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悦
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开海设关”。陶瓷重新占据了东西方贸易市场的主要地位，开始远销海外，外销瓷呈现出许多异于前朝的新特点。
品类的丰富多彩，数量的巨大，是康熙外销瓷的特点之一。同时，为了迎合西方市场，装饰西方风格的纹饰图案、中国本土未有器型的出现等种种新特点陆续呈现。甚至为迎合市场，要模仿品质略逊一筹的日本“伊万里”瓷，而被迫“创造”出了一种瓷器的新式样。
中国风、西洋风、日本风，共同构成了康熙外销瓷的新特点。
清康熙 清花仕女图花口盘及款识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解除了自顺治以来长达四十余年的海禁，在闽（漳州）、粤（广州）、浙（宁波）、江（上海）四处设立海关，中国的海外贸易由此步入“开海设关”时代。陶瓷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重新占据了东西方贸易市场的主要地位，远销海外。
一六〇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自此，荷兰取代葡萄牙成为东西方贸易的霸主。直至一七八九年解散，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直垄断着东西方海上陶瓷贸易。康熙时期远销欧洲的中国瓷器，绝大多数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完成的。
基于以上的背景，康熙时期的外销瓷呈现出了许多异于前朝的新特点。
清康熙 青花开光花卉孔雀纹盘
品类丰富、数量巨大的外销瓷
明代自“隆庆开关”以来，瓷器贸易逐渐兴盛，并颇具规模。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订单显示，万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年），荷兰从中国订购的瓷器为十万八千两百件，到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年），订购数量上升到三十五万五千八百件。（【德】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三联书店，二〇〇五年，第一二七页）到了清代，为了防止沿海民众通过海上活动接济反清势力，清政府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苛的海禁政策。这导致顺治二年（一六四五年）仅有一千三百件瓷器由福州运往台湾，到了顺治九年则一件都没有了。（谢明良《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允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〇五年，第一四一页）顺治十二年六月，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更强行将江、浙、闽、粤、鲁等省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这一政策的施行使得中国的瓷器外销贸易几乎停滞。
康熙二十三年重开海禁之后，瓷器贸易额度迅速恢复，每年都有几十万件瓷器从中国运往欧洲，超过了明代瓷器贸易的规模。往来贸易的瓷器不仅数量巨大，品类也渐趋丰富。明朝末期的外销瓷器，以江西景德镇、福建地区所产的青花瓷器为主，特别是“克拉克瓷”，几乎成了明代外销瓷器的代名词。而到了康熙时期，外销瓷器的品类除青花外，还包括五彩、粉彩、颜色釉、德化白瓷及紫砂器等等，烧造地点则包括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福建漳州、广东等地。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民窑瓷器都可以远销海外。
清康熙 青花风景图菊瓣盘及“玉”字底宽
在纹饰题材上，因为康熙时期的青花瓷器多选用浙料（浙江产的钴料），色彩稳定，发色艳丽，能够准确地表现出画面中的人物特征和风景层次，体现出“墨分五色”的中国传统水墨画意境。因此，这一时期的青花纹饰较之前代更为繁复多样。
