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记述三年困难史实初探
崔国琮 (地方志期刊1988年第2期)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影响,经济建设受到挫折,不少县这一
时期的人口负数增长便是其中之一。尤其在“十三万斤亩”假高产卫星升起的地方—环江县
所造成的震动全广西的所谓环江事件”,其代价是特别惨重的,教训是特别深刻的。在编修
环江县第一部新县志时,这是一个既不能回避,又非常敏感而微妙的问题。作为这一事件的
亲历者之一,也是笔者自到县志办工作以后便长期萦萦于怀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全区、
全国不少县都存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只不过是程度轻重不同罢了。究竟应如何记述它呢?
本文专就这个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索。
几种记述方法
笔者仅就已知的几种写法揽述如下:
一、“露头藏尾”法
辽宁省的《台安县志》对“三年暂时困难时其”的记述方法是:
“1960年由于外洪内涝,粮食单产下降到64斤,总产量下降到5000多万斤,天灾加人祸,
造成全县人缺吃粮,畜缺草料,劳力外流,人口下降。条件较好的地方每人每天吃七两毛粮,
较差的地方仅五六两,最困难的地方每天仅四两。由于生活极端困难,1959年全县人口下降
到241, 330人,比1958年减少了22,089人,1960年人口下降到213,623人,比1959年又减
少了22,770人。农业劳动力,1959年下降到63,723人,比1958年减少9,245人,1960年下
降到58, 428人,比1959年又减少了5,295人。由于营养不良,全县因浮肿,干瘦、低血糖
等疾病死亡3001人, 占总人口的1.3%。在严重的灾害面前,英雄的台安人民,并没有被灾
情所吓倒,在中央和省、市委的领导下,全县人民节衣缩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终于渡过
了这一难关。”
该志在第四章第一节人口民族部分, 列表跳跃式的公布了1913、 1941、1946、1949、
1950、1953、1958、1961、1963、1966、1979、1980等12个年份全县的总户数、总人口。在
计划生育部份又跳跃式的公布了1957、1958、1960、1963、1964等21年份全县人口中的出生、
死亡、自然增加(出生减死亡),其中1960年的人口数为:年平均246,410人,出生3,599
人, 占总人口的14.6‰,死亡3,868人,占总人口的15.7‰,自然增长—269人,自然增长
率为—1.1‰。
全志使人看不到那3001人是哪年死的, 1959、1960两年减少的44,859人究竟是迁出、
外流或其他什么不便言明的原因减少的。故称之谓“露头藏尾”记述法。
二、“以点概全”法
辽宁省的《长海县志》对三年困难时期的记述是:
“1959年至1961年,长海同全国各地一样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农民口粮最低时每人
每月平均口粮仅17.28斤。 1961年初,县委决定把七月以后的口粮提前吃。自三月始,每人
每月口粮增至21.7斤。由于口粮少,副食品缺,致使浮肿病蔓延,妇女病,小儿营养不良等
病症极为普遍。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1年1至5月间便死亡658人。为控制和减少发病率,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渡过暂时困难,县委先后多次召开了专门会议并成立医治浮肿病专门机构,
对患者予以集中治疗,同时每人每天补助2两粮。其中妇女患者愈后继续补助半月,即补助3
斤粮;对老弱病残者统一考虑,优先照顾;值夜班的可持单位证明,每人每夜补助二两粮。”
该志在计划生育部份又列表逐年公布全县总人口及出生、死亡、自然增长等各项数字,
全县因灾死亡数只见“1961年1至5月间”的“不完全统计”,别处看不清楚,故称之谓“以
点概全”法。
三,“藏头露尾”法
河南省的《淮滨县志》对这一问题的记述是:在大事记中:
“1959年8月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本县发生大量浮
肿病人。县建立临时浮肿医院15所,抽调200多医护人员,对浮肿病人进行治疗。次年3月,
县委成立防病灭病指挥部要求限期治愈浮肿病。至1961年初,共治愈4,500余人。”
在地理编人口章、人口节第四目:人口变化中又记:
“第二阶段 1959到1964年为人口发展下降期或保持期。 1958年,工作上出现“左”倾
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本县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人口减少,自然增长率下降。从1962年开
始,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人口转为增长,1962年,全县总人口为304,366人,1963
年增至309,062人,1964年增至314,198人,后二年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5.4‰和16.6‰。”
节末附淮滨县历年人口变动指数表(节选)
┏━━┳━━━━━┳━━━━━━━━━┳━━━━━━━━━┳━━━━━━━━━━┓
┃ 年┃ ┃ 出 生 ┃ 死 亡 ┃ 增 长 ┃
┃ ┃ ┣━━━━┳━━━━╋━━━━┳━━━━╋━━━━━┳━━━━┫
┃ ┃ 总人口 ┃ ┃ ┃ ┃ ┃ ┃ 增长率┃
┃ ┃ ┃ 人数 ┃ 出生率┃ 人数 ┃ 死亡率┃ 人数 ┃ ┃
┃ 份┃ ┃ ┃ ‰ ┃ ┃ ‰ ┃ ┃ ‰ ┃
┣━━╋━━━━━┻━━━━╋━━━━╋━━━━╋━━━━╋━━━━━╋━━━━┫
┃1958┃357,394 11,800 33.00┃ 5,336┃ 15.50 ┃ -2837 ┃ 7.90 ┃
┣━━╋━━━━━┳━━━━╋━━━╋━━-━━╋━━━━╋━━━━━╋━━━━┫
┃1959┃378,144 4,687┃ 12.40 ┃ 3,638┃ 9.70┃ 20,750 ┃ 56.4┃
┣━━╋━━━━━┳━━━━╋━━━╋━━-━━╋━━━━╋━━━━━╋━━━━┫
┃1960┃ 266,166┃ 3.098┃ 11.60 ┃102,007┃ 383.2 ┃-111,978 ┃ -347.6 ┃
