纪的伊朗国王，将中国元青花献给神庙里收藏，可见伊斯兰国家对元青花的崇拜。但经伊朗专家分析确认，元青花器物上的印章式款为波斯文，推断是签名，有可能是工匠对自己作品的留名。

                   明清两代瓷器的款识

 

   根据款识以定瓷器之新旧真伪，是鉴别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今日的传世品和仿品以明、清两代瓷器居多，而明、清官窑绝大部分都有年款，并且各有其特征。只以明代款识而论，就有所谓“永乐款少，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一类的说法。因此研究各代款识，首先要注意其笔法，如横、竖、撇、捺、勾、挑、点、肩等八笔的特征，都须认真加以领会和对比，以有助于识别真伪。由于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写官窑款的字体又必须经过选择，具有一定的水平，因而写仿款的人势必谨慎地摹仿，惟恐有不似之处。既然过于谨慎，就难免失于局促，笔法也不容易自然生动。这种破绽，只有多结合实物反复印证方能看出。 
然而，只靠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嫌不足，尤其是元代以前瓷器并无正式官窑年款。虽然根据文献记载，北宋曾有带“景德年制”四字的瓷器，但未见实物。只见过耀州窑有印着“大观”、“政和”字样的碎片，元代也只有带“枢府”、“太禧”以及干支的器皿，且为数甚少。明清两代纵有款识，而晚清及民国所仿字体十分逼真，极难识别，必须同时详较其字体及位置，方不致发生错误。例如永乐年款以现有实物来说，只见到圆器上有四字篆款写、刻或印在器里部的中心，而文献上还有六字款的记载，但无实物，并且在琢器上也未见过带年款的器皿，不过仿器却有四字或六字楷、篆字款写在器里或底足、口边的。又如宣德款所谓“宣德年款遍身”的说法。普通多在底足中心或圆器里心与口边，或琢器的口、肩、腰、足一带。甚至个别还有双款（如合欢盖盒、文具盒等在盖里和底足均有年款）。这类款识有竖款也有横款，六字款多而四字款少。至于嘉靖年款的排列方式较前复杂，除单行横款、双行直款外，尚有环形款，十字款（即上下左右写）等。诸如此类，都需要进一步掌握其规律。 
大致说来，在字体方面明代多用楷书款（只有永乐、宣德、弘治和其他等少数例外）；清代顺治、康熙二朝亦为楷书盛行期（康熙篆书款尚不及百分之一），雍正则楷书款多于篆书款，由于乾隆开始篆书款渐多于楷书款，嘉庆以后篆书款遂成为主流，直到清末才又恢复以楷书款为主的 趋势。而明、清两朝的楷书款与篆书款书法上也各有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是多种多样了。

　　其次还应仔细观察款色。例如明、清瓷器款识多以青花为主，明代款的青花颜色若用放大镜照视，多是深厚下沉，清初仿品也大致如此。道光以后的仿品青色则散涣，而且浅淡上浮。尤其是宣德款色往往在同一器物上呈现黑、蓝、灰等几种颜色，这一点虽不美观，但是后世绝难仿效的特征。自明正德至清代末期的款色增加甚多，有红、绿、黑、蓝、紫、金等色，并且也使用了刻、雕、印、堆等方法，然而仿制品在款色与刻、雕、印、堆的方法上并未减少。只有认真加以区分，方可看出因用料和技术不同而各有其书法特点，同时由此也可大体判断其时代真伪和瓷质优劣。例如康熙青花款的“康”字多用半水（水）或楷水（水），很少写成泰水。但是堆料款“康熙御制”的康字却受原料特性与边框的限制，不易舒展，又如乾隆时期以前多用青花款，其后多用抹红款，而且清代康、雍、乾堆料款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官窑中的精品。 
在用字和写法乃至字数方面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例如明代官窑有的题某某年制，有的题某某造，而清代官窑却一概都用“製”，还未发现有用“造”字的。其他如宣德的“德”字心上不写一横，成化的“成”字有所谓“成字一点头肩腰”的特征，万历的“萬”字也有羊字头与艸字头的不同，以及写“康熙御制”四字款的瓷器90%以上为当时新制的精品等等，这些都是鉴定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清瓷器除一般的官窑款外，民窑瓷器中带年款的也不在少数。但大都是景德镇所制，其他地方窑写款的极为罕见。除上述记年款识外，还有所谓堂名款（中和堂、慎德堂）、殿名款（如体和殿、储秀宫）、轩名款（如宜古轩、尘定轩）、斋名款（如拙存斋、乾惕斋）、吉言款（如万福攸同、德化常春）、赞颂款（如万寿无疆、洪福齐天）、陶工款（如吴为、崔国懋）、珍字款（如珍赏、珍玩、奇石宝鼎之珍）、用字款（如上用、公用）、干支款（如康熙辛亥中和堂制、辛丑年制）、供养款（如“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村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 胡得一元帅打供。”“皇清康熙甲子岁仲秋日吉旦供奉普陀禅院圣佛前。”）等等。 
总之，观察款识既要注意其笔法、字体、位置、款色和字数、结构等各方面，也应当知道同一时款识笔法早、中、晚期仍有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在风格及色调上不失其时代特征。因此务必互相印证，稍有可疑之点，便应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讨。何况仿品中尚有新物旧款与真坯假彩等手法，主要仍须根据造型，其次要参考纹饰、胎釉等各种特点，如此步步深入，才可能具有比较可靠的辨别能力。

