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青花胎体厚重，釉面肥润呈现青白色，有缩釉和小棕眼，器物口部往往刷一层酱釉，底足处理不是很细腻，有粘砂，不光滑现象，器物底足内常见放射状的跳刀痕，许多大盘及琢器的底足出现台阶的形状，俗称“二层台”。双圈足也在这一时期大量流行，尤以大盘居多，里圈都较外圈矮，两圈间无釉。中期青花胎体洁白坚硬，很少有杂质，胎体薄厚适中，注重修胎，釉面有粉白和浆白两种，粉白釉面硬度高，浆白釉面略疏松，偶有小开片，还有一种亮白釉。底足露胎处光滑细致，多呈泥鳅背状，少见炎石红，瓷器的质量明显提高胎釉结合紧密，器内外壁及底足釉色基本一致，当时还出现用精细淘洗的浆泥制成的瓷胎，俗称“浆胎”胎体偏轻。晚期青花呈青白釉，亮青釉居多，胎体比中期要轻，底足普遍平切，切削整齐。[1]

早期青花使用浙料，呈色灰蓝，个别发色较灰暗，与顺治青花特点相近。中期青花使用云南省的“珠明料”，这种青花色料提炼精纯，呈色鲜蓝青翠，明净艳丽，清朗不浑，艳而不俗，有的呈宝石蓝色，鲜蓝而不火气，它与明嘉靖青花蓝中泛紫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康熙青花有五个层次的色阶，有“头浓、正浓、二浓、正淡、影淡”之分。这也是康熙青花备受世人推崇的重要原因之一。晚期青花，呈色趋于淡雅，有的泛晕散。康熙朝除了烧造传统的白地青花外，还有浆胎青花、哥釉青花、郎窑青花、蓝地白花、豆表釉青花、青花釉里红、青花加黄、青花加紫、青花戗金、青花镂雕等派生品种。

康熙青花装饰题材广泛，图安布局巧妙合理，与造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民窑青花在纹饰方面，完全突破了历代官窑图案规格化的束缚，显得更加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充满生活气息。这种自然的民窑青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而官窑青花则代表着当时工艺的最高水平。

康熙青花在绘画技法上，改变了明代青花先勾勒花纹轮廓线，然后涂色的传统方法，即单线平涂，而是采用渲染的技法，在瓷坯上绘画，一种颜色能表现出浓淡深浅多种不同，最多能分出八九种色阶。

题材方面主要有：植物、山水、动物、人物、故事、以及长篇诗句等。如；松石鹤鹿、雉鸡牡丹、松姒葡萄、海水异兽、鸳鸯卧莲、八骏图、花鸟蕉叶、喜鹊登梅、鹭鸶莲花、麒麟蕉叶、牧童骑牛、童子戏莲、八仙、西游记等。

最能体现康熙青花特色的是山水人物，风格上模仿名画家的笔法，立体感很强，画法精细，分色层次鲜明，浓淡相宜。画面效果讲究意境美，整体给人以疏朗清闲的感觉。人物纹中以耕织图、渔家乐图最具代表性，画面有生活情趣。以长篇诗文作为装饰，也是康熙青花的一大特点。多是书写在笔筒上，有《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滕王阁序》、《四景读书乐》等。

康熙时期的瓷器被公认为是整个清代瓷器之 首。康熙时期是清代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空前发展，就瓷器而言，无论是胎质、制作工艺和画工等诸多方面都十分讲究，所以康熙时期的瓷器历来被收藏者视为珍 品。出于多种原因，光绪朝仿制康熙时期的瓷器的现象多有出现，好者几可乱真。所以，准确区分康熙和光绪两个不同时期的瓷器，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 制作工艺上看，有粗、细之分。这主要是指旋胎及底足的处理。康熙时期的瓷器旋胎比较规整，器壁外处理平整，器物的内部少有精细的处理，常见手拉胎的痕迹。 器物的底足大多很规矩，底足处理圆润、光滑。而光绪朝的瓷器在旋胎上胎体较康瓷轻薄一些，特别是器物底足的处理，棱角不很清晰，有拖泥带水的感觉。在胎质 方面。康熙朝的瓷器的胎质可以用细密、洁白、坚实来形容。光绪朝瓷器的胎质比较粗松，呈灰黄色。