┣━━╋━━━━━╋━━━━╋━━━╋━-━━━╋━━━━╋━━━━━╋━━━━┫
┃1961┃ 279,777┃ 3,898┃ 13.90┃ 2,959┃ 10.60┃ 13,611 ┃ 49.9┃
┣━━╋━━━━━╋━━━━╋━━━╋━━━━╋━━━━╋━━━━━╋━━━━┫
┃1962┃ 304,366┃ 5,928 ┃ 19.50┃ 3,111┃ 10.20┃ 24,589┃ 84.2
┣━━╋━━━━━╋━━━━╋━━━━╋━━━━╋━━━━╋━━━━━╋━━---━━┫
这种记述方法 , 隐去了1960年因天灾人祸而大量“饿死”人的原因,但却公布了1960
年全县的死亡人数,故称之谓“藏头露尾”法。不够严谨的是,没有同时列出各年迁出、
迁入人口,所以出生减死亡,不完全等于增减数。
湖北省的《松滋县志》也大体采取这种记述方法。
四、“轻描淡写法”法
江西省的《宁都县志》对此问题,只是在大事记1960年中记述这样几句话:“11月12日,开始在工业、农业、财贸三条战线反对和克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和
生活特殊化、瞎指挥风,实行经济赔退。”
然后又在地理编第二节人口中列表跳跃式的公布建国后1949、1956、1960、1965、1970、
1976、 1980、1982等8个年份的总人口和出生、死亡、净增的数字,1958、1959被隐去了,
1960年的死亡人数比1956年只增加了1,391人,死亡率比1956年上升了3.14‰。没有点出因
天灾人祸而出现死亡率提高的原因,但却公布了三年困难时期中的一个年度的出生死亡变动
数字,故称之谓‘‘轻描淡写”法。
五、“只字不提”法
江苏省的《如东县志》对“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无一处一字提及。
其实,我们于1986年12月25日到如东县志办取经时,笔者带着这个问题曾亲自当面询问如东
县志原副主编杨向东同志,如东县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有饿死人现象,如有,大约有多少?
杨向东同志回答说:“有,全县约饿死三四百人”。而在县志中却无一个字提到这个问题,
故称之“只字不提”法。
各“法”之短长
一、《台安县志》“露头藏尾”式的记述方法,既已委婉地露出了曾因营养不良而(饿)
死3001人, 又公布了1959至1960年全县人口下降44,859人的数字,把该志前后几项数字联
起来看,除1960年人口负数增长269外,其余44,590人减少的原因,再也没有任何章节作任
何交代,究竟是迁出、外流或其他什么原因?在该志中无法找出答案,这样反而会使人疑窦
丛生,大有“欲盖弥彰”之嫌。
二、《长海县志》的“以点概面”的记述方法,使人既看出该县的人口出生率由1958年
的30.87‰下降到1961年的14.7%,死亡率则由7.62‰升到17.48‰,同一时期内,出生率下
降15.9‰,死亡率上升9.86‰,只有1961年人口增2.51‰,在三年暂时困难一节中又采取了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1年1至5月”这样的限定前提,显得既巧妙而又不失为翔实。
三、《淮滨县志》“藏头露尾”的记述方法,“藏”去了该县1960年人口死亡三分之一
的原因,但却‘‘露”出1960年全县死亡102,007人的事实。使人一看便知内中就里,从而
吸取应有的教训。不够严谨的是没有公布迁出、迁入人数。个别县这样记述,似也有必要。
也应允许,以警戒来者。
四、从《宁都县志》的记载看,它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轻灾县,除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比
正常年份高3—6‰以外,别的看不到什么灾情的痕迹,因而采取“轻描淡写”的记述方法也
未尝不可。
五、《如东县志》的“只字不提”法,愚以为也值得商榷。该县“五风”虽轻,非正常
死亡人数虽少,但仍未能完全避免“左”倾路线之影响,也有非正常死亡三四百人之多,只
字不提,既不能“存史”,也不能使后人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
我之管见
编修社会主义新志,其目的是为了“存史、资政、教化”,以大量录存反映本县各方面
客观规律的翔实资料来发挥其“资政”和“教化”作用的。在充分反映本县建国以来各方面
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如不恰如其份地记述失误,就不能充分发挥其资政作用。就不能使后
人有所鉴戒。因此,愚以为,一部县志,既要把成绩讲够,也要把失误讲透。
怎样才算把失误讲“透”呢?要实事求是地记述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透”到足以使
人鉴戒的程度。但是,又不能纯客观主义的为记述而记述,而是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有坚
定的立场和鲜明的政治观点的。因而不能把一部县志写得‘‘阴惨惨”“血淋淋”的。对于
建国以来的失误,包括对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的记述,均要掌握分寸,恰到必要与可能的程度。
在公布历年人口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率时,要同时公布迁出、迁入数,这样才能科学地反
映一个县人口变化的客观规律。
这是否有悖于“秉笔直书”的史德呢?愚以为是否定的。因为,历朝历代,各个统治阶
级的史官,都标榜“秉笔直书”,实际谁也没有做到。以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为准绳,当书则书,需隐则隐。
这,几乎是所有史志书籍古己有之的“惯例”。我们在编修建国后第一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的新县志时,当然也应该牢记修志的目的,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为指针,以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两个基本点”,实
事求是。成绩一定要讲够,失误也恰如其份的讲透,努力在县志中反映出本县所特有的客观
本质规律,以发挥其存史、资政和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