                   中国瓷器款一览表

 

款识一览表 年代 铭款内容 秦 右司空婴 左司高瓦 左贝 右齐 都昌 寺水 咸阳市于 咸阳成（城）申 安陆市亭 栎市 杜亭 咸亭阳安驻器 咸亭芮柳婴 三国 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 西晋 先姑坤一枚 紫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紫是鱼浦七也 东晋 罂主姓黄名齐之 朱 唐 张 何 陈 李 赵 冯 庞 庞家 陈家 陈 琪 李十造 罗锡 章 王 徐 马 朱 红 上 大 姜 千 示 永 合 平 项记 阮记 柴记 朱伯远作 杜 家花枕 裴家花枕 元家记 卞家小口天下有名 郑家小口天下第一 丁道刚作瓶大好 徐家沉 丙午岁造蒋应 宋 奉华 凤华 聚秀 禁苑 德寿 慈福 赵家 吴 舒家记 陈家印记 陈家号记 段家合子记 家国永安 元丰治阍赵家枕永记 熙宁四年三月十 九日书 刘家印号 郭立 谢 许 段 蔡 吴 汪 蓝 朱 徐 程 张 余 陈 潘 汪家记正 李十哥 小四玄壶吴六郎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吴惠成 丘小六泥 颐草堂先生雕造成功夫 后山颐草堂雕造功夫 周家公夫 练八郎公夫 林立 林 罗军 魏仁皓 项 里 马 永 千 上 赵家 王 童 呈 赵 和 吉 思 刘 杨 惠 同 田 李 宋 褚 柳 金 苏 崔 郭 马 孔 何 花 纪 刘五盘子 梁四个 梁四 莫三郎 梁 伍 任 周 莫一 莫十 莫一立 陈三 文三 林四 刘四 李伍 李六 李九 欧二 欧小二 区二 龙二 龙六 程八 黎司 小二 小三 小六 小七 二金 而知 李 公造 李小一 蒋四 蒋小八 蒋子弟供舍 张一 赵小二 陈立 崔十四 刘十 好七 封立 木 肖 小 田 洪立 洪四 本 小本 重 刘立 绍圣 四年四月十六日钟表博士谨记 九政自造火元丰六年八月十九日元 越一盘 秦 文 殿 迪 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 丘小六泥房乔 位龙 李小翁 朝真 归牛东宫 辽 孙 徐 杜 金 张家造 赵家造 刘家造 张家枕 张家记 张家窑 张大家造 张大家枕 古相张家造 王氏寿明 王氏天明 漳滨逸人制 佛光普渡大安 二年 张泰造 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家造 刘三公瓦底 于三 叶子成 泰和二年八月六三日亡过崔仙奴 元 使司帅府公用 至正拾壹年七月二十九日小河东陈家亲造 张家造 古相张家造 李家造 王家造 相地张家造 滏源王家造 滏源陈家造 滏 源常家造 张 高 仲夫 项正 项宅正窑 元字染拾叁号匠 元祖郭家 大枕已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 岁次大元国至大元年四月初 拾记汾阳琉璃待诏任瑭成造 刘大使宅凌氏用 明天顺 天顺七年大同马氏 明正德 吉府上用 何玉清造 明嘉靖 天宫制鼎 朱府 晋府 璞会上用 晋府造用 藩府上用 藩府佳器 郝府佳器 秦府 秦府 典膳所 秦府典膳所乙丑年造 长府制造长府造用 赵府制造 赵府制用 黔府 腆善所 茶房 大茶房 外膳房 内膳房 松柏草堂 滋树堂 东书堂 玉泉德记 陈文显造 陈守贵造 陈守钊造 程 自造 邓奎自造 程氏自造 程景自造 吴文自造 唐比自造 刘信嘉靖年制 乐平 嘉靖年西谷制 明万历 万历年制德府造 万历年德府造 德府造用青萝馆用 太和王府 万历年制纯思堂用万历年制纯忠堂用 万历丁亥年造黔府应用万历乙亥黔 府制用 玄荫堂制 芝兰室 博物斋藏 京兆郡寿房记 灌园督造 沈氏 仙关吴震 青华仙子吴震 宣窑 程玉梓造 荆桂 少溪 紫芝主人监制 明天启 王远选造 天启年米石隐制 天启三年唐氏制 仁波佳制 少溪置用 明崇祯 丛菊斋 雨香斋 白玉斋 博古斋 仿古斋 以德堂 吾斋 旷府佳器 甲戌孟春赵府造用 王远监造 明 顾氏 石林 三槐 李氏 清河制造 张明工夫 陈粤彩 杨升 可松 何朝宗 何朝宗印 张寿山 陈伟之印 林学宗印 林朝景 林氏子信 冶仙 之 文荣 文荣雅制 明师 清顺治 望仙楼 百花斋 百花斋制 梓桑轩制 种玉堂 许世文元公制 清康熙 复香轩之清制 中和堂制 怡怡堂制 应凡 堂制 兆余堂制 兆玉堂制 瑞庆堂制 应德堂制 怡德堂制 庆云堂制 碧云堂制 玉宝堂制 玉桂 堂制 会元堂制 兴元堂制 永裕堂制 清荫堂制 碧芳堂制 碧玺堂制 友于堂制 昆碧堂制 淡宁常制 芝兰堂制 谦牧堂制 敦睦堂制 绍闻 堂制 东壁堂制 御赐纯一堂珍藏 御赐纯一堂 景洁堂 俭师堂 王辰堂 百子堂 希范堂 松年堂 松柏堂制 玉海堂制 美玉堂 美玉堂制 朗润堂 三元堂制 永兴堂制 聚兴堂制 荣锦堂制 尚志堂 来雨堂博古制 益友堂博古制 恒丰堂博古制嗣德堂制 春辉堂 春晖草堂 秋辉 堂 淡宁堂 慎德堂制 慎德堂博古制 珍玉堂制 世恩堂制 庆恩堂制 全庆堂制 衍庆堂制 世锦堂制 紫荆堂 紫荆堂制 敦仁堂 晖吉堂 琳玉堂制 光裕堂制 北庆堂制 惟善堂制 心逸堂 德星堂 仙鹤堂 欢乐堂制 应孔堂制 玉清堂松轩制 升祥轩玉清制 彩玉堂 颖川堂 绍 闻堂 德馨堂制 德馨堂 天宝堂制 天水堂制 