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根据《中国人口》各省官方人口数据（总人口，死亡率，出生率）计算， 得出全国非正常死亡（比正常年景多死亡）２１００万人， 少出生３２２０万人。与实际情况相比，这是一个已经压低的数据。（详细内容见： 《墓碑》第二十三章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其中辽宁省饿死人数为４８万，少出生９０万。

辽宁省的饥荒相对重点省份比较轻， 没有发生过引起中央关注的事件。但是也有零散的资料见证饥荒。

一、据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披露，“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0年，每人每天的口粮仅四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人口减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

二、据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中统计数据显示，辽宁省灾前人口1931万人，非正常死亡33万人，比例1.71，排序第13 。

三、据新华社高级记者戴煌《九死一生》一书披露，戴煌等人在北大荒劳改农场挨饿和死人的情况因不直接涉及辽宁，所以在此就不说了。有兴趣的 朋友可找此书看看。但在这些“劳改犯”返京途中，一位难友告诉戴煌，“这趟列车行至锦西车站时，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从月台上进入了北大荒难友们乘坐的 这个车厢，他们都很黄瘦，面带悲戚，双眼红肿，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哀泣过。一些难友连忙起立让座，并把他们手中的小包包挤搁在行李架上。”

难友们问他们为什么到锦西来？“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来。老大爷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低沉而缓慢地道出了个中原委——

原来他们的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强制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改。经过‘大跃进’的饥饿岁月，锦西煤矿1200多 名犯人已饿死1，000人，他们的儿子是第1001个被饿死的。老俩口此番是来领儿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刚刚搁到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包里。还没有饿死的 200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戴煌： 《九死一生》第266页）

据1959年发配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动改造的错划“右派”顾雪雍（辽宁省《旅大日报》文教部主任）证实，不仅这200人也全部饿死，而且与 顾雪雍同时到劳改队的同事，后来也有多人饿死。“四人帮”覆灭后，顾雪雍的沉冤得雪，落实政策，调回故乡常州，担任《常州日报》编辑、主任编辑，直至退 休。

民间记忆计划有关于辽宁的调查。略举几例。

【民间记忆计划——口述“三年饥饿”（1959-1961）之101】

讲述人：杨万祥（男，1922年出生，辽宁省法库县秀水河子镇獾子洞村人）

采访人：林涛（男，1986年出生，2011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数字媒体系，现为自由职业者）

采访时间：2010年8月25日

采访地点：杨万祥家中

口述正文

1959年还可以，有饭吃，都在大食堂吃，怕浪费。1960年就不这样了，可能就不在大食堂吃饭了，这回我想起来了，那时候都回自己家里吃，一天每 个人就 分到三两粮食，能分到三两就算可以了，情况就是这样，这也算是能活下去。不过生活艰难啊，一天就那么一点点吃的，吃不饱就吃野菜。在挨饿那年谁也吃不饱， 那年饭量大的壮小伙子，我们这，獾子洞这，也死了不少啊！姓杨的，姓王的，还有姓朱的，那都死好几个啊，都死了！因为饭量大吃不饱啊，就是这样。1960 那年是确实不好过，那是最困难的一年，

我那时候家里的孩子都小，就多吃点儿野菜，我还要干活，我老婆负责我们这七口人的生活，还要保证我能上饭，不然我没力气干活，勉强活过来了。我说实 话啊， 我说这一辈子啊，不容易啊，就因为当时挨饿，那时候呢，他妈的就过那样的日子，我今年80多岁了，到1961年了，情况可能好转些了，我还记得呢。

原载：草场地工作站《民间记忆计划》

饥饿的年代－－作者：李兴濂

每每面对满桌丰盛的饭菜，孩子们嚷着这也不好吃，那也不爱吃时，我总要讲述那个饥饿的年代。

1960年，我在离家乡二十多里的本溪县第二中学读初中。开始时，每月28斤定量，虽然顿顿稀粥，还能填饱肚子，可是不到半年，定量就降到了15 斤，肚子开始咕吐响起来了。当年我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肚子吃不饱，整天想吃，吃罢上顿盼下顿，上课时老师有气无力地讲，学生们无精打采地听，听着听着饿 扒下了。一次，语文刘老师讲到《红楼梦》里“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刘姥姥在宴会吃珍馐美味时，同学们睁大了眼睛，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垂涎三尺这个词。刘老师还幽默地说：“曹孟德用望梅止渴，我这用讲宴止饿。”夜里就更难熬 了，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里我与同床的小张密谋到学校菜窖偷菜吃。白天小张侦察好了菜窖的位置，窖门上了大锁，只有通风口有个篮球大的孔，小张便备好 一根豆架，上面绑了一把削铅笔的小刀。半夜里我们来到菜窖，把豆架伸进通风口扎胡萝卜，没等第二个扎上来，第一个就吃光了。那一夜我们吃了二十几个胡萝 卜，肚子虽然饱了，肚子胀得像鼓，胃也疼了，但也不敢声张，只得强忍着。后来可能是学校发现丢了菜，通风口用铁筛子堵上了。

