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汪精卫的才情与人品
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中国有个大汉奸，叫汪精卫。中日战争期间，全国人民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唯独他投靠日本，出卖国家。蒋介石也是假抗战，真反共。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宣传的。回到家中讲给父亲听，他哈哈大笑，说："课本上写错了，老师也讲错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老师和书本怎么都错了？"我颇为惊异。
"错了。"父亲点点头，语气颇为肯定，"蒋介石反共，但他是抗日的，还是领导抗日的领袖。"
我说："领导抗日的，不是毛主席吗？"
"那时没有毛主席，只有蒋委员长。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高呼蒋委员长万 岁呢。这不是造谣，我在场。"
父亲的话，我听得发怵又发呆。
提及汪精卫，父亲是一讲再讲，尽管每次说的很零星。他称汪精卫为汪兆铭，说这才是他的姓名。对他的看法，父亲归纳为三点：漂亮，才情，人品。首先，汪兆铭是美男子，最美的是那带着侠气的一双眼睛，男人看着也动情，不是连胡适都说自己若是女人就一定要嫁他吗？
其次，是汪精卫的才情，写得一手好诗文。
"好到什么程度？"我问。
父亲说："汪兆铭诗文可以选入教科书！台上是领袖，提笔是文人。"父亲多次向我背诵他狱中所作《被逮口占》："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决定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前，曾写有一封《致南洋同志书》。书中慨然道："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父亲说："那时的汪兆铭和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相比，毫不逊色，一样的壮怀激烈。"父亲又告诉我，那篇人人熟读的孙中山《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实则由汪兆铭代笔，孙中山未写一字。
说汪精卫有人品，我有些不解："汉奸有什么人品？"
父亲说："政治上从慷慨赴死，到涕泪登场，到客死异国，汪兆铭是一路下坡。但人品上，可以说他一辈子无可挑剔。不贪钱财，不近女色，不抽不嫖不赌。他有政治欲望，若和老蒋、老毛相比，是个没有太大政治野心的人。"
后来，我还知道了"人心思汉"的典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全国派遣接收人员，大家管他们叫"劫收"大员，个个"五子登科"。所谓"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票子、金子、车子和女子。国民党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的报纸就有载有"人心思汉"之说，成语本意是想念家国，但这里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念汉奸汪精卫，思念他的人品。
我再次发呆又发怵。
父亲从书房里，拿出一本可能是香港刊印的《双照楼诗词稿》，翻到《金缕曲》一页。说："这是汪兆铭在狱中写给陈壁君的情诗，你读读。和你学的那些散曲相比，我看也是不差的。"
汪精卫入狱后，陈壁君直奔京城设法营救，并以密函向汪示爱，愿以终身相托。汪精卫看后万分感动，遂改清初顾梁汾寄吴兆骞之《金缕曲》"季子平安否"旧作而成：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馀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金缕曲》中有报国之志，亦有男女之情，都写得至纯至性，令人感动。我才明白所谓的汉奸，绝非我们印象中的白鼻梁小丑。在《金缕曲》后面，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叫陈璧君赶快离京。几天后，汪收到陈璧君的一封信，信中再次向汪示好，建议"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汪精卫被陈璧君的真情打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毫无出狱的希望。即使有相见之日，彼此已为垂暮之人，遂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一个"诺"字。陈璧君接到汪的血字，痛哭了三日。
汪精卫从政一生，诗词也伴随了一生。据说，他病重时曾表示：不要留存文章，可留的只有诗词稿。他的诗篇咏山河，哀民生，痛名节，弥漫着悲苦凄凉，萦绕着忧国情思。词学大家龙榆生称汪诗为哀国之音。学者叶嘉莹认为，汪诗中蕴涵着一个"精卫情結"，所谓"情结"，即指一个人的內心始终存有一个追求和执著的理念。汪精卫的名字缘自《山海经》"精卫填海"的典故。他有"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的诗句。"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一个小鸟，想衔着小石子去填那破败中国的沧海，填得了吗？
出于"曲线救国"的政治路线与"主和"思想，在民族危亡时刻，汪精卫希望能保全沦陷区一部分民众和土地，他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了。为达到这个理想，他跟日本谈判。日本人把条件說得很好，一旦迈出脚步，条件马上变了。加上老蒋的打击排挤，上了船的汪兆铭无可奈何了，也永难回头了。叶嘉莹说，精卫填海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汪精卫所做，正是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于是才有一生的"衔石成痴绝"，才有一世的"沧波万里愁"。纵观汪诗，从壮怀激烈到一腔愁苦，这个"精卫情結"贯穿了始终。
2004年，汪氏幼子文悌内弟根据旧日"民信""泽存""永泰"诸本细加审定并附补遗重行刊印，成为目前最完善的版本。2005年9月，在美国工作的高伐林先生，受汪氏长女文惺之夫何文杰老人之托，携若干新本酌量赠予国内历史、文艺部门以供研究。高先生拿了两册，一册给我，一册赠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
捧读新本，感慨万千。负罪人带着他的心魂走了，不知他进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一往凄清，同诉飘零。无论灵魂停留于何处，我想，在夜的清幽里，他也会显示出属于自己的魅力来。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这是钱钟书的诗句。显然，他很感叹汪精卫--一个政坛人物有那么多的诗人的感情与才华!
2010年于北京守愚斋
原标题：《章诒和：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附：双照楼诗词稿补遗
努儿哈赤墓上作墓--在沈阳城东称东陵
百年终一死，所余但枯骨。可怜秦始皇，于此致情切。
生营阿房宫，死葬骊山穴。刑徒七十万，汗尽继以血。
后来帝王陵，奢丽如一辙。珠襦与玉匣，留与赤眉发。
凄凉冬青树，遗黎泪空咽。靺鞨起黑水，人事至简率。
一朝得荐食，摹拟惟恐失。沈阳城之东，冈峦若并列。
周遭四十里，松柏青郁郁。墓门与隧道，初日焕丹漆。
取材自昌平，规模信弘阔。昔日辽东战，千里血渠决。
髑髅筑京观，高于此陵埒。自从入关来，中原苦萧瑟。
扬州与嘉定，屠城辄十日。城阙尔何物，朽骨惊突兀。
丹青尔何物，血肉惨凝结。历史如我诏，悲慨肠内热。
祸阶自玄鸟，朱果孕枭杰。长林与丰草，世世作巢窟。
老汗真封狼，所至纵弛突。持校阿骨打，嗜杀差髣髴。
持校铁木真，战伐逊功烈。长城适自坏，戎马不能遏。
生貙复生罴，九州竟囊括。党人起革命，危苦经百折。
所蕲但平等，志事昭若揭。三户秦遂亡，九世雠已雪。
于今一家内，不复辨胡越。君看原上树，樵斧不容伐。
当春绿盈枝，行人弄清樾。山川自辉媚，云物足怡悦。
村歌杂妇孺，燕雀鸣相聒。南望黄花冈，毅魄如可活。
真成抵黄龙，痛饮不能节。
由巴黎返罗痕郊行
蛙迎归客互喧呼，无限欢声渐满糊。
几处芦根知水落，一时风雨令花疏。
好山重对逢知己，熟径追寻温旧书。
入夜谁驱幽涧月，伴人耿耿到庭除。
重九登白云山
累棋直上众峰头，回首坡坨紫翠稠。
南国鱼龙方静夜，中原鸿雁又惊秋。
名山浪作终身计，佳节聊为尽日游。
归路渐知人事近，尚闻涧水入幽林。
舟出巫峡过巫山县城俯江流山翠欲活与十二峰磛礹气象迥不侔矣为作一绝句
峡开江水接天流，一抹修眉翠黛浮。
若把风姿喻神女，矜严消尽见温柔。
过巫峡
奇峰十二贯苍穹，铁骨松颜古今同。
一扫荒唐云雨梦，披襟饱领大王风。
闻之舟子三峡猿啼近来已成绝响为作一绝句
不尽人间杀伐心，老猿从此入山林。
风清日烈瞿塘峡，惟有秋蝉自在吟。
春暮
又是莺飞草长时，劫余髡柳亦成丝。
可怜春色穷妍丽，不似人间有乱离。
死未归魂虚上冢，生仍枵腹强扶犁。
幽禽枉作丁宁语，为问提壶欲劝谁。
题吴道邻绘木兰夜策图
风四号，月半吐，此时搅辔隲长路。
风与马，同萧萧。月与人，同踽踽。
拼将热血保山河，欲凭赤手迴天地。
戈可挥，剑可倚。
一干一城从此始，虽千万人吾往矣。
垃圾讀的書再多，它也是垃圾。
忠孝信悌礼义廉, 无耻!