台衡堂制 留耕堂制 绿荫堂 佩玉堂 佩玉堂制 篆漪堂 恒兴美玉堂制 通德堂制 正玉堂制 宁俭堂清玩 桂育堂制 益友鼎玉堂制 吉庆堂制 书锦堂 居敬堂 聚顺美玉堂制 大树堂制 奇玉堂制 昭玉堂 益友堂制 永和堂制 同顺 堂制 枢府式仿枢府 宣和 碧玉堂制 安素草堂 嘉善堂仿古制 留耕堂仿古制 听松堂仿古制 白云堂仿古制 慎德堂仿古制 天琛堂仿古 制 全庆堂仿古制 怡玉堂制 草阁 文山阁 远山阁 云苍阁 张家湾梓阁 松石斋 还古斋宣和式 问心斋 丛菊斋 集雅斋制 拙存斋 乾惕 斋 芝润斋制 笔花斋制 寿古斋制 宿云斋 容斋 金兰斋制 芝兰斋制 芝兰斋制 玉兰斋 玉兰斋选式制 天禄书斋 调鹤闲轩清赏 应德轩 博古制 复香轩玉清制 杏林轩 红蕉轩 印月轩制 安吉居制 问清居制 彩云轩 应德轩 常丰轩珍玩器 文翰斋清玩 杏林轩珍玩 光裕堂 珍玩制 玉堂美器 青云斋佳玩 玉堂佳器 瑞麓山房佳制 三益之珍雅制 兆庆堂清雅制 兆余堂清雅制 三友雅制 魁元雅制 魁元仿古雅 制 永香轩玉清制 瑞麓山房监制 逸居 云居 青云居 木石居 木石居仿古制 玉石居 水云居 竹石居 石居 风流宰相家 萃友苑制 张宅 佳器 莲峰寺记 漱玉亭怡德堂玉石制 萃文苑 海岳家藏 绿荫堂器 春育主人珍藏 商山仿古 善山仿古 峰霞山人 渭水渔翁 中山人 程 子受（眉公） 吴仲兴晓山主人世 东海鼎臣 雪庵 卉庵 西园 璞庵 宋药州 两来正记 文如壁 清雍正 谦牧堂制 立本堂制 世恩堂制 谦牧堂制 曙光堂制 正顺堂制 浩然堂 浩然堂制 裕堂制 守易堂 百露堂 庆宜堂制 养和堂制 精雅堂制 燕喜堂制 敦复堂 敬恩堂 园明堂 东园堂 希范堂 俭宁堂清玩 世经堂 大明嘉精年世经堂制 姚江冯护荫堂珍藏 云在草堂 朗吟阁制 欣赏阁 太和斋雍邸清玩 安吉居珍玩制 青云居 文石山房大清雍正年制 冯宅 宝机楼藏 椒声馆 古香书屋 正谊书屋 浴砚书屋 遗安书 屋珍藏 亦庵 吴府 耀华藏器 雍正甲寅沈阳唐英敬制普陀山圆通殿 瑞锡琼制 瑞锡琼瑛 公输监制 歧博古制 江鸣皋造 瑶华清赏 玉清 雅制 孙睦宗 清乾隆 旭华堂藏 和辉堂制 嘉荫堂制 湛恩堂制 成信堂制 凝和堂 植本堂制 彩华堂制 彩润堂制 彩秀堂制 致远堂制 敬修堂制 敬畏堂制 宝 恩堂制 澹宁堂制 惜阴堂制 荣瑞堂制 敦睦堂制 明远堂 敬慎堂 静镜堂 诚信堂 敦叙堂 雅雨堂 述古堂 述德堂 曙光堂制 禄寿堂制 瑞德堂制 筑野堂制 思荣堂制 裴孝友堂 裴逢吉堂 忠信堂制 资善堂制 斯干草堂 椿荫堂 养和堂制 师古堂制 庆宜堂制 六谦堂制 致 和堂制 乐静堂 乐善堂 恭寿堂制 恭寿堂宗祠 弋好堂清赏 古香斋 宝晋斋 宝善斋 宝啬斋 宝啬斋藏 有正味斋 宁晋斋 宁静斋 宁远 斋 澹宁斋制 百一斋 德诚斋 经斋 觉是轩 妙香馆制 九畹山房 百一山房 蜿委山房 文石山房 红荔山房 对屏山馆 乡麟楼制 市隐楼 制 宝机楼制 玉杯书屋 浴砚书屋 正谊书屋 内府珍藏 荔庄 啸园 东园 略园 潭柘寺供 听松庐 听云山主人馆 七十二鸳鸯社 昊十九 制 壶隐老人 壶隐道人 瑶华道人 泉制 唐英 唐英敬制 唐英俊公氏 唐英隽公 俊公 沈阳唐英 沈阳后学蜗寄唐英敬录 沈阳唐英敬制 钦命榷陶使者沈阳唐英敬制 蜗寄唐英制 榷陶使者唐英制 督陶使沈阳唐英题 蜗寄居士古柏堂 蜗寄居士清赏 蜗寄题 沐斋 沐斋居士 制 陶成居士制古泉堂 陶成居士陶成堂印 陶成堂制 陶成堂印 陶铸 陶榷 甄陶雅玩 乾隆甲辰俊公赠品 陶人 榷陶呈星使 蜗寄老人 唐英之印 隽公 乙因雅制瞿宝珍 玉锋 石林 陶珍 韩睦宗 清嘉庆 懋勤殿 彩华堂制 彩秀堂 敬畏堂制 种芝堂制 志勤堂 庆宜堂制 事敬堂制 寿颐堂制 诚信堂 玉庆堂制 嘉荫堂斋谷山人造嘉荫堂制 嘉荫堂藏 一善堂制 植本堂 润碧轩制 澄怀轩藏 春江花月楼 素织山房永源成记 完颜氏 俊公自制 福海珍藏 佩珂监制 清道光 嘉乐堂制 精进堂制 养和堂制 巨德堂制 厚植堂制 经笥堂制 公勤堂制 乐古堂制 种芝堂制 存古堂制 庆宜堂制 皆山堂制 惜阴堂制 浩然堂制 嘉荫堂制 崇礼堂制 定府行有恒堂珍赏 行有恒堂 退思堂制 邸退思堂制 慎德堂制 退思堂德斋主人 珠琳堂制 求谦堂制 锡 庆堂制 眉寿堂制 敦厚堂制 荣瑞堂制 百寿堂记 陶陶草堂监制 一善堂制 履信堂制 聚庆堂制 多福多寿堂制 了孙传代留余堂 监庆堂 制 约已堂制 玉庆堂制 青莲堂制 听雨堂 敬修堂 敬畏堂 种德堂 观莲舫制 承启堂李氏宗祠 静镜堂制 九思堂制 墨缘堂制 筑野堂 居梧堂 双清阁制 桂月山庄 锄月山庄 宁晋斋制 宝善斋制 德诚斋制 慎静斋制 愿闻吾过之斋 湛静斋 十砚斋 思补过斋 坦斋珍藏 夔 斋监制 思补斋制 知不足斋 道光年制十花斋 斋性轩 古月轩 尘定轩 自诒轩制 清顺轩 竹韵山房 云溪精舍春江花月楼 双照楼制 寿 春楼藏 百福楼 胡海楼 绛月楼 晋甄吟馆监制 冶春吟馆 邸清赏 从香书屋 天香书屋 遗安书屋 古香书屋珍玩 友棠浴砚书屋 澹怀室 瞿之室制 完颜宗祠 慧福寺 古潞李氏梅坡制 解竹主人制造 学山小筑 正斋主人 赵之谦 查小山制 熊氏壁臣仿古 养园仿古道光年冯 氏制 沈恰如制 健庵雅制 福英供奉佛天 珠峰 祝岭雅藏 乐敬字置 琴南手制 仙源陈国治作道光二十四年 定王府制 道光已酉行有恒 堂主人制 道光庚子年定王府制 道光乙已年定王府制 定府行有恒堂珍赏 道光丁未春定府行有恒堂制 道光丁丑秋九月善宝属陈国治作 王炳荣 李裕元 马衡和 宋玉峰制 醴渠自制 醴泉自制 清同治 体和殿制 乐寿堂 慎思堂制 诒谷堂制 务本堂 涵德斋制 敬顺斋制 慎静斋 竹雪轩 晋砖吟馆监制 王炳荣作 李裕成 宝胄第制 清光绪 储秀宫制 长春宫制 一善堂 大清光绪春 怡堂制 