学校也想尽办法解决吃的问题。开始推广“増量法” ，所谓“増量法” 就是把煮好的稀糊糊放在大盆里，等凉透了扣在桌子上，然后切成小块，看上去像玉米糕，可吃进嘴里就化为稀米汤，这种东西只有中午才有。我们的教室离食堂较 远，上午第四节课，大家就盼望早点下课吃饭。老师也饿，只讲一半课，剩下的时间同学们就收拾起课本准备下课铃声响起。食堂规定每八人一桌，每桌轮流当桌 长，桌长先收八人的饭票，再排队领八人的饭。每轮到当桌长时，桌长就在第四节课上提前请假说上厕所，厕所离食堂很近，桌长躲在厕所里，等下课铃声一响，就 跑出厕所，第一个冲上食堂卖饭口。

后来，玉米面也越来越少了。物理老师吕同悦组装了电磨，学生们从十几里外大山和田里釆集树叶、玉米骨、菜根，然后磨碎，加点玉米面，做成“代食品” ，代食品又苦又涩，虽然难咽，却能填饱肚子。学校因此出名，县教育局还在学校开了现场会，加以推广。

第二年春，饥荒更严重了。学校把操场犁起来种上玉米。玉米苞打浆出绒时，学生们偷偷钻进地里把苞叶撕开，上去用嘴啃，啃了一嘴玉米浆子和绒子，揩揩嘴把玉米苞叶再撸上去，以防被人发现。这片玉米地还没到秋天，玉米嫩穗已被学生啃光了。

暑假里，我回到了家，却找不到家。原先的家被新来的山东人住下了。据说他们那里修水库迁移到我村，并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支边” 。全村人几家住在一起，腾出房子让给山东动迁户住。在村头遇见二姐，把我领到新家。妈妈告诉我，村里正在办大食堂，各家各户都不做饭，都去大食堂吃饭，家 里粮食都收走了，锅被收走了，箱柜上的合页，门钌儿，也都收走了，送进了土高炉大炼钢铁。东屋的冯二在柴垛里藏了一面袋玉米，没想到大食堂收柴火被发现， 柴被收去了，粮也没收了。冯二捞一个反对大食堂被批斗。

大食堂设在村中央原来一户财主的房子，土改时分给了两户贫农。如今两户贫农搬到别处。院子里盘了五口大锅，翻锅的铲子是一把平底锹。食堂门口吊着一口破钟，当钟一敲，全村的人都来了，蹲在房沿边，喝着稀饭，涕溜涕溜声一片。据说这就是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

可是好景不长，吃不到月余，饭越来越稀，一直稀到照出人影。最后一锅锅清水煮一筐树叶，一场更严重的饥荒在村里蔓延。树叶没了就扒树皮树根草根，最 好的食品要算谷皮糠了，谷糠再磨细，嚼在嘴里也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咽下蹭喉咙，仰下颏伸长脖子才能送进肚里。人们大便干燥，村西的二贵因结肠屙不出屎，活 活憋死了。更多的是浮肿，身上一摁一个坑，脸上油光净亮，还以为是吃大食堂发胖了呢。后来不知谁发明了“小球藻” ，就是用煮熟了的土豆块装在瓶子里，几天后土豆块上长出绿毛，说是有营养。可是人吃了恶心呕吐，中毒了。女人大都子宫下垂、闭经，那年头，全村没有一个妇 女怀孕，更没有人嫁闺女娶媳妇的。青壮劳力大部分去修水库建水电站，留在村里的上山砍柴，供大食堂烧饭。五口大锅像五张大嘴，不到一个月，茂密的山林变成 光秃秃的，跑个兔子也能看见。

8月初一场大雨，后山滑坡了，压倒几处房子，好在没有死人。一条河上十几座水库决堤了，一座连着一座，越沖越大，田地冲毁了，房屋冲倒了，村里十几 人丧了命。从此，大食堂也随着黄了。现在一提起那三年，说是“三年自然灾害” ，可乡亲们说，别怪天老爷，那场雨不大不小，如果不搞大跃进，没有大食堂，不砍山上的树，不修那么多的水库，哪来大饥荒！至今我们尚未听见官方对那段岁月 真实情况的表述。

9月1日开学了。我发现班里少了几名同学，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洪水，有的死于疾病。学校按上边指示，开始“反右倾，拔白旗” ，怕学生知道真相，讲挨饿死人的事情。其实，谁都知道，只是不敢说，一说就要挨整。

这些年吃饱了肚子，却忘了那些饥饿的年代，那些撕心裂肺的伤痛。我在饭桌上说起，孩子们说是编故事，年轻人说是胡扯。时间可以淡忘抹平，可是凡经历那段岁月的人，又怎能忘记历史那惨痛的一页呢！

更多的辽宁饥荒民间记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203e0da0101gohg.html

陈毅的讲话与中央文件也提到辽宁缺粮：

1960年10月21日，连主管外交的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紧皱眉头，忍不住大声疾呼：“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 粮，明年 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年、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 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地疲劳了，相当地困苦了，情绪 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陈毅的话反映出领导人普遍的焦虑心情。

“大跃进”带来 的另一个恶果是，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 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 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说：“入 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 销八九天。”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