不明白你到底要说什么。提醒一下，汪精卫的卖国犯行是在民国时期，他的汉奸罪名也是国民政府判定，与共党毫不相干。
现在的抗战历史被共党篡改得面目全非，更有一些不明真相者、被洗脑者、自以为是者跟着瞎忽悠。真是一片乱局，惨不忍睹。
现在的抗战历史被共党篡改得面目全非，更有一些不明真相者、被洗脑者、自以为是者跟着瞎忽悠。真是一片乱局，惨不忍睹。
章百钧是靠政治投机起家。解放前组织一些文痞以反对蒋介石领导的国府为旗号，呼应共产党在国统区以破坏经济和蒙蔽学生搞动乱。
解放后又是异想天开要与毛泽东争领导权，被打成右派。
这等人士，对国对民从来不做好事
为什么要吹捧汉奸，因为搞政治投机是志同道合
日本人宣扬：“崖山之后已无中国”，现在的中国人是“支那人”，日本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人。日本史学界认为宋以前的中国史是日本的国内史。
关东大地震后，中国倾国之力帮助日本。但是等日本刚刚恢复过来，立刻发动侵华战争来报答中国。
日本通过脱亚入欧，步入工业化步伐；却忽悠中国要弘扬国学。日本只是表面上学习了中国文化，而其目的是为了侵略中国和培养中国的亲日情绪、甚至汉奸。而中国被忽悠了的话，日本就宣扬原因是中国人的人种不行，所以应该被消灭。
而中国也开始学习西方，日本就立刻予以阻止。洋务运动和民国黄金十年就是被日本扼杀的。
另外日本真正的文化是神道+武士道文化。日本的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已经被彻底的阉割和改造，成为神道+武士道精神和侵华理论的帮凶。
中国的儒家和佛教成了汉奸的思想支柱，为中国制造了在世界上蔚为壮观的汉奸人数和让世界叹为观止的奴性。
参考：
《国学大师——辜鸿铭："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
http://book.sina.com.cn/excerpt/sz/rw/2011-03-14/0954284080.shtml
作者：哈尔滨冰锋剑道 共识网 2014-12-29
摘要：否认了“核心神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异于“挥刀自宫”。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首相会一次又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这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也是为什么像《永远的零》、《男人的大和号》、《吾为君亡》、《啊!海军》这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问我“何所云”。《永远的零》是一部让日本极其纠结，更让中国人深感费解的电影。
参拜过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都深得日本民心，任期较长。
一年前的12月3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电影让他深受感动;一年后的今天，安倍晋三成功连任。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为什么安倍晋三会连任?中国人更好奇，《永远的零》到底讲了什么?
在过去的一年中，《永远的零》早已通过互联网潜入中国。但令人奇怪的是，与一年前主流媒体的“骂声如潮”相比，一年来网友的反应却是出奇地平静。在网上，你几乎找不到一篇像样的评论。
一是因为时间已久，“憎日派”骂人的激情已冷;二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对这部电影根本没有看懂。不仅那些逢日必反的“憎日派”看不懂，就连我身边这些练习日本剑道的“知日派”也是一头雾水。日本剑道进入中国已有17年。如今全国有大大小小的剑道馆40多家，近两万人常年练习剑道。在今天的中国，这两万人可能是中国民间最为“知日”的一群。可即便是他们，也莫明其妙。它让中国人产生了一连串的费解：
费解一：这是一部军国主义电影吗?不太像。影片描写了战后日本的凄惨，城市被夷为平地，到处是断壁残垣;军人的遗孀遭人拐卖，母女俩饥寒交迫;影片描写了战争的惨酷，军人内心的恐惧和焦虑……
费解二：主角宫部久藏是一名军国主义分子吗?好像也不是。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每当有空战，他就开着飞机躲在云层里。他的家庭梦想就是“活下去，陪在妻女的身旁”。
费解三，也是中国人最最想不明白的。宫部久藏明明不想死，为什么最后还是开着飞机撞向了美国的航母。这个巨大的转变是如何完成的?电影没说，中国人更加费解。
费解四，宫部久藏死之前，把妻女托付给了一位青年的飞行员。所谓的“托付”就是让对方娶自己的妻子，代替他“陪在妻女的身旁”。力所能及的事情自己不去做，反而让别人“代劳”，这样的托付中国人可能一万年也做不出来。
最后，透过这部电影，最最让中国人费解的就是：日本为什么死不认错?!
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如果日本诚恳地道个歉，首相不再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记住教训，放弃仇恨，中日两国还可以继续做好邻居。
但以我个人对日本的了解，我认为这纯粹是一厢情愿。日本政府永远会用“遗憾”、“反省”的字眼来含糊其辞。对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731部队、万人坑这些累累罪行，他们要么沉默，要么否认。像《永远的零》这样的电影他们会一部接一部地拍下去，日本的政治家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参拜靖国神社。
这与日本右翼无关。这是日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所达成的“潜在共识”，更是日本独特文化所形成的独特思维。这种独特思维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纠结”：
一、纠结的才是英雄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说：在美国人看来，日本的军国主义电影是他们看过的最好的“反战电影”。无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七七事变”，镜头里展现的都是泥泞里的行军，鏖战的困苦，你看不到胜利的场景和“万岁冲锋”……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幸存的代表，他们成了瘸子、瞎子、残废人……
外国人从这些电影中看到的是“反战”，而日本人自己看到的却是“英雄主义”。日本人对英雄的定义与我们截然不同。中国人评伦英雄，首先要看他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毛泽东说：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就比鸿毛还轻。
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立场错了，还十分拼命，那就不是英雄，而是“倒行逆施”。但日本人不这么看。日本人认为英雄与立场无关，而在于他是否“卖力”。如果这个人刚好又身陷“小情义”和“大情义”的矛盾之中，最后他舍却“小情”，成全“大义”，那么这个人就是大大的英雄。日本人对“情义”的定义大体分为以下几个等级：
1、忠：对天皇、国家、法律的义务;
2、孝：对父母双亲、子孙后代的义务;
3、诚：对工作敬业的义务。
电影《啊，海军》的主人公平田一郎纠结于“是上东京大学，成就个人的梦想;还是留在海军，为天皇尽忠”;
电影《男人的大和号》的主人公纠结于“亲情”和“忠诚”之间。明明知道出海就是死，但是他们为了“向天皇尽忠”，毅然选择了死亡。
电影《山本五十六》的主人公纠结于“理智”还是“忠诚”之间。从理智上讲，山本五十六坚决反对和美国开战(不是质疑战争的正义与否，而是质疑能否打赢)，但只要天皇一声下令，他就死磕到底。
……
在日本人看来，经历了“痛苦的纠结”，最后拼尽全力尽到了自己的本分，这样的人就是英雄。他们既不会质疑战争是否正义，也不会质疑天皇的对错。
《永远的零》中的主人公宫部久藏是天皇的军人。做为臣子，他有为天皇尽忠的义务;做为教官，他有率先垂范的义务;做为军人，他有爱岗敬业的义务;做为战友，他有共同进退的义务。他一直身处纠结之中。这种反复的纠结，让他最终选择了为天皇尽忠。对此，日本人心领神会，可中国人却如云里雾里。
没有“痛苦的纠纷”就没有戏剧性，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就算不上是英雄。有时候为了衬托英雄，文学作品会把这种“痛苦”搞到在外人看来“极其变态”的地步。日本的民族史诗《四十七浪人》中，有的武士为了给主公复仇，竟把妻子卖到妓院里，筹集经费;有的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竟要杀掉亲妹妹;有的杀掉自己的岳父;有的为了刺探情报，竟把妹妹送给敌人做小妾……
鲁思-本尼迪克特说：日本人认为真正的强者应该能够抛弃个人幸福而履行义务……近代以来，日本试图建立某种可以凌驾于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他们常常选择“诚”。
“诚”在日语是“卖力”、“全力以赴”的意思。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所有“为天皇抛弃个人幸福”并“卖力”的人都是“英雄”，无论他是卖力地侵略，卖力地屠杀，还是卖力地搞活人解剖。甚至那些自愿到前线“卖力“地为士兵提供性服的日本慰安妇也是“英雄”。
日本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民族，事事都力求完美。“小情小义”可以舍取，但必须要有一个交待。所以，能做到“两全其美“的英雄才算完美。
二、纠结中的两全其美
在《四十七浪人》的故事里，将军禁止武士私相复仇。浪人们虽然手刃仇人，却同时违反了将军的命令。为了给将军一个交待，四十七人全部切腹自尽。日本的小学课本中对此的评论是“这真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永远的零》中男主人公宫部久藏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自己去死，而让学生大石少尉娶自己妻子。中国人觉着不可思议，日本人却认为这是人世间最完美的安排。
可问题是大石也很纠结：老师的托付是“小情小义”，为天皇去死却是“大情大义”。这时候，解药来了——天皇的《终战诏书》。这是影片里中国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幕。日本人深得《终战诏书》的真义，片中所引用的恰恰是“精华”所在：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之太平……
天皇在的《终战诏书》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他想告诉国民的恰恰就是《永远的零》中那句反复被提及的台词“不管前路多艰辛，都要努力活下去!”