画工方面，康熙朝的瓷器线条流畅，特别注意起笔落笔的顿挫，线条犹如钢条，直线和弯曲都刚劲有韧性。绘画造型准确，诗书画印，完美结合。赤壁赋、圣主得贤臣颂等诗文常整文搬上画面。书法多楷书，字体秀美、工整。绘画的内容有人物、山水、花卉、龙凤等题材。光绪朝瓷器的线条柔软、较细，力度不强，虽也有起落笔的提顿，但相比之下则显得无力。在绘画的内容上也少有创新。

另外釉质也有一定的不同。康熙朝的瓷器多表面平整光滑，釉质较厚，半透明、呈淡青色。光绪朝瓷器釉质较薄，表面不平整，常有瑕疵。[2]

康熙青花瓷器的造型，千姿百态，仿古创新。既有陈设瓷，也有日常生活用瓷、祭器、外销瓷等。大件器物多是民窑烧制，尽管体积较大，但极少变形，风格挺拔向上，粗犷豪放，制作规范，丝毫没有笨拙感。中小件器物富有独创性，严谨大方。主要品种有：盘、碗、碟，杯、盒、瓶、尊、壶、罐、炉、钵缸、香熏、笔筒等文具、挂钟等。

瓶类：瓶类是康熙青花造型最为丰富的，多用为陈设观赏。有长颈瓶，早期瓶高颈粗，晚期瓶矮颈短。梅瓶小唇口，短颈，体丰满，多是玉璧形底，少量是圈足，无款，有平肩、溜肩两种，形体大的胎轻，个别釉面有开片，体小的胎重。筒瓶，又称象腿瓶，外形与崇祯、顺治基本相同，但没有顺治的高。棒槌瓶，创新式样，因形似我国南方洗衣用的棒槌而得名，基本是窑产品，有圆棒槌和方棒槌两种，前者数量多，后者少，线条处理楞角分明，普遍高度在46厘米左右。葫芦瓶，口沿部分增高，洋重线条美，底部有露胎和书款两种，前者仿明代特征。锥把瓶、玉壶春瓶与明代相比颈部缩短，腹部肥大。胆瓶、天球瓶、蒜头瓶、荸荠扁瓶，直口，长颈，扁圆腹，圈足，为康熙朝新创器型。此外，还有八方瓶，绶带耳扁腹葫芦瓶等。

尊类：摇铃尊，又称纸槌瓶，为康熙官窑的创新式样，平底内凹，均有款，所见多为青花及釉里红两个品种；凤尾尊为当时的流行式样，因其口、足外撇形似凤尾，故名。它是从花觚演变而来的，线条优美，舒展流畅。多是康熙中、晚期产品，无款居多。康熙青花山水人物图凤尾尊高73.5厘米，及青花雉鸡牡丹图凤尾尊均属代表之作。撇口尊、琵琶尊、形似弦乐器琵琶，故名。双陆尊、石榴尊、马蹄尊、筒式尊、兽面衔环尊、观音尊、双耳尊等，其器型撇口，短颈，丰肩，肩以下渐收，至底外撇。

罐类：将军罐，始见明代嘉靖，康熙朝延续顺治式样，高矮大小不等。官民窑均有，但民窑所占数量多，早期口大罐高，晚期口小罐矮。常画仕女婴戏、洞石花鸟两种图案，往往底部无釉露胎，胎体厚重，足边有火石红，官窑产品尺寸小，常在腹部绘团寿纹，底部圈足满釉书有本朝6字款。莲子罐、瓜罐、冰梅罐、竹节盖罐，罐身绘翠竹纹，除青花外，还有白釉绿彩。鼓式盖罐、狮钮盖罐、粥罐，为康熙朝创新式样，多是民窑产品，尺寸不是很大，形体矮而圆，底部无釉露胎，肩部有对称双圆孔，穿有铜环，便于提用。罐盖分圆顶和平顶两种，前者多置宝珠形钮，后者无钮。