慎德堂制 甘泽堂制 退思斋 愿闻吾过之斋 光绪丁未玉海堂仿 大雅斋 嘉泰松轩 陶 法宝 俭存斋 恕斋清玩 一百二十畦芍药园主制 聚厚轩 燕赵悲歌之士孔子后四十一葵卯制 汀源郑氏子孙宝用 乐道堂主人制 熊氏 壁臣仿古 澹园居士 素云道人 光绪戊盐城宋锦桂画样景德官窑做造贵池南山村刘氏聚学轩永宝用 清宣统 坤宁宫祭器 宣统已酉宜春堂制 宣统庚宜春堂制 来鹤堂 清 何朝春 许云麟 许裕源 博及渔人 许云麟制 珍如金记 顺和苏记 源益店 大昌 宝玉 如璋 来禽 黄炳 霍来 冯铁来 瑞号 民国 居仁堂制（袁世凯所用） 颐寿堂 乐古堂 怀仁堂制 静远堂制（徐世昌所用） 谷冶堂 寿护草堂主人 大德堂制 慎德堂制 昭德堂制 退思堂制 延庆楼制（曹锟所用） 竹清山房 藏经山房 竹肃山房 碧云山房 澄怀园 惟一斋 古松斋 觯斋（郭葆昌所用） 乐陶斋 如意 馆 陶陶斋（王琦所用） 饮冰斋（刘雨岑所用） 觉庵（刘雨岑所用） 佩古斋（程意亭所用） 古石斋（田鹤仙所用） 古欢斋（潘陶 宇所用） 再思轩（刘希任所用） 石庐（染兑石所用） 希平草庐（王大凡所用） 栖碧山馆（徐仲南所用） 平山草堂（汪野亭所用） 彤云山房（汪晓棠所用） 晴窗读书楼（邓碧珊所用） 亦陶斋（张志汤所用） 清平画室（余翰青所用） 愿闻吾过之斋（王步所用） 郭世五 陶务监督郭葆昌制 汪友棠 汪晓棠 汪照藜 汪云山 汪洋 汪少亭 汪大沧 汪以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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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瓷器上的“官”和“新官”字款

唐宋时期的一些瓷器上刻、划有“官”或“新官”字款。其早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近些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资料的日益增多，研究者对其年代、产地和“官”字的涵义等问题展开了较全面研究，取得了令人属目的成果。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与“官”、“新官”字款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 
一．“官”和“新官”字款瓷器的种类、年代、产地迄今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瓷器的数量，据初步统计，已逾200件。 
有白釉瓷器和青釉瓷器二种，以白釉瓷器的数量为多。器型有净瓶、瓶、注壶、壶、盖罐、罐、洗、碗、盘、碟、把杯、杯、盏托、盒、枕等，以碗、盘为主。 
它们的年代，最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最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最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最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最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浙江越窑。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二．“官”字不是“官窑”之义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其二，官窑的产品专供宫廷使用，所以宋代官窑瓷器至今在发掘的一般居住遗址、墓葬、塔基、窑藏中还未见到。“官”、“新官”字款瓷器则不然，考古发现较为普遍，上至皇太后陵、下到一般庶人墓都有出土，塔基、窑藏内时有发现，甚至连遥远的埃及开罗南郊福斯塔特遗址也有发现。使用的范围和对象与宋代官窑瓷器有明显的区别。 
其三，古代文献中没有记录是官窑的瓷器，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上的“官窑”铭，是全称，甚至还加上所在州的州名，如在安徽芜湖东门渡窑址采集的印在罐壁下部近底处的“宣州官窑”铭，不简写成“官”字。再有，古代文献中记录、学术界公认的官窑，如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景德镇清官窑等，在发现的众多资料中，未见有刻、划、戳印、笔书“官”或“新官”字款的实例。 
上述三点足可以说明，“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不是表示“官窑”之义。这也就是说，迄今发现的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不是官窑。 
三．“官”字是太官署的简称 
“官”、“新官”字款瓷器上的“官”字虽然不是“官窑”的意思，但从“官”、“新官”字款瓷器的质量等方面考察，可以肯定与官府有关。那么其究竟与官府的何部门有关？“官”字表示什么？我们针对问题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并对相关的考古资料做了初步整理，认为可能是当时的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的简称。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太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责。 