活下去!这是一个纠结了日本几千年的难题。
三、活下去——永远的纠结
日本是一个被火山、地震、海啸、战争、贫穷、饥饿反复折磨的民族。“生存危机”像一把高悬在日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方面让日本民族养成了坚韧不拔的个性和一丝不苟的做事态度，但另一方面也令他变得行事偏激。
“活下去”成了这个民族的终极目标，成了他判断一切的根本准绳，更成了他后来胡作非为的最好借口。尊王攘夷是为了“活下去”，明治维新是为了“活下去”，后来的“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据说都是为了“活下去”。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都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美国对日本钢铁和石油的禁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本五十六曾经让参谋制定了一个进攻印度的计划，据说是为了保护已经到手的新加坡。这就是典型的日本思维：若要保住日本，必先征服朝鲜;若要保住朝鲜，必须征服“满洲”;若要保住“满洲”，必须征服中国本部;若要保住中国，必须将英美赶出太平洋……
有人说：如果有一天日本要征服火星，那一定是为了保护地球。
实际上“活下去”已经成为当时日本最高的价值判断和一切行为的借口。为了“活下去”，他可以策划阴谋，编造谎言，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为了“活下去”，在战败之后他可以委屈求全，拨出5000万日元作经费设立“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并在报纸上打广告公开招募了6万名日本妇女为美军提供性服务。
“不管前路多艰辛，都要努力活下去!”在这样的价值观的统领之下，这个民族不会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追求生存”本无可厚非，可当“活下去”成为最高价值观时，一个民族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就不会去追求“公理、良知、正义、理想”这些抽象的与生存本身无关的东西。这种现实主义，让日本缺乏抽象思维的能力和超越技术层面的价值判断。
在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吾为君亡》、《男人的大和号》、《永远的零》中，日本所有的“反思”都停留在细节之上。诸如：对美国的断交书送晚了;应该优先发展海军航空兵;不应该虐待体罚士兵;中途岛之战不应该在鱼雷和炸弹之间换来换去……日本的反思从来也没有上升到正义的高度和哲学的层面。他认为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技术上的失误”。
做为局外人，纵观日本。黄海海战、对马海战、九一八事变、偷袭珍珠港，每一步棋都走得精彩绝伦，可连在一起却是一盘臭棋。
没有哲学，就没有理性;没有抽象，就没有战略。麦克阿瑟说：日本人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
理性缺如，自然神话横行。实际上，二战期间日本可能是所有参战国家中最为迷信的一个。
四、纠结的“神族”
日本是一个桃太郎和圣斗士星矢的民族，身形矮小却心雄万夫。历史上，日本曾两次挑战中国的地区“霸权”。一次是公元663年，日本曾和唐帝国为争夺朝鲜半岛进行白江口之战。公元1542年，丰臣秀吉为吞并朝鲜与明朝军队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战争。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每一次它都主动挑战比他大几倍、十几倍，甚至是几十倍的国家。为什么日本会如此疯狂?为什么小小的日本会有如此大的野心?而这一切都必须从日本独有的神道教说起。
神道教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是“万世一系”的“现人神”。日本民族是神统御之下的“神族”。
万斯白是一位中国籍的意大利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被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强征并招募为间谍。后来他在《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中，披露了一位皇族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对他的训话：
“日本民族是唯一神圣的民族，我们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日本是地球上最神圣的民族，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大和民族从来不与其他民族混血。我们的文化是神圣的，我们没有精力将我们的文明灌输给被我们征服的民族，他们应该直接被消灭。朝鲜人将败于恶行，中国人将成为鸦片和其它毒品的牺牲者，俄国人将为伏特加所灭……你切莫发笑，天神是不撒谎的……”
如果你觉得这仅仅是个别疯子的胡诌的话。那么下面这些例子则会向你证明日本人是多么在意自己的“神话”。万斯白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宪兵被一名白俄酒鬼痛打了一顿，昏倒在街头。刑事科的副巡斐陀罗夫(伪满中的白俄雇员)捉到了打人者，并如实上报。结果，日本宪兵司令气急败坏：“你怎么敢说一个酒醉的俄国人夺去了日本宪兵的武装并痛打了他?你已经构成了侮辱日军、侮辱神圣天皇的罪行。”
可怜的斐陀罗夫不得不在一名日本律师的“指导”之下重新写报告，这在哈尔滨警界闹出一个大笑话：
1933年6月5日晚22：00，日本宪兵贺本太君遇上一队20人以上的青年共产党员。他们叫嚣着，殴打过路的公民。贺本太君勇敢地挺身上前，凭借武士道精神英勇自卫，与共产党员们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是击退了共产党，捉住了他们的领袖。我身居“满洲国”警察局的副巡，把贺本的英勇行为呈报给日本当局。他是光荣日军的代表，真正的武士，他的英雄行为让我们充满着敬仰和惊奇。
如果你觉着这荒谬至极，那么更离谱的还在后面。据万斯白回忆：1932年4月，义勇军在横道河子(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境内)突袭日军，击毙143人。可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却说阵亡了4个人。
1932年，哈尔滨师团长多门中将上报“5月18日，1200名皇军在松浦镇(今哈尔滨松北区)与悍匪(东北义勇军)遭遇，对方8000人……我军损失14人，毙敌1214人。”可万斯白说：真实的情况是，日军趁夜强渡松花江，3500人只有1676人顺利登陆。6天之后，在江上捞起日军907具尸体。15天后，又在江上捞起531具尸体。
在后来的平型关战役中，日军更是将阵亡人数上报为60人。
许多人中国人都有一个错觉，那就是日本人做事精益求精，认真严谨，所以他是一个不会说谎的民族。可这种诚实仅仅体现在生活中。一旦涉及到他的“核心神话”，他什么样的谎言都说得出口。这里面的逻辑很简单：
既然天皇是神，神就永远不会错;
既然日本是神统御下的“神族”，皇军就必须以一当十，以一当百;
既然日本是“神族”，那么高贵的“神族”怎么可能犯下像“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死亡行军”那么卑鄙的罪行?!
……
审判天皇，就等于告诉世人在“神”的指挥之下，日本犯了一个又一个愚蠢的错误。在东京审判中，甲级犯们争先恐后地把战争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一是尽臣子的本分，二是为了维护这不破的神话。(从1931年“九一八”——1945年战败，日本14年中换了15任首相。如果没有天皇这样的超然于各党派、各军种、各财阀之上的领袖，日本怎么可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所谓“下克上”的军官，本质上都是天皇派出督战的钦差。)
承认自己伤亡惨重，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百战百胜的“神族”，那么土地贫瘠，资源匮乏的日本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
如果日本不是神族，不是天生高人一等的话，他凭什么统治中国人、朝鲜人、马来人、缅甸人、俄国人、英国人?
承认了“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慰安妇”等一系列侵略罪行，那么“神族”何以自立于世界?!
日本不是中国。中国可以把错误推到奸臣的身上;德国可以把错误推到纳粹身上;英国可以把错误推到绥靖派身上;俄国可以把错误推到沙皇身上;美国可以推到总统身上……但日本不行!天皇是神，神要是错了，那整个日本民族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甲级战犯也是天皇统御下的神族，如果他们是卑鄙残忍的，那整个“神族”有何颜面再次成为“政治大国”?!