花 觚类：大器居多。早、中期大量生产，基本是民窑产品。一般器型高大，高度在45厘米左右，份量适中。早期简单呈筒形，平底内凹。中期形体特征鲜明，开始发 生变化，口足外撇，鼓腹，腹上下各凸起一周，二层台底，足内常见书写仿明代成化、嘉靖年6年字款，其双圈画的很大，有的花觚只画双圈，有的不写款，多数是 口径大于足径。

壶类：执壶；贲把壶；又称“藏草壶”，宗教法器，是仿照藏族银制贲把壶形制烧造而成。茶壶，饮茶器具，烧造出许多实用美观的样式，善于随形变换，有竹节式、桃式、提梁式、端把式、八宝式、“福”字形、“禄”字形、“寿”字形等。壶体与壶流、壶柄比例适度，和谐统一，端庄大方。鼻烟壶，做为盛放鼻烟的器皿，开始在当时广为流行，但式样单一，呈筒形，又称炮竹形。小唇口，外绘缠枝莲花、折枝菊花和寒江独钓图，前者多无款，后者多写成化年制4字仿款。笔筒类：文房用具之 一，数量很多，器壁多较厚。较明末清初有了明显的变化，流行口底相若的圆筒形，数量最多的也是最具代表性。另有撇口形、竹节式、束腰式等，束腰式多出现在 早期，有的口部施浆白釉，已不是主流品种。最常见的是玉璧形底，底心出脐微向内凹，有釉，比外壁釉要偏白、薄，脐内的外围有施釉和无釉两种，后者居多。其 次是台阶底，圈足和平底无釉露胎。也有的是底部有三个条形小足。花盆类：养花器具。形体庞大，胎体坚硬，沉稳敦厚。常见有圆形、圆筒形、椭圆形、海棠形、 四方形、长方形、六方形等。

盘类：日常生活用器，中小型居多，早、中、晚期均有烧造。有些差别不是很大，有高足盘、花口盘、方盘、折沿盘、撇口盘、菊瓣盘等。碗类：有高足碗、盖碗、盒 碗、卧足碗、敞口碗、折沿碗、折腰腕、撇口深腹墩式碗、四方委角碗、小斗笠碗为康熙朝创新式样。

盒类：上下结合紧密，盖面扁平，圈低矮、平切。另有圆盒、四节圆盒、小印泥盒、串铃盒、棋子盒等。

杯类：有高足杯、酒杯、茶杯、 螭耳杯、铃铛杯，铃铛杯大口，深腹，小圈足，足高，因其外观极令铃铛而得名，又称仰钟杯，是康熙朝富有朝代风格的器物。有薄胎、深胎两种。官窑胎薄多敞 口，民窑胎厚多撇口；套杯，多为3个1套大中小合成一体，外壁常绘诗句人物，后期雍、乾二朝数量明显增多有8个、10个。

康熙青花瓷器的款识，丰富多样。朝代款主要是青花双圈楷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款。字体端庄工整，雄健有力，字与字之间距离比较大。

康熙早期无款居多，康熙二十一年之后均有落款。

仿明代款有：“大明永乐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隆庆年制”、“大明万历年制”，多是楷书。