太官之名，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在汉代，太官令为少府的属官。《后汉书 百官志（三）》少府条载：“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饮食，”下设“左丞、甘丞、汤官丞、果丞各一人，”“左丞主饮食，甘丞主膳具，汤官丞主酒，果丞主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早、中期，太官令除隶属关系在有的朝代有所变动外，其余基本承袭了汉代的制度。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晚期，情况有了较大的变化。北齐时期不但隶署光禄寺，而且成了光禄寺的一个下属机构。《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载；北齐“光禄寺，掌诸膳食、帐幕、器物、宫殿门户等事。统守官[掌凡张设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宫门[主诸门 事]、供府[掌供御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鲑味等事]、清漳[主酒，岁二万石，春秋中半]、华林[掌禁 林木等事]等署。宫门署，置仆射六人，以思其事，余各有令、丞”。 
隋光禄寺的权限缩小，仅掌管与饮食有关的部门了。〈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载：隋“光禄寺统太官、肴藏、良酝、掌醢 等署，各置令、丞”。其中太官令“三人、”丞“八人”，“太官又有监膳十二人”。 
唐代这种制度更加完善，并明确规定了供膳对象。，〈唐六典〉卷第十五〈光禄寺〉载：“光禄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酒礼、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酝、掌醢四署之官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祭祀，则省牲、镬、视濯、溉。若三公摄祭，则为之终献。朝会、燕 ，则节其等差，量其丰约以供焉”。“太官属，令二人”，“丞四人”，“监膳十人”“监膳史十五人，供膳二千四百人。太官令掌供膳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则白卿只诣诸厨省牲、镬，取明水与阴鉴，取火于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于豆，遂烹牲焉。又帅进馔者实府、簋，设于馔幕之内。……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凡供奉祭祀、致斋之官，则衣其品秩，为之差降。若国子监春、秋二分释奠，百官之观礼，亦如之。凡行幸从官应供膳食，亦有名数。凡宿卫当上及命妇朝参、燕会者，亦如之。《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三）》、《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记载与《唐六典》相同，但极为简略。《新唐书》在讲到太官令职则时，将其概括为“掌供祠宴朝会膳食”。 
五代时期大体沿袭了唐带的制度。光禄寺不但继续设置，而且执掌也没有太大变化。 
北宋早期的官制基本因袭了唐末、五代之制。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之后，对五代后周的官僚机构基本没有去触动。据《续资质通鉴长编》卷十二太祖开宝四年（971年）条载：当时上“伪署官并仍旧”，只是在旧机构旁增设新机构或逐步差遣临时职官。到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对此前的北宋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光禄寺的下属机构也做了重大调整，撤消了太官署，保留了太官令。这时的太官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一之一）》引《神宗正史职官志》载，仍“掌供膳”。这种情况在北宋晚期发生了变化，《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载：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从以上文献资料和对资料的分析可知，太官署（令）在汉代至北宋中期一直掌膳食之事，尤其是唐至北宋早期主掌祭祀、朝会、宴飨（XIANG）供膳之政。负责共膳，必然要涉及到盛装食品、用膳的器具。从前面所引文献可知，汉代是太官令下属的“甘丞主膳具”；北齐是肴藏署“掌器物”。后来虽然不见类似的明确记载，但供膳需要膳具这一点不会有变化。