除此之外，康熙时期的外销瓷还可看到大量写有“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器物，这也是康熙朝外销瓷的特征之一。细看这些款识，写法各异，并无统一标准，且书风潦草，随意挥洒，不同于其他朝代官窑年款所呈现出的规整与严谨。据《浮梁县志·陶政》卷五记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又据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记载，康熙时期“向来底足下或一盏内，必书某朝某年精制，逮坏后沦落污泥溷堑中，或践蹈于马足车尘之下，而朝代年号，字画宛在，见者怵惕，而莫能救挽。至是建言者遂以为请。奉旨禁革，积年流弊，一朝顿洗”。两则史料都说明，康熙初年瓷器年款的书写很不规范，大量民窑烧造的瓷器也均书写有本朝年号款。而在康熙十六年“年款禁令”颁布之后烧造的瓷器中，官窑并不书年款。因此，康熙朝似无后世“官窑必书年款，民窑绝无年款”的规矩，年款并不能作为判断其是否为官窑烧造的标准。这也是康熙外销瓷中有如此多书有康熙年款但并非官窑烧造的瓷器的原因。
中国烧造的“西洋”瓷器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其购置瓷器的行为尚属被动，只是购买中国市场上流通的民窑瓷器。随着中国瓷器在欧洲广受欢迎，特别是得到欧洲上流社会的青睐，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特别订制中国瓷器，希望中国工匠能够生产出符合欧洲品味、更好满足欧洲市场的瓷器。
清康熙 青花人物图盘
早在明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荷兰人占据台湾之初，就为其能够从中国订制瓷器而积极努力。十年之后（明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荷兰人第一次将木制的瓷样模型交到中国匠人手中，要求其按样生产一批欧洲式样的瓷器，如啤酒杯、烛台、芥末罐等等（T. 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as recording in the Dagh-registers of Batavia castle, those of Hirado and Deshima and other contemporary papers, 1602-1682, Leidon, 1954），开创了西方人订制瓷器的先河。到了康熙时期，这种订制越来越多。在中国传统样式的瓷器远销欧洲、在欧洲宫廷掀起“中国风”的同时，大量西洋风格的瓷器也开始涌现，成为康熙外销瓷又一显著特点。
一些外销瓷器上所绘制的主题纹饰，开始呈现出西方的纹样、图案，甚至是西方的历史事件。爆发于一六九〇年的荷兰鹿特丹起义，就曾作为当时较为流行的主题纹饰，被广泛绘制于中国外销瓷器之上。此事件的起因是一位名叫康奈利思·考斯特曼（Cornerlis Kosterman）的守卫与蛮横无理的税吏两人发生肢体冲突，导致税吏死亡，结果考斯特曼被判斩首。这事激怒了鹿特丹民众，他们发起暴动，推倒了法院大楼以抗议判决的不公。图案描绘的是愤怒的民众冲进法院时的情形：人们利用绳索和高梯破门，有的挥舞大锤砸墙。这场起义轰动一时，曾被铸成纪念币。景德镇的画工可能根据当时钱币上的画意复制而成，同时又加入了一些臆想成分，如画面中描绘的人物衣着并非是典型的西方式样，盘子四周的装饰更是由典型的中国元素构成。类似的风格也体现在另一件描绘荷兰代尔夫特（Delft，南荷兰省城市，地处海牙和鹿特丹之间）风光的青花瓷盘上。这件瓷盘虽力图表现异域风情，但画面中的教堂、飞鸟、树木等图案都被中国工匠处理得似是而非。这种“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表现出中国工匠在接受西方订制瓷器之初的摸索与适应。
清康熙 青花果树纹油瓶
除了图案内容的西洋化，一些中国本土未有的器型也陆续出现。这些较为新奇的器型，主要都是欧洲贵族举办宴会之时所用的餐具。在当时的欧洲，正规宴会所需的餐具一般为一百三十件（套），其中包括餐盘六十件，汤盘二十四件，各式小碟二十一件，酱汁罐四件，鱼盘一件，盖碗两件，盐罐六件，黄油碟六件，色拉碗六件。（C.J.A.Jorg,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 The Hague, 1982,170-174）可见其所需餐具及相应配套器具数量的巨大。目前所见康熙时期外销瓷中的新奇造型大多是如佐料瓶、啤酒杯之类的饮食器具。
十七至十八世纪初 五彩花鸟纹啤酒杯（上） 清康熙 青花如意花卉纹盖杯（下）
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再加工
基于陈设和装饰考虑，为了更加符合欧洲宫廷生活的使用习惯，一些在中国本土作为日常用器的瓷器，到了欧洲的宫廷中经过不同程度的加工改制，其实用性相对减弱，而观赏性和陈设效果则更为突显。这些改动有的只是稍作加工装饰，有的则改变了器物形制，更有甚者改变了器物的原有用途，不一而足。其中，对康熙时期出口的白瓷（主要为福建德化窑白瓷）加饰彩绘，是当时欧洲各国较为流行的做法。