神道教创造出来的“神话”让日本进退失据，在历史面前毫无回旋的余地。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神话”，每个民族的行为都被它驱使：
犹太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如果没有这“神话”，他就不可能在2000年的迫害、驱逐、杀剹中生存下来;
俄罗斯人坚信自己是“弥赛亚的民族”，坚信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却往往成了它们的压迫者，因而，总是招致敌意和猜忌，迄今还有待于我们克服。
美国人坚信自己是“自由的灯塔”，就像自由女神像下的诗中写道：把你，那劳瘁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全都给我!我高举灯盏，伫立金门!在美国人看来，自己大战小战，都是为自由而战。
中国人坚信自己曾经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必将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
“核心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否认了“核心神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无异于“挥刀自宫”。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首相会一次又一次地参拜靖国神社;这就是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也是为什么像《永远的零》、《男人的大和号》、《吾为君亡》、《啊!海军》这些“内容如此雷同，面目如此相似”的电影会接二连三地被人搬上大屏幕。日本的政治精英、商界精英、知识精英所做所想就是把这块蒙上历史污垢的“核心神话”重新擦亮。
一定会有人说我言过其实。有人会说，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毕竟是个别的，不代表大多数日本国民。可是我请大家梳理一下，战后凡是参拜过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其任期都不短：
三木武夫在位2年(1974年12月9日——1976年12月24日);
福田赳夫在位2年(1976年12月24日——1978年12月7日);
中曾根康弘在位5年(1982年11月27日——1987年11月6日);
桥本龙太郎在位2年6个月(1996年1月11日——1998年7月30日);
小泉纯一郎在位5年5个月(20014月26日——年2006年9月26日);
安倍晋三从2012年12月26日至今，在位两年。和那些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的首相相比，这些“拜鬼”的首相简直就是“长期执政”。你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迎合了日本的民意吗?!
有人会说，日本右翼是少数。不少旅日作家说，日本民众是热爱和平的。对此，我完全承认。可是你翻看日本历史就会发现，大多数的民众在历史上不是懵懂的看客，就是狂热的追随者。日本的历史从来都是由少数精英(武士、财阀、政客)主导的。这些精英通过哄骗、收买、煽动、威胁，最终让沉默的大多数和他们一起维新，一起变革;一起疯狂，一起奔向死亡。《永远的零》中的公人主，最终还不是开着飞机撞向了美国的航母吗?!
有人会说，现在在日本人的心中，天皇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人把他当成神。对此，我完全承认。历史上，天皇的地位也曾经被将军取代过;今天则被驻日美军取代。但是，一旦有一天美国撤出，日本的领土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和信仰真空，天皇一定会再次被迎上“神位”。
法国哲学家勒庞说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是由理性决定的，而是由它的性格决定的。制度尚且如此，行为何尝不是?!梦已碎，心未死，这就是日本眼下最大的纠结。一心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需要唤起国民心中的武士道精神，更需要让“核心神话”重新萌动。
笔者痴迷日本剑道，酷爱日本文化，在与日本剑道前辈的交往中受益良多，他们的知识和人格魅力令人折服。笔者绝没有挑唆中日关系的意思，只想通过自己有限的知识，告诉大家一个我心中“真实”的日本。《永远的零》纠结着日本，也提醒着中国：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邻居，就像乌克兰没有办法“远离”俄罗斯一样，面对这样一个“神族”，除了壮大自己我们别无选择。
日本脱亚入欧取得的成绩证明了儒家的奴性的性格、思想、行为和秩序所构成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智慧和美德威力强大。
国学大师为了抬高儒家，在日本脱亚入欧变得强大后，宣称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
在中国的国学大师支持下，日本人进一步发挥，宣称：中国人是支那人，应该被消灭。
因为国学大师作汉奸也能维持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特权，所以汉奸的构成中，国学大师比例奇高。创造了人类卖国文化的巅峰！
日本人用尊孔复古手段奴化中国
一百多年来，在强制中国人尊孔读经方面没有谁比一度曾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做得更有成效。
自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学校废除读经以来，只在袁世凯当皇帝那几天恢复了一下，此后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蒋介石，不管他们怎样鼓吹尊孔复古，还是无力全面在学校恢复读经。
日本帝国主义可就不同了，他们是把尊孔读经作为“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以武力作后盾，与一次次治安强化运动密切配合，作为一项基本战略通过其扶植的傀儡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行的。
1938年2月，伪华北临时政府秉承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旨意，命令各日军占领省份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和孔子诞辰祭祀。之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规定了八条学校的训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尽力提倡中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轨”，“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他们把“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作为指导教育的纲领，规定低年级必须读孝经，高年级和中学要读四书。
为了培养骨干教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所，以“经学概论”和日语为主要课程。强令各学校设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修身课，在他们编写的课本中，强调“中国从来为家族制，不适用共产主义之无家族制；中国崇尚旧道德，不容打破礼仪廉耻之存在；中国为农业国，根本不适合共产主义……提倡发扬‘护乡’、‘爱家’、‘敬老’、‘扶幼’、‘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
日本人深谙中国儒家伦理的精髓和要义，很明白这些东西无论怎样灌输，也灌输不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只会把他们驯化成任其驱使的奴隶。而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他们则怕得很，从教材中删除得干干净净，不要说胡适，就连鲁迅也在被禁之列。
“卢沟桥事变”日军占领了平津以后，分兵三路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华北大片国土沦丧，原有地方行政机构解体，出现了政治真空。这种状况，不利于日军巩固其军事成果。于是，扶植傀儡政权，“以华制华”，从而实现对迅速扩大的占领区的有效控制，成了当务之急。
1937年8月，寺内寿一大将出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他抵达天津便立即策划在华北成立统一的伪政权，并委任喜多诚一少将为派遣军特务部长负责“掌管并指导各中国机构的有关政务事宜”。喜多原为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在中国多年，熟悉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前清遗老和原北洋政府的官僚政客有广泛联系，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理想人选。此后，日寇在华北的“政务”无不与喜多的政治设计有关，而喜多的设计遵循的又是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方针。