民窑青花多数不书年号款，往往写堂名款，又称斋堂款。如：碧云堂制、兴裕堂制、兆庆堂制、惟善堂制、慎得堂制、杏林轩制珍玩、丛菊斋制、拙存斋、白云堂依古制、应德轩博古制、全庆堂仿古制、寿古斋得星堂造、德磬堂制、芝兰斋制、天宝堂制、琳玉堂制、天琛堂、应德轩博古制、永和堂制、宿云斋、三元堂制、笔花斋制、世锦堂制、中和堂皇制、吉言赞颂款有：永庆奇珍、奇石宝鼎之珍、慎友鼎玉珍玩、益友鼎玉雅制、风流宰相家、青玉宝鼎之珍、有美子斯、文章山斗、益友鼎玉雅制、可林春宴、球琳珍玩、球琳琅轩之珍等。个别器物只是在圈足内画双圈，圈内无字，也有绘树叶、梅花、海螺、小兔、双鱼、荷花、如意、杂宝、银锭等。

一、 珐琅及珐琅彩瓷器的创烧

珐琅又称“拂郎”、“佛郎”、“发蓝”，发音相近，都是对一种人为加工而成的玻化物质的称谓。它以天然长石、石英等矿物质为主要原料，加入纯碱、硼砂等化合物作助熔剂，加入氧化钛、氧化锑、氟化物等作乳浊剂，添加氧化铜、氧化钴、氧化铁、氧化锰、氧化锑等金属氧化物作着色剂，经过粉碎、混合、煅烧、熔融后，倾入水中急冷得到珐琅熔块，再经粉碎、细磨得到珐琅粉(图1-1、图1-2)。将珐琅粉调和后，涂施在金、银、铜等金属器上，经焙烧，便成为金属胎珐琅。若以玻璃为胎，则称为玻璃胎珐琅;以瓷器为胎者，则称瓷胎珐琅。

按装饰工艺不同，金属胎珐琅器可分为掐丝珐琅、錾胎珐琅、画珐琅、透明珐琅等。若将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工艺结合起来共同装饰一件器物，则称为复合珐琅。其中与瓷器有关的珐琅工艺只有一种，即画珐琅，一般称之为“珐琅彩”，其正式名称应为“瓷胎画珐琅”。至于其俗称“古月轩”，由于目前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上从未发现有署此款者，而在晚清玻璃胎画珐琅器物上见有个别属此款者，所以推测很可能是晚清时期宫中所藏署“古月轩”款的玻璃胎画珐琅流散出宫后被古董商看到，遂误认为瓷胎画珐琅上亦署“古月轩”款所致。

瓷胎画珐琅的创烧，与康熙皇帝对画珐琅的喜爱有密切关系。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附近设置珐琅作(康熙五十七年改归养心殿)，主要制作铜胎掐丝珐琅和錾胎珐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废除海禁，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作为贵重工艺品，随来华的传教士被带入广州，后又进贡至内廷。这些舶来品以 精细的彩绘技法和华丽的装饰风格，而深受皇宫贵族和广州地方官员的喜爱。由当时欧洲传教士的私人信件得知，康熙皇帝对这种洋玩意儿也很感兴趣，并力图使中 国的珐琅工匠掌握这门技术。于是广州和北京内廷珐琅作的工匠，分别在两地试烧画珐琅，经过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成功地烧制出了我国的金属胎画珐琅器。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以后，随着广州和欧洲的画珐琅器制作匠师进入内廷，参与指导造办处珐琅器的制作，甚至亲自操作，画珐琅器的生产遂呈现繁荣景象。康熙五十五年，经广州巡抚杨琳推荐，广东画珐琅匠师潘淳、杨士章，并有西洋人三名、法蓝(珐琅)匠两名、徒弟两名，进入内廷。即：“广东巡抚奴才杨琳为奏闻事。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倪天爵三名俱会天文，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查有能烧法蓝杨士章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西洋人三名、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具随鸟林大、李秉忠启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画片、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桃红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坯，亦交李秉忠收带，预备到日便于试验。合先具摺同李秉中奏摺进呈。谨奏。康熙五十五年玖月二十八日奴才杨琳。”在摺尾，康熙皇帝朱批：“知道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第七册，第451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奏准武英殿珐琅作改归养心殿，增设监造一人，显示出康熙皇帝对珐琅器生产的重视。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法国画珐琅艺术家陈忠信被召至内廷指导画珐琅器的生产。此事见于康熙五十八年“广东巡抚杨琳奏报续到洋舡摺”。即：“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兰西洋舡一只，内有法兰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法琅技艺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摺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今于六月十一日到 英咭唎洋舡一只，装载胡椒、黑铅、鱼翅等货。六月十五日又到英咭唎洋舡一只，装载黑铅、哆啰呢等货。二舡内并无搭有西洋学问技艺之人，所有续到洋舡二只， 理合具摺奏报。谨奏。康熙伍拾捌年陆月贰拾肆日，奴才杨琳。”在摺尾，康熙皇帝朱批曰：“知道了。”(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 第八册，第547页，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宫廷造办处珐琅作很快熟练掌握了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并烧造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宫廷韵味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图2)。同时，造办处珐琅作还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于是便产生了瓷胎画珐琅，即今人所称的“珐琅彩”。