至于唐宋时期太官署所用膳具的质地，即用什么质料的膳具？毫无疑问，有相当部分或主要是瓷器。众所周知，东汉晚期出现了成熟瓷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使用逐渐普及，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器。唐宋时期是中国瓷器手工业大发展和繁荣时期，瓷器的种类增多，质量大幅度提高，已成为人们最喜爱的生活用具之一，使用已十分普遍，尤其是宫廷也大量采用瓷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具。因此，太官署以瓷器作为膳具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奇。进而说明太官署与瓷器有密切的关系，具备了太官署的名称刻、划或戳印在瓷器上的基本条件。 
第二，太官之名，早在汉代就见之于器物上了。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乳钉纹铜壶、蟠龙纹铜壶上均有刻、划的“大官”铭文。瓷器上有“太官”字款的资料见于隋代。1997年在湖南湘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一件青瓷碗上戳印“太官”字款。承蒙湘阴县博物馆刘冰池馆长惠示，对这件青瓷碗的特征有了较详细的了解。瓷碗深腹、曲壁、假圈足，制作规整；胎呈浅灰色，质地较细腻、坚硬，釉为青泛黄色，内满施釉，外施釉不及足，釉面晶莹光润，釉层均匀，开细纹片；内地中心部位釉下胎上戳印“太官”字款。该碗制作工艺精良，质量好，是当时岳州窑乃至南方诸窑瓷器中的上乘之作。其年代，据其形制、胎、釉特点和与有关墓葬出土的岳州窑青釉瓷器资料对比推知，约为随代早期。这件碗上的“太官”字款，无疑是指太官署。说明太官署的名称是可以出现在瓷器上的。 
第三，唐宋时期官府机构名称出现在瓷器上的实例屡见不鲜，如唐代邢窑瓷器上有“翰林”、北宋定窑瓷器上有“尚食局”、“尚药局”等。不仅如此，而且在瓷器上刻、划官府机构简称者也大有物在。 
唐代邢窑烧制的白釉瓷器上，有一些底外侧刻划“盈”字款。“盈”字款白釉瓷器是唐代邢窑白瓷中的精品，“是专门为皇宫生产的，……进入皇宫后由御库大盈库收藏”。可见，“盈”字款应是大盈库的简称。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年）将皇室财政库内库组织分为大盈、琼林两库。大盈库实质上是皇帝的私库，由宦官掌管。《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记载：玄宗时“王珙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其又载：“故事，天下财赋归左藏，而太府以时上其数，尚书比部覆其出入。”肃宗时“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第五琦为度之盐铁使，请皆归大盈库，供天子给赐，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大盈库一直延至唐代未年。从考古资料看，“盈”字款白瓷器出现于盛唐时期，晚唐时期仍有发现，与大盈库设置的时间吻合。 
在瓷器的款识中，有官府机构简称者，不仅发现于唐宋时期，其他时代也有，如元代景德镇窑烧制的卵白釉瓷器上时见与花纹一起摸印的“枢府”、“太禧”字款。带有“枢府”字款的卵白釉瓷器，也称之为“枢府瓷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江西景德镇窑订烧的瓷器。字款中的“枢”字无疑是枢密院的简称。“太禧”则是元代太禧宗堙院据《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载，是“天力元年，罢会福、殊祥二院，改置太禧院以总制之”，“掌神御殿朔望岁时讳忌日辰芫堙享礼典”。“太禧”字款卵白釉瓷器显然也应是太禧宗堙院在景德镇窑订烧之物。
以上所举“盈”、“枢府”、“太禧”字款的例子，说明在唐宋元时期瓷器以官府机构简称为款识的做法是存在的。前有先例，后有延续，太官署在瓷器上只刻、划其简称“官”字就不奇怪了，实属正常。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结果，不难得出唐宋瓷器上的“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是其官府机构光禄寺下属的太官署简称的结论。由此可以推断，唐宋时期的“官”、“新官”字款瓷器是有关瓷窑为太官署烧制的，也就是说，是太官署在有关瓷窑订烧的，作为祭祀、朝会、宴飨（XIANG）供应膳食的膳具，性质非御用瓷器。 
四．“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 