对于治理华北，喜多勾画出的是一幅怎样的路线图呢?据上海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他在1938年1月向新闻界斩钉截铁地说：“必须回到孔子的时代去寻找一个真正令人满意的制度来统治中国人民。”这句话表明：第一，日军认为，在占领区建立令他们满意的统治中国人民的制度要求助于孔夫子。这里所说的“孔子的时代”显然指的不是2500多年以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而是五四乃至辛亥革命以前的那种蒙昧的农业宗法制儒教社会，这是实现“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把华北建成“以战养战”的战争资源基地的前提。第二，喜多看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化，已经不完全属于“孔子的时代”了，这是不利于日本的殖民统治的，所以“必须”倒退回去。第三，由于离开“孔子的时代”还不远，喜多认为“回”是可能的，而且颇有信心，否则，他不会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
基本方针已定，喜多诚一便以极高的效率实施起来。
第一是扶植一个“孔子时代”的政权取代九月份成立的临时性的“京津治安维持联合会”，作为统治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和资源的工具。1937年12月14日，所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喜多精心挑选的自王克敏以下十余名政府委员，清一色是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旧官僚和清朝遗老，是一批笃信儒教的顽固守旧人物。
当代某年迈国学大师为当年日本没能完全战胜中国以至大和民族没有变成中国第五十七个民族而感到遗憾，也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历代儒家的投降主义理论。这个傀儡政府以北洋时期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蓝袍青马褂为礼服，恢复春秋两季的祭孔大典，鼓吹立儒教为国教，全面向“孔子的时代”的传统回归。
成立新民会，作为思想教化和民众动员的工具。伪华北临时政府成立才十天，新民会就在喜多诚一导演下宣告成立。那天，北京城内各区奉命扎牌楼，放焰火，大大庆祝了一番，足见日本人对这个组织的重视。新民会的中央机构设在北京，会长由王克敏兼任，副会长是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闻名的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中央指导部部长是“平生慕孔孟”的缪斌，实权则掌握在次长早川三郎，总务部长小泽开策等日本人手中。
中央机构成立后，迅速向下发展，省、市、道县、区、乡、学校、机关、团体，都建立了新民会的组织机构，其触角伸向了日伪统治下的各个领域，职能也随之扩大，具有了“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所以日军赞赏它“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作用。”（见《华北治安战》）新民会的指导思想叫作“新民主义”。“新民”这个词也是喜多捉摸出来的，他觉得“王道”一词有点古老，对青年号召力不大，而儒家精义具备于《大学》之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章句》有言：“程子曰‘亲当作新’”，喜多从这里找到了他觉得满意的替换词。
日本人很重视会道门的工作，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加入了安青帮对其操纵和利用，一贯道由于投靠日伪并被其利用而出现了1937—1945八年发展的极盛期。尊孔复古对这三方面的人物都驾轻就熟，主子一声令下，很快就把声势造起来了。
由伪市政府出面，令全市放假一日举行盛大的秋丁祀孔，各机关科长以上人员均须参加。据当时媒体报道，国子监孔庙内“冠盖云集，蓝袍青马褂触目皆是，盛极一时”，“名流萃集，不可胜数”，“主祭官市长江朝宗步行上台阶，虽年逾古稀，而步履矫健，不让壮年，……于古乐悠扬中，率全体人员按照礼仪行礼，庄严万方，……数次行三跪九叩礼，无露倦容者”。礼仪之完备、正宗，远远超出当今之祭孔者。
江朝宗在讲演中痛诉“民国以来，误于一般盲从趋时之士，但知欧化，致令学校废经，从此数千年文化先进之邦，反成无教之国，无怪举国若狂，天下大乱不已也。”今井武官“希望到会诸位努力实行孔子的学说。”西田顾问大讲“良心”，谓“大学所讲，……根本问题，在于良心。”倒是根本特务机关长说到了点子上：“我们不要向远处去求，只要能实行孔子之道，中日双方的真正提携亲善，立时即可以实现的。”
修改学校教学内容，恢复读经。日本侵略者非常重视对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把尊孔读经看作“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基础”。日军所到之处，总是以极高的效率建立教育和宣传机构，以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控制。华北统一的伪政权建立以前，各地方维持会都奉命设立了文教组，负责学校教育和教材的审定。日军8月8日进驻北平，16日维持会就提出了《各级学校教科书修订案》并于次日成立了“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原定8月28日开学，因教材修订未完成而推迟到9月20日。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在教学内容上，遵照日军“特令”，以“提倡孔孟学说，贯彻王道主义”为指针，删除了原有教材所有不属于“孔子的时代”的内容，20世纪前30年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全部被抹掉或颠倒了，而代之以在各级学校全面恢复读经。小学有《孝经》、《论语》、《孟子》，中学有《大学》、《中庸》、《礼记》，专科以上有《书经》、《易经》。教材一下子印不出来，古旧书摊上此类书籍被抢购一空。
通过读经，在青少年中倡导爱家、敬老、节孝等“中国固有之美德”，强化“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规，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一位担任过汉奸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顾问的日本人曾表示：“改革殷汝耕的政府只需两年工夫，而改革中国人的思想则需十年。”可见强令青少年读经对日本侵略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日军在其巩固占领的农村地区推行大乡制，大力扶植乡绅势力，强化绅权，乡长几乎清一色是乡绅。他们是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载体、乡村宗法制度的支柱和“专制政治的基础”，近代以来又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日本侵略者在其占领区实行“以华制华”的依靠力量，只能是这个阶级。记得那时候县里的日本顾问，很“礼贤下士”，积极主动地和有点名气的乡绅交朋友.
长期受儒家学说熏陶和影响的中国历代官员“仁、义、礼、智、信”的操守如何，他们中有几个不贪不诈，不骄奢淫逸、欺压百姓、专横跋扈？儒家的“仁、义、理、智、信”究竟是骗人的还是什么货色，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由此还不是可见一斑吗？
在汪精卫叛国前，日本人建立伪政权，所搜罗的大多是清朝遗老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僚政客，所谓的旧派人物。这些人都是孔孟信徒，一向顽固地站在五四运动的对立面，鼓吹尊孔读经，阻挠社会变革，把儒家道统的存废看得比国家民族的命运更重要。
刘明伦男，汉族，1931年1019日生。籍贯：黑龙江省双城市五家了乡民富村。离休时所在单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职务：审判员。伪满时就读学校：伪滨江省双城县新康国民优级学校。1939年1月至1943年12月伪滨江省（现黑龙江省）双城县新康村镶蓝旗头屯国民小学校读书（降级一年）；1944年1月到1945年8月16日伪滨江省双城县新康村新康国民优级学校读书1978年8月至1984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政工科长、人事科长；1984年4月至1991年11月沈阳市中给人民法院审判员（正处级），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专职教师，1991年12月离休。
看了《致东北沦陷时期教育亲历者的信》，五十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沦陷时期，对我东北风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特别是对表少年学生装实生奴化教育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实又浮现在我眼前。现在，我本着"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三亲原则，估就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将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教育侵略、衽奴化教育方面的情况略述如下：为便于统治，他们把学校通通改为公办，但各学校还是按照旧的教学制度上课，课程设置变动不大，只是取消了"党义"，换成"修身"
汉奸郑孝胥任"国务总理"，一些清室遗老遗少，提倡尊孔读经，高小国文课是文言文，还学《孝经》和论语》等，作文也是文言文
黄云裳 女，民族：汉，1925年3月19日出生；籍贯：安徽省黄山市。退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啤酒四厂；职务：职员。日本占领时就读学校：青岛女中
日伪还在学校中设修身课，学习“古圣贤”的经典语录，向我们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和亲日思想，如“三从四德”和日本的“八纮一宇”，企图用封建礼教来束缚我们的思想，麻痹我们的反抗意识，乖乖地当顺民。