二、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

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因处于初创阶段，从色彩搭配、纹饰布局到款识内容和样式，均摹仿当时铜胎画珐琅效果。由景德镇御窑厂提供的白瓷，一般仅在器物的里面和圈足内施釉，器物的外壁则涩胎无釉，这就是人们所俗称的“反瓷”。外壁画面大多以淡黄、深蓝、胭脂红、豆绿、绛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种颜色的彩料以双钩技法描绘缠枝牡丹、月季、莲花等花卉图案，且有花无鸟(图3-1、图3-2)。也有在四个花朵中分别填写“万”、“寿”、“长”、“春”等祝寿语者，装饰风格严谨华丽。所用彩料系从西洋进口，所用画稿由宫中造办处下属的如意馆提供。由于施彩较厚，致使纹样有堆凸之感，且出现细小裂纹。康熙时期的珐琅彩瓷器中，也有个别直接在宫中旧藏明代永乐白瓷盘上施彩者。

康熙时期还有一种宜兴紫砂胎画珐琅器，现绝大多数都收藏于台北故宫[微博]博物院，当时称作“宜兴胎画珐琅”。造型有执壶(图4)、提梁壶、盖碗、盖盅等。装饰题材多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绘的，也有的可能是考虑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样细腻光滑，就先在胎上涂抹褐色彩作地，然后再进行彩绘，褐色彩的颜色不仅酷似于紫砂的颜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泽增强。这种褐色彩仅施于器物外壁，器内则无。

康熙时期瓷胎画珐琅器的款识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胭脂红色或深蓝色图章式堆料款，款外套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个别的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珐琅彩缠枝莲纹瓶，外底阴刻“康熙御制”四字双行款，外围阴刻单线方框。也有个别器物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画珐琅莲花纹菱花式盘(永乐白瓷胎)，外底虽也署“康熙御制”四字双行胭脂红色堆料款，但外围的不是双方框，而是双线圆圈，圈线外粗内细。至于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器外底所署款识，一般为“康熙御制”四字双行黄色堆料款(图5-1、图5-2)，外围双线方框。个别的如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宜兴胎画珐琅四季花纹茶壶，外底所署黄色堆料款“康熙御制”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围海棠花式双线框。宜兴胎画珐琅器上用黄色珐琅料写款，当是因为黄色可与褐色地形成鲜明对比的缘故，而若以褐色地衬托红或蓝色料款则不够鲜明醒目。

上面已经谈到，康熙晚期创烧的珐琅彩瓷器，主要是追求铜胎画珐琅的效果，大多是在“反瓷”上涂成色地来衬托图案花纹。但此时也出现个别直接在白瓷上彩绘的画珐琅瓷器，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中即有康熙时在永乐白釉暗花菱花式盘上直接施彩的画珐琅瓷器。这种画珐琅瓷器虽失去色地画珐琅的华丽感，但却呈现出清新典雅的艺术效果。这为雍正、乾隆时期大量烧造这种在白釉上直接施彩的珐琅彩瓷器奠定了基础。[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