“官”与“新官”字款的关系，也不难理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通入藏时镌刻的供奉藏品之物品帐目石碑，碑文开头说“监送真身使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如后”。这句话中值得注意的是“恩赐”和“新恩赐”两词。从碑文中得知，“恩赐”物系唐懿宗（860-874年）李催所赐，“新恩赐”物系其继承人唐僖宗（874-888年）李儇所赐。“官”、“新官”与“恩赐”、“新恩赐”形式相同。“官”、“新官”字款瓷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资料为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与“恩赐”、“新恩赐” 镌刻的时间都属于晚唐时期。看来可能是当时行文的一种惯例。据此我们认为，“新官”是对“官”而言，“官”在前、“新官”在后，可能是以示区别太官署前后两次或前后两位官员在同一个瓷窑订烧的瓷器而刻、划的。 
五．“官”和“新官”字款消失的原因 
本文前面已经讲到，“官”“新官”字款瓷器见于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为什么北宋早期以后不见了“官”、“新官”字款瓷器？这不排除没有发现或发现了未被辨认出来的可能。但我们认为更多的是与北宋官府机构的变动有关。在前面已经谈到，北宋早期特别是太祖、太宗时期的官僚机构基本承袭了唐未、五代之制，光禄寺及其下属的太官署继续负责原来得事务，这是北宋早期仍有“官”、“新官”字款的根本原因。此后，事情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会要辑稿 职官（二一之一）》光禄寺条引《两朝国史志》载：古者其属有大官、珍羞、良酝、掌醢（音：海）四局，今分隶御厨、法酒库“。《两朝国史志》即为《两朝国史》中的“志”。两朝国史》系北宋仁宗、英宗两朝的果史，北宋王圭等撰，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成书奏御。由此可见，在仁宗、英宗时期太官署的职事已隶御厨。之后，神宗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撤消了太官署。这样自仁宗、英宗时期起，不能再以太官署的名义到瓷窑订烧瓷器了，瓷器上也就不见了“官”、“新官”字款。

                     历代纪年款特点之二

 

金代纪年款 
金代陶瓷纪年款以墨书款较为多见，另有釉下彩书写款和刻划款。落款的位置多在器物的外底、足部，也有落于腹部和内底的。如“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此为金代萧窑瓷瓶纪年款，横刻于瓶足上，瓶腹刻“白土镇窑户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鸟纹虎形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六; 日口家造”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白釉剔花莲花纹枕的底部有墨书“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康军使宅置到”款。1984年陕西铜川耀州窑遗址出土的盏范上有“大定十年”款。1983年陕西黄陵县古墓出土金代瓷枕的底部有墨书“大定十六年五月”款。 
   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的定窑夔龙纹盘印模内壁刻有“甲辰正月望日造”干支款；同时出土的定窑菊花纹碗印模的内壁刻有“甲辰蕤宾十四日”款。“蕤宾”为五月。山西出土的白釉砂圈瓷碗的砂圈上有墨书“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买了一十个”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霍县窑盘的外壁露胎处有墨书“明昌四年柒月初四日三李置到”款。秦庭域收藏的金代白地黑花诗文枕，枕面题七言律诗一首，其中有一句为“泰和三年调玉烛”。1988年12月山东成武宝峰乡定西村出土的金代白瓷碗的外壁近足无釉处墨书“泰和三年十二口买二只”款。1978年秋河北曲阳北镇村出土定窑四季花纹碗模的内壁环刻“泰和丙寅辛丑二十四日画”款。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白地黑花罐腹部釉下有以黑彩书写的“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张泰造”款。1959年陕西铜川黄堡镇窑址出土刻有“大安二年”款的青瓷残片。另见金代磁州窑瓷枕上落有“正隆元年制”款，金代磁川窑三彩花卉盆外底墨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七制”款。金代瓷器上还有—种只书年号，不书具体年代的款识，见于红绿彩瓷器的有“泰和”、“正大“等；见于耀州窑青瓷残片上的有“贞元”。
