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我妈妈给我起的。

用了30多年了，对这个符号本无所谓好坏，因为已经习惯了。可是最近，不知道姐姐从哪里认识了个“大师”级别的人物，死活说我的名字不好；吓得我妈妈，我爸爸全体让我改名。我和老婆本来还有抵触情绪，但看在家人爱心的份上，哎，那就改吧！

大师，一定躲在他的佛龛下面偷着乐呢。。。。。。。。又有收入了呗，而且收现金，不开发票也不上税。

其实，要说改名字，那是我玩剩下的噱头。10岁的时候，忽然喜欢上了八大山人的书画，整天界拿着毛笔在《参考消息》上画那些特别病态的石头；或者画个仙鹤也是个金鸡独立，还要翻着个白眼。临摹之后，还要摹仿八大山人的签字：即那个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写法。知道八大山人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大家将就着看吧！

八大山人姓朱，山人只是号。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有个字号。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喜欢马蹄莲，就给自己起了个蹄莲居士的雅号。才十岁啊，真能装雅亭。

谁知道，快四十岁了，有个大师到我头上动土，非要给我改名，我是吃冰棍拉冰棍——我没化（话）。

说到改名，我听爸爸讲过一些单位同事的事情。

爸爸是搞文艺工作的，算是学院派的。但是，五十年代的时候，很多文艺干部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或退伍或改行“混进”了文艺队伍。其中有一位，叫杜傻宝的同志觉得自己名字太土，而那个时代人们崇尚苏联老大哥的艺术。于是，这位很土的仁兄借用了一个当时苏联名人的名字：阿兰格夫。他把格夫二字抹了，留下了阿兰两字。现在看了，不知道是男是女，不中不西的。更他妈土！

因为崇拜名人而起名的不在少数。98年我在上海出差。公司邀请了一个模特配合我的工作。她叫王士比亚。我很奇怪，这是复姓，还是少数民族的名字。结果姑娘告诉我，她爹是教中学语文的，因为太崇拜莎翁了，就给刚出生的宝贝闺女起了“士比亚”的雅号。我猜，她爹一定以为莎翁姓莎了。没关系，可以原谅：谁让她爹是教中文的，而不是教英文的呢。但，她爹一定不是北京人，否则这闺女名字的谐音也忒不雅了，合着北京话讲：事儿BI呀！呵呵。。。。。。。我承认我很龌龊，也很阴暗。。。可