当时日伪每年都要在兰山路市礼堂举行祭孔仪式，学生也要穿着校服去礼拜。祭孔典礼上，在孔子画像前棼香，让我们依次走过孔子像前，向孔子鞠躬。
三字经、论语，读了几千年，中国怎么越来越落后？
遍国都是华大妈、夏老栓、阿Q、孔乙己、小D，个个愚昧落后！
历史早已证明，这种教育是极其有害的！
李启亮，男，汉族，1927年4月1日出生。籍贯：山东省高密县。离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市第二中学。职务：教师。日本占领时期就读学校：青岛市立中学。
日寇第二次侵占青岛以后，在伪设中小学实施了一整套奴化教育措施。
措施就是大搞封建复古和欺骗宣传。
姜铁容，曾用名，姜绍庠，男，汉族，1925年9月出生。籍贯：青岛市即墨县。离休时所在单位：青岛市第一中学。职称：高级教师。日本占领时就读学校：东文书院。
青岛沦陷期间，我就读于青岛东文书院中学部。
东文书院的校长李仲刚是个地地道道日本人豢养的走狗。抗日战争前他就在青岛开设日语补习夜校，散布媚日卖国言论，培养亲日投敌分子。广大人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前国民党政府曾组织缉捕他，但他很狡猾，漏网了。日本统治青岛，李仲刚被日本“兴亚院”托上台，担任伪“青岛市治安维持会”委员，并出资资助他办起实施奴化教育的东文书院。“书院”一词很有迷惑性，因为它用了中国古代设书院授徒的名义，容易招摇过市，迷人耳目，招收学生。在学校的二进门处，设有拓版的孔子像，并焚香供奉，以此标榜孔孟之道。
这种活动，在伪晋北政厅也得到恢复。1939年春，晋北政厅委员长夏恭向日军驻该厅最高顾问前岛建议，要求恢复春秋上丁两祭。前岛高兴地表示赞同：“很好，满洲国早已实行了，日本也尊重孔子的。”于是，晋北政厅文教科礼教股下令大同县文教股筹办。
大同县文教股李保奉命后，搬出祁晋康、曹履中两个清末秀才担任司仪，备好牛羊供品，在太宁观庙内举行了春丁祀孔典礼。这天夏恭、财政厅长崔学闵、民生厅长吕登瀛，晋北政厅股长以上伪职官员、各机关团体人员和中等学校全体师生参加了典礼仪式。日军也派代表到会场观礼，实行监督。典礼后，大汉奸夏恭无耻地对前岛说：“中国不尊敬孔子，皇军来中国反而尊敬孔子，奉行春丁祀礼，真是王者之师，救民于水火之中。孔子在天有灵，也要赞称日本皇军大大的好！”
东文书院实施的是日本人设计的奴化教育，其目的是为日寇培养奴才。这从校歌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第一句歌词就是“东方文化，兴亚教育”，完全是日本侵略者宣传的那一套。
早操必须脱去外衣，操毕听校长讲解古典警句，用日语、汉语分别灌输。一般是从四书五经上抽取一句话，如“温良恭俭让”、“礼义廉耻”等
日本侵略军为了巩固其占领区，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施行奴化教育，愚民政策。他们对学生和民众灌输“东亚联盟”，宣扬“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日本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宣扬所谓“中日同种”，鼓吹“日本属中国兄弟之邦”、“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满支亲善合作”，颂扬汉奸头目汪精卫等
由于敌伪统治，民不聊生，不少妇女因生活无着落，而沦为私娼。敌伪政权居然以“恐良莠不分，有伤风化”为名，取缔私娼，办理“公娼”，提倡公开卖淫。并在警察所附设公娼管理室，统管妓院，以便从中渔利。故当时公开开设的妓馆比杂货商店还要繁华。至于赌博场，那就到处都是了，导致了不少人家破人亡。旅馆里那些管弦歌舞、靡靡之音，男女之间淫猥的笑声，喝酒时的猜拳行令，以及麻将牌的劈劈拍拍声通霄达旦。整个社会一片烟瘴气。
日本的《田中奏折》说的明白。它的战略是，在亚洲有日本的明天，就不允许中国有明天。当今天的安倍再次喊出，日本永远是一流国家，永远是亚洲的领头羊时。中日之间，这样的关系就已经注定了。日本现在的政客并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而是，将过去的理论当作金科玉律来继续执行。看着所谓的专家们在这里坐而论道清谈误国，不禁让我想起了120年前李鸿章之流以犬儒心态对中日关系所抱有的幻想。
自甲午战争以来120年。中国的三次现代化进程，都是被日本所打断的。甲午海战前中国的洋务运动如火如荼。甲午战败赔偿接近三亿两白银。，是当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倍。致使中国民生凋敝，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断，直接导致清朝崩溃，军阀混战空耗国力。1931年918之前的东北。奉系军阀是中国军阀混战的胜利者。东北的第一条中国人投资建设的铁路正在建设。第一家钢铁厂，第一家坦克工厂，第一家飞机制造厂都在筹建当中，设备已经从国外进口而来。这都是日本人所不能容忍的。于是918发生了整个东北的重工业落入了日本人手中。而不是像现在传言的，日本人建设了东北的重工业。整个基本体系在张作霖时代已具雏形。之后都因此为基础赢利而又再投入的结果。从此日本在中国有了固定的资源以及工农业基地，吸食中国血肉而强大自身。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中国国民政府正在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建国后为人所熟知的大批老字号，基本上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他们已经威胁到了日本的轻工业在华的利益。于是日本人又一次出手，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有思考能力的人，应该都能够看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始终从未改变，直至今日的钓鱼岛问题也是想借美国之力衰弱中国阻止中国的国家复兴进程。在日本的这一战略下。如今所有妄谈中日友好的人，都是事实不清的糊涂蛋。
再来谈谈那些被中日友好人士整天挂在嘴上的所谓援助贷款。那些贷款被指定购买日本产品，其后后升级续维护费用，为日本产品打开中国市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贷款究竟是对日本的作用大还是对中国的作用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并且这些贷款均以日元结算。在日本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低息贷款到了还款时居然比商业贷款还要贵。那些所谓日本在中国发展经济过程当中起过巨大作用的说法只不过是欺人的谎言。
在战后80年的时间内在日本也许曾有人认真思考过，中日如何和平共处而不是按照田中奏折寻求削弱和压倒中国的方法，但是这样的思想在日本从来就不是主流。今日的日本统治精英阶层心中更是从未有过中日友好，所有的行为不过是缓兵之计。
通读中国历史，这是一个最让我痛心疾首，也是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今天，我终于弄通了，也终于获得真解了。“瞧不起”的反面是“瞧得起”。
什么叫“瞧得起”？“瞧得起”他人至少必须要有与他人“平等”的心态，没有“平等”心态的“瞧得起”（他人）是（对他人的）“羡慕”、“忌妒”，甚或是奴性的“巴结”；只有以“平等”心态“瞧得起”他人的人，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真正的“人”。反之，如果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有与他人“平等”的心态，且又不乏私心的“自傲”，他能“瞧得起”谁呢？到头来他甚至会连自己也不可能“瞧得起”。这就是答案。到此，上面的问题也可以直接转换成为：中国人为什么永远都不可能会有与他人“平等”的心态？
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中国人的“现实”，包括中国人在历史之中的“现实”。
中国的统治者能“瞧得起”中国老百姓吗？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不要以为曾有人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天视是我民视，天听是我民听”，乃至“民贵君轻”之类，可是我请那些依然在不断重复这些儒家“屁话”的人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您自己“相信”这些“屁话”么？退一万步说，即使真出现了某一位伟大的“君主”，他真是“相信”老百姓“贵”于他自己，那么我们要问，他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瞧得起”自然必须应该有“瞧得起”的理由。是因为深信“上帝”、“神”呢，还是因为深信“人人平等”的“真理”呢？在历史上的中国人的心中，曾经有“上帝”、“神”和“人人平等”“真理”的位置么？根本就没有。中国统治者永远都只信仰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天命”以及其“家族”的“血统”——列祖列宗，除此之外，他们根本就无所谓“信”（仰）。而这也正就是中国统治者为什么会永远“尊孔”、“尊儒”的最深层的心理原因，因为孔儒所推崇的也正就是“亲亲尊尊长长”的“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权力”本身，而这一切，正是统治者永远都非常需要的。