元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耀州窑、定窑资器上。既有彩书、墨书款，又有刻划款。常落款于外底、颈、肩、腹部等处，位置不固定。如广东遂溪窑出土碗模外壁刻有“大德六年”款。元紫金釉贴花牡丹纹三足炉外底刻有“大德七年制”款。元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盘上落有“大德八年”款。元定窑刻划花鱼纹盘外底刻“至元八年制公用”款，前五字直书，后二字横书。元代白釉瓶上落有“大元国至元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记耳”款。陕西铜川立地坡古窑址出土的残瓷片上刻有“至元二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款。山西琉璃龙莲花香炉上刻有“至大元年午汾阳琉璃寺诏伍塘城造”款。湖南衡东麻园窑址出土擂棒残器上刻有“延佑四年”款。元代磁州窑白瓷枕的外底有墨书“至治二年前五月十五造磁齐居(君)仁”款。元龙泉窑青瓷大花瓶上刻有“泰定四年丁卯岁仲伙吉日谨题”款。1979年江西丰城县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楼阁式瓷仓上有青花料楷书“后至元戊寅五月二十三日”款；同时征集的出土于景德镇的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颈部有一周青花楷书款为“大元至元戊寅六月壬寅吉置”。收藏于英国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瓶颈部有青花料楷书“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款。元磁州窑白釉褐花罐外壁釉下有褐彩书写的“至正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款。另外，元代瓷器上还有一种不书年号的干支纪年款，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土的钧窑双耳兽足炉上落有“乙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款。 
明代纪年款
  主要见于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官窑瓷器上冠以帝王年号款始自永乐朝，后成定制。但永乐官窑年号款只见四字款，官窑瓷器上落六字双行或三行楷书年号款并围以双重圆圆这一最常见的体式，则始自宣德朝；常见的六字双行围以双重方框的体式，始自成化朝。还有—种常见的环书于高足杯、碗足内沿的六字或四字年号款的体式，也始自成化朝。明代官窑瓷器纪年款以朝代款(又称年号款、年款)为主，民窑瓷器纪年款则以干支款较为多见。明代纪年款多以青花料书写，兼用暗刻、模印、釉上彩和白泥料书写。落款位置以器物外底最为多见。也有在器内底、近口沿、颈、肩、腹、流、柄等处的。官窑年款字体除永乐、宣德、弘治、万历朝有篆书体外，其他朝未见。款字排列方式，以六字双行和四字双行最为多见，六字三行、一排横书、一行直书、六字环形、四字钱文排列等极少见。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民窑纪年款则大抵随意书写，字体多草率不规。据有关专家考证，明代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始自洪武二年()369年)。止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此期间官窑瓷器上的纪年款以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较多见，其他朝则少见。有人根据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将明代官窑瓷器年款总结为五句口诀，即“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这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

清代纪年款

清代景德镇官、民窑瓷器上的纪年类款，从款识内容看，主要分为朝代款(又称年款)和干支款两大类。年款多用于官窑器上，干支款多见于民窑器上。官窑年款以楷书或篆书的“大清某某年制”、“某某年制”、”某某御制”最为多见，如“大清康熙年制”、“雍正年制”、“康熙御制”等。款字多落于器物外底，个别的落于近口沿、足内沿等处。六字楷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个别为三行排列或一排横列，款外围以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六字篆书年款绝大多数作三行排列，少数作一排横列，极个别的为双行排列，款外多无边栏，个别的围以双重圆圈或双重方框。四字楷书或篆书年款多作双行排列，外围双重圆圈、双重方框，也有无边栏的，个别的四字篆书年款作上下右左钱文排列。清代纪年款可分成釉下青花款和釉上珐琅彩款、矾红彩款、金彩款以及刻、印款3大类，其中青花款在所有纪年款中占主导地位，珐琅彩款则集中出现于康、雍、乾三朝，随着珐琅彩瓷器的消失而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矾红彩款。刻划和模印款则用于颜色釉瓷器上，如白釉、厂官釉、仿钧釉、炉钧釉等。从字体上看，整个清代纪年款不外乎楷、篆、隶几种，其中楷书居于主导地位，自始至终都在使用．篆书款出现于康熙晚期，当时只用于供祝寿用的金釉蓝团寿字和五彩三多纹器上。雍正时篆书款增多，许多仿制名窑的品种上均喜用篆书款。乾隆时楷书、篆书款平分秋色。嘉庆及其以后各朝，篆书款数量渐减，基本以楷书为主。转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