欧洲商人对中国瓷器加饰彩绘的做法，始于十七世纪末的荷兰。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康熙时期的五彩碟，碟心绘宝瓶花卉图案，碟内壁一周饰开光装饰，八处开光分别绘有麒麟、花卉、虎等图案。初看之下，这件器物带有康熙五彩的风格，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所用彩料并不同于中国彩料。就图案绘制而言，麒麟图中的火焰、祥云都画得似是而非，呆板僵硬，显为描摹而成，另一猛虎图也画得憨态可掬而毫无威严之感。碟心的花卉纹饰则体现出较高的绘制水平，尤其双犄牡丹纹饰呈现出典型的康熙时期风格。这件器物上的纹饰有可能是荷兰工匠刻意描摹同时代康熙五彩瓷器而成。
除了荷兰之外，为进口的中国瓷器加饰彩绘的现象还出现在德、英、法等国家。在德国，为中国瓷器加彩的工作通常由专人完成，这种负责为瓷器加彩的匠人叫做“Hausemaler”，即室内画家——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室内为瓷器“作画”。这些画匠最初来自波西米亚地区，从事为欧洲或中亚地区的玻璃器加饰珐琅彩绘的工作，十七世纪末，他们之中的一批人来到纽伦堡（今德国南部城市）地区，开始为瓷器彩绘。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茶壶，壶身绘有花卉、昆虫、果蔬等装饰图案。这种构图布局，便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初期活跃于纽伦堡地区的工匠们所常采用的。
十七至十八世纪初 五彩宝瓶花卉图片
中国的“日本”瓷器
因为顺治朝的“禁海令”，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瓷器贸易被全面禁止，荷兰商人不得已转而向日本订购瓷器。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一六五七年日本瓷器首次销往荷兰。（Pieter Roelofs, Painting Asia Oriental Luxury Goods and Exotic Curiosities in Dutch Paintings, Asia of Amsterdam, 229）之后的几十年，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亚洲瓷器的主要出口国。
十七至十八世纪初 德化窑彩绘花果纹茶壶
一六八四年康熙皇帝重开海禁，中荷恢复陶瓷贸易。因为当时中国的瓷器烧造技术、质量远胜日本，价格又低廉，因此中国很快再次取代日本而重新掌握了国际陶瓷贸易的主动权。而清政府实施海禁的几十年间，日本陶瓷已经占据了欧洲市场的主流，在欧洲拥有了固定的客源，甚至对欧洲人的陶瓷审美观念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荷兰人在与中国恢复贸易之初，曾在景德镇订烧了一定数量的日本风格瓷器。
清康熙 五彩花篮纹花口盘及款识
因荷兰人与日本进行瓷器贸易的港口在伊万里市，故此时日本的外销瓷器又被称为“伊万里瓷”。当时，正值日本江户时代(一六〇三年～一八六七年)。这一时期，伊万里瓷通过引进、借鉴以景德镇瓷为代表的中国瓷器的既有成果及生产体制，在以有田町（佐贺县）为中心的肥前地区成功烧制出来，并逐渐形成了日本瓷器一种独特的风格。
十七至十八世纪初 中国“伊万里”风格彩绘花卉纹葫芦瓶
伊万里瓷最显著的特征是瓷器上多以菊花、扇形开光等典型的日本元素作为装饰，而中国重开海禁之后，为适应外贸需要，将这些典型元素应用于瓷胎之上，形成了中国的“伊万里”。质量明显优于日本的景德镇瓷，为迎合市场而要模仿略逊一筹的异国瓷器，被迫“创造”出了一种康熙瓷器的新式样，实属无奈之举。
清康熙 酱釉开光青花矾红彩花卉纹执壶
一七〇〇年，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盛大的舞会。他身着中式服装，坐在中国式八抬大轿中闪亮出场，全场发出一片惊叹。这种风尚体现在当时整个欧洲社会中，并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风靡欧洲的所谓“中国风”。康熙瓷器，作为“中国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贵族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影响了巴洛克艺术，并促成欧洲宫廷审美从巴洛克向洛可可的转变
清康熙 青花矾红彩描金花卉纹折沿盘
一七〇九年，萨克森选帝侯在收藏大量康熙瓷器的同时，下令研烧瓷器。最终，在迈森（Meisson，德国萨克森州迈森县）发现高岭土，并以其收藏的中国德化窑白瓷和紫砂器为样本，烧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硬质瓷。这一发明，标志着硬质瓷器在欧洲的诞生，从而改变了欧洲瓷器纯粹依赖进口的状况，最终改变了世界陶瓷生产和贸易的历史。
清康熙 青花矾红彩描金花卉纹折沿盘
清康熙 青花矾红彩描金花卉纹盖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