统治者瞧不起老百姓，这是实情，那么他们“瞧得起”彼此么？他们的“彼此”是靠什么来区分呢？靠“级别”，俗话说，“官高一级压死人”，官高的人自然“瞧不起”官低的人；虽然下层官员不能不看高官们的“脸色”，但真正让他们“瞧得起”的是高官的“级别”，而决不是“高官”的本人。别以为下属对“长官”总是“唯唯诺诺”，只要一旦“长官”从高位上掉下来，把他打得最狠的人恐怕也正就是他曾经的“下属”。中国人应该还记得，仅仅四十年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教训？“主席”，“老帅”，“书记”，“某长”等等“称号”又如何？居然保护不了拥有这些“称号”的人们的性命。记住，千万不要把这笔账仅仅记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如此的“记账”绝对是错误的，最关键的还是中国传统的永远都不能“平等”待人的“儒家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每一个人的“心”全都是“斜”的，从来就没有“平”过。统治者的“心”向上“斜”，老百姓的“心”向下“斜”。可以这样说，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平等”待人这一说，更没有这一念、这一想。这全都得“感谢”孔子及其儒家的“好”文化！这个“文化”把所有的中国人全都变成了“斜”（心、眼、耳、口……的）人。
中国（儒家）文人又能“瞧得起”谁呢？早就有人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中国（儒家）文人真正“瞧得起”的惟一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权力”，说白了是“暴力”。在“暴力”的“权力”面前，中国文人最善于调侃：“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大丈夫处世，能屈能伸”。正是因此，历史上的中国（儒家）文人全都是御用文人和准御用文人，真正不想成为御用文人的文人极少极少，几乎没有。不说其他，如果不能成为“御用文人”，谁又能进入得了《历史》，即所谓能让自己“青史留名”以及为家族“光宗耀祖”的《历史》呢？所谓“御用”，说白了即是想“当官”；说到底，文人与文人的关系，还是附属于“官场”之中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中国（儒家）文人除了“官位”，对任何“人”都是“瞧不起”的。这是因为“人”都是需要有所附丽的，或附丽的是外在物化的“权力”、“官位”、“财富”等等，或附丽的是内在精神的“真理”的信仰或知识的“理性”等等，然而中国（儒家）文人除了外在物化的“权力”、“官位”等等之外，内在精神的附丽是绝对没有的。这正是所谓中国（儒家）“文人相轻”的最深刻的根源。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心中没有“真理”信仰或知识“理性”的附丽成分的中国（儒家）“文人”，的确是不可能“瞧得起”任何人的，甚至最终还可能包括“瞧不起”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事实上早就已经丧失了作为“人”的内在人格所不能不“附丽”的东西——对超验的“神”—“上帝”或对先验的真理的信仰，以及对“理性”知识的永远开放性的、自由的追求。
如果说中国（儒家）文人竟然都瞧不起中国（儒家）文人自身，自然就更瞧不起作为中国普通农民和工匠、士兵的老百姓了。俗话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到了今天有谁还不能把这种情形看得清清楚楚呢？中国历史上的农、工、兵们，事实上全都是为历史之中的“大人物”“跑龙套”的“零”，中国的“历史”根本就与中国的农工兵们毫无关系。
至于中国广大的老百姓，他们已是中国的最底层，他们瞧得起有“权”的，也瞧得起有“钱”的，也瞧得起有“名”的，惟独没有留下任何瞧得起自己的“理由”。他们有这样的“理由”么？孔儒们根本就不曾真正关心过他们的能够“瞧得起”自己的“理由”，孔儒的眼睛里永远都只有拥有“权力”的“劳心者”们。中国的老百姓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国广大农工兵等“劳力者”的“通称”。孟子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说白了，中国的老百姓即是供给“劳心者”（统治者和文人）饭食、器具、劳役、服务等等的永远不可能被人“瞧得起”的人们，包括也不可能被他们自己“瞧得起”。
上面这所有一切的“瞧得起”或“瞧不起”的“根”是什么？是“儒家文化”的“礼教”。什么是“礼教”？说白了，即是中国人的永永远远的等级制度或索性即是“官场”的“宗教”。中国人到了今天还依然看不清楚儒家“仁义”的幌子，还在为孔儒的“仁义”摇旗呐喊；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指出了“仁义”的虚伪，并早就已经强调说明，它才是真正为中国人的心灵永远制造“混乱”的祸根（“夫礼，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正是因为这个“祸根”，中国人永远都不可能在自己的心灵之中诞生“平等”人格的种子。而没有了“平等”人格的种子，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可能会“瞧得起”任何人。中国人眼中惟一所看到的就全都只能是谁真正掌握了“暴力”，谁真正掌握了利用“暴力”所支持的“权力”，而这就是孔子儒家所谓的“圣君”，从而就有了“君君臣臣”，并且还与“父父子子”挂上了“亲亲尊尊长长”的“弦”，而有了这根“亲亲尊尊长长”的“弦”，也就有了“天命的血缘的宗法的人治的极权的专制的政治”的这个“调”，而有了这个“调”，也就有了中国文化中“血缘宗法政治”的“主旋律”；而有了这个“血缘宗法政治”的“主旋律”的“文化”，正就是我们今天还在一直歌颂不止的“伟大的”中国“儒家文化”。
说到底，正就是这个永永远远的“儒家文化”酿成了“中国人永远瞧不起中国人”的“文化”的“祸根”。因为什么？因为儒家文化永远维护的惟一的就只有以“暴力”——“权力”为“血缘宗法”核心的“礼教”，而正是这个永远的“礼教”，使得在中国人的心灵之中便永远也产生不了“超越”（于一切人类）的“神”——“上帝”，更产生不了“先验”（于一切人类）的人人平等的“真理”，这就使得在中国，人与人平等的真理观念就将永远，并且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心灵里生下根。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眼”里，就只能认“权力”，就只能认“金钱”，就只能认“名望”，而根本就不可能认“真理”，尤其不可能认人人平等的“真理”。然而在中国，任何“真理”乃至任何“理”，全都只能是“权力”、“金钱”和“名望”的附庸，而“金钱”和“名望”又全都是“权力”的附庸，所以说到头来在中国，只有“权力”能够吃得开：因为有了“权力”才能有“金钱”，有了“权力”才能有“名望”，更不要说有了“权力”才能有一切的“理”，更包括一切所谓的“真理”。“真理”在“权力”的面前，永远都只能是一块软软的“泥巴”，能够被捏成任何的形状。中国人更不能忘了，这个中国人的“权力”始终都还是“血缘宗法政治”的“权力”，而决不是“宗教神法政治”的权力，更绝对不是“哲学宪法政治”的“权力”。中国人直到今天，还远没有把“血缘宗法政治”的“权力”改造成为“宗教神法政治”的“权力”，更不要说改造成为“哲学宪法政治”的“权力”。造成这种历史性“改造”的最严重最巨大最深藏的历史和现实的“障碍”，正就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顽固的“传统”。
正是上面所述的种种“祸根”，造成了“中国人永远瞧不起中国人”的中国人“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回看中国历史，中国人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劣根性”，真是彻底地害苦了两千多年来的所有曾经生活过的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的“国”只能永远都是“一盘散沙”之“国”；
因为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永远都在“导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历史故事，以至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皇朝，几乎全都成了周边骠悍的少数民族的专利，真正属于正宗汉人的大一统皇朝几乎就只有汉朝和中国共产党的毛朝；
因为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中的天才永远遭了殃，中国人对于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贡献，与中国人的“人口”（数量）不是成正比例，而是完全相反，成反比例；
因为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领域，全都是千遍一律的“窝里斗”：“自相瞧不起”、“自相拆台”、“自相攻讦”、“自相迫害”、“自相残杀”，最终，是“自取亡国之灾”、“自取灭族之祸”。
中华民族深受儒家家天下文化的影响，爱国者，诸如岳飞，于谦之流，在儒家文人把握的官场中，被清洗掉了。而结党营私，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欺压人民的儒家文人们，形成官僚阶级，发展壮大了，一直到国家的崩溃！
儒将为什么不得好死？
述而不做是孔圣人的教导。干实事的那是小人！
宋以前儒家影响还小，对社会威害相对小一些。
而那些带兵的儒将，在不带兵的儒臣眼里，已经有资格作脱离主人的狗，是危险分子，下场非常凄惨。这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儒家文人官僚地主阶级设计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的陷阱体系。
当然，优秀的将领其实和儒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生活在儒教的环境下，
即使不被洗脑，懂得趋炎附势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也会被自己保护的封建朝廷的儒生们给兔死狗烹。
这就是经典的中华民族的爱国故事和悲剧根源。
儒学-亡国与汉奸之道
warge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王朝众多，这些王朝的更替应征了儒学的危害，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每个胡人建立的国家都是在儒化之后开始灭亡的，之后的五代十国也是如此。最明显的是宋代，西夏立国600年，在河西百战之地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国度，但后来，西夏的国主不知道脑袋里那跟筋搭错了弦，竟然要求全国学习儒礼、研读儒学著作，结果儒化才完成便亡国了。
西夏之后是辽，辽之后是金。据说成吉思汗在攻打金国前，曾担心金国已完成了儒化，文明程度太高不可轻敌，但他观察完金国的腐化后，立刻决定灭金。这才有了后来成吉思汗对孔庙射了一箭的行为。不过，成吉思汗身死之后，他的后人们还是没能摆脱身边降儒的撺掇，虽然元朝儒人的地位很低，可国家的官制还是儒学体制，管理方法也一脉相承，于是，曾经纵横欧亚的大帝国，在这种亡国之术的指引下，辉煌不到百年就轰然倒地。
如此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的如此迅速，也算是举世无双。
历史就是明证，儒学最极端的拥护者也否认不了这个历史事实：胡人一学儒，灭亡在眼前。
这种学问除可让当局便于统治和盘剥百姓外，对于国家对于民族都是绝灭之术。不过，国家民族绝灭了，对儒士们来说毫无影响，因为他们还有另一套理论：恰好他们已搜刮的盆满钵满。四书五经中没有“汉奸”与“国家”这些词，只有顺应五德循环与“天时”的“识时务”之“俊杰”。敌寇来了，他们正可以慷慨激昂地出卖他们曾经的同胞、曾经的同事，并义无反顾地叛变投敌。他们把这叫做“顺应天时”，“识时务者为君子”。
这种行为还有一整套被称为“五德循环”的理论为他们作道义支持——一个政权的道德衰败了，自然有另一种道德替换。“气运已尽”，这话听得很耳熟。
以前，大明灭亡时，许多儒生——包括著名的“清流”派别东林党人，便纷纷嚷嚷着这句话，争先恐后地投降满清做下等民族。
再后来，日本侵华时，北京城内那些博学大儒也纷纷嚷嚷着这句话投奔鬼子，而后才有了南京大屠杀。
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少吗？
比如明朝气数已尽，则女真族入侵也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满清气数已尽，则日本人侵华，也是一种王朝更替。所以在儒士的字典里，汉奸就是君子，识时务的君子
靠卖友求荣，叛国投敌之功，在新王朝里，他们至不济也可用搜刮、盘剥来的财产继续做大富翁——只要今世作威作福，哪管黎民是生是死，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所以儒术只能是批量培养愚民与汉奸，靠出卖国家与民族以求容的“开国元勋”的加工厂。
它不仅是愚民之术，也是亡国之术与汉奸之术。
中国反腐，搞税制改革，众传统儒家文化下熏陶出来的官僚恨死了。
这些官僚不干活，还乱扣帽子，推卸责任，欺下瞒上，玩太极拳，卖国祸国，这已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儒家文人官僚地主阶级：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丧尽天良，祸国殃民；抵制交税，欺下瞒上；卖国求荣，道貌岸然的宏伟史诗之一！
《崇祯临死前为何说文臣个个可杀？》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841842-1.shtml
儒学带来了独裁、阶级剥削和压迫，导致国家的腐败和衰落，并且制造了大量的奴才；于是新侵略者就变成了统治阶级；奴才就当了汉奸，又成了新主子奴才。这就是儒学长盛不衰的原因。
反华势力的威力最大武器就是汉奸：
这就是为什么汉奸学者被反华势力评为世界顶级思想家的奥义。
作者：好乐无荒
自春秋之后，中国没有那个朝代能逾三百年而不到的，那帝王宝座也被不同家族的屁股坐了个遍，当然每次换屁股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许多家族在“**”中湮灭或式微。但有个家族却在这腥风血雨中牢牢地坐在皇座之旁，不论谁来做皇帝，都少不了这个家族的好处，而这个家族的中心就在山东曲阜。
不用说了，这就是中国第一贵姓：孔姓；中国第一贵府：孔府。
这贵姓和贵府的创始人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败的孔丘先生。
话说孔丘先生乃春秋时期一位志高命薄的教书先生，一心入仕却人生坎坷颠沛流离总是不如意。所幸孔先生有两大特长，一是能说会道死的能掰成活的，凭此收了不少学生，自然肉干是少不了的；二是能编会辑，善于将别人学说化成自己的，比当今那些各种各样《大词典》的编者们那是强了许多。
有人（学生）有枪（文字）了之后，这山寨自然就立了起来，山寨大名就叫“儒”。
初时这天下山头可是多了去了，除了儒之外，道、墨、法、名、兵、阴阳、纵横、杂、农，等等，大家平起平坐你争我夺。那坐在帝王宝座上的也是今天求教下这个山寨的高人，明天试用下那个山寨的名士，倒也热闹。
渐渐地，那些帝王发现，最好使的还是儒，有儒相伴，君君臣臣，愚民卑服，皇座不倒。于是从某年起，独尊儒术成了帝王们的不二选择，而儒家寨也乘势削平其他山寨，顺带手把其他山寨中值钱的东西全搂进儒家寨，并利用皇权严禁新的山寨立起。
这儒家寨兴旺了，孔家也就发达了，孔家的中心和象征――曲阜孔家，更是不得了了，哪个帝王不给个三分薄面？老刘家、司马家、老杨家、老李家都没少封赏，尤其到了宋朝老赵家坐皇座的时候，可劲儿拍孔家马屁，不但封了孔丘先生嫡孙为衍圣公，还承担了宏伟建筑――曲阜孔府这一重大爱心工程的全部建设费用，真正确立了孔府天下第一贵府的地位。
按说这孔家本属华夏正宗，儒家寨也是华夏山寨，孔丘老先生自己也曾讲过“华夷之辨”，况且这华夏的帝王官民对孔家着实不错，这孔府总该心向华夏矢志不移了吧？
非也！孔府后人实乃国际主义战士，多次顾大局顺大势，配合杀入中原的外夷，为“统一”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虽然老赵家对孔府掏心掏肺的，但孔府可没想吊死在一颗树上，那赵宋被完颜家打到南边去了后，孔府立即派出孔端操向大金表中心，受封衍圣公。虽说这金夷的奶有股子膻味，那也是娘啊！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处夷狄，不可弃也。”孔家老祖宗这句话乃是对别人说的，轮到孔家自己那叫：“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其实就是：谁给骨头谁就是主人，管他是人还是畜生。
数十年后，蒙夷兴起，将金夷灭之，在衍圣公孔元用的率领下，孔府审时度势，大义凛然地倒向了忽必烈，为表耿耿赤子之心，孔元用亲率族人加入元军，清剿汉人“反贼”，“不幸”死在军中。
孔元用死后，孔元措一系乘机夺权，孔家内部为了衍圣公称号展开了争夺，持续数代，主要就是关于帽子颜色的大讨论，其中精彩激烈就不累说了。最后，鞑元仁宗判孔元措一系为正溯，孔元用一系彻底败北。呜乎哀哉！可怜孔元用为忽必烈统一大业流尽了最后一滴狗血，他的后人却惨遭排挤打压，苍天啊！
为了取悦忽必烈，孔府还派出大儒张德辉与元好问等觐见忽必烈，跪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堂堂华夏“圣学”，竟然请得一位双手沾满数千万汉人鲜血的酋首来做大宗师，孔府真正实现了“以德报怨”的最高境界。
虽说不识几个汉字，忽必烈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出任“儒教大宗师”。心情大好之下，忽必烈蠲免了孔府和儒户的兵赋，一众儒士弹冠相庆欢呼雀跃。“君子谋道不谋食”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其实孔府平日里就财富六车威震乡里，广大劳苦百姓无不献地献女，为奴为仆，改姓为孔以求沾得衍圣公之圣恩。这蠲免孔府兵赋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当然，钱多不咬手，何况这可是“儒教大宗师”的恩赐啊！
华夏朱明崛起，赶走蒙古人，孔府再度倒戈（几度了？数不清），那朱元璋虽鄙视孔家人品，却也知儒家寨对维护朱家朝廷之妙用，故而续封衍圣公。
要论孔府衍圣公中最具与时俱进顺应大势素质的，莫过于明末孔府衍圣公孔胤植，朱家待他那真是没得说，此公本非嫡传，却不但受封衍圣公，还先后被加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傅，可谓“君恩如山”。
可李自成一入山东，离曲阜还远着的时候，孔府就出朱示，令人供奉大顺国永昌皇帝龙位，并献马献银，跪纳印信。
哪晓得这回换主急了点，没几天，大顺军跑了，来了清夷大军，这位三姓衍圣公知错就改，即上《初进表文》，向清廷表忠心，称颂清帝“山河与日月交辉，国祚同乾坤并永”，表示“臣等阙里竖儒，章缝微末，曩承列代殊恩，今庆新朝盛治，瞻学之崇隆，趋跄恐后”。
接着，为响应清政府发布的剃发令，三姓公孔胤植隆重举行了剃发仪式，“恭设香案，宣读圣谕”，令族人剃发。于此同时，清军正在江阴嘉定等地屠戮那些抗拒剃发易服的无数百姓。
再后来，为了避清帝胤模讳，三姓公孔胤植改名孔衍植，再度表明了对清廷的耿耿忠心。
三姓公公孔衍（胤）植如此识大体顾大局顺应历史潮流，怕是连汪精卫吴三桂之流的也要伸出大拇指啊！
孔家如此识相，清廷自然少不了封赏，孔府一门更是得势，至于老祖宗所言“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乃教化万民之语，非孔家治世准则。
说到孔家，笔者有一疑问一直无解，那就是现今天下孔姓无不自称孔丘老先生正宗嫡传后人。这就怪了，春秋时期孔老先生在世之时，孔姓家族没有十几家也有七八家，数千孔姓男子，孔丘一门只是其中小族，孔老先生还有个哥哥，孔丘之后还七世单传，怎么到今天孔老先生就成了所有孔姓之祖了呢？
也许计生委派人穿越回去，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家妊娠全部流产引产，或将非孔丘一脉的孔姓男子全部结扎了。
纵观孔府历史，越是外夷戎狄，越是恩赏有加，元成宗上台后封孔丘先生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顺治皇帝当政之初，更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使这种逐步的吹捧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孔府也跟着沾光无限。
事实上孔府有时还是知恩图报的，比如清廷被推翻近百年后，孔府依旧牢记大清恩德，穿着旗袍马褂给祖宗上猪头。今天孔家用于排辈的字还是乾隆所赐的呢！
唉！天下第一贵府，真跪啊！
说大汉奸不是汉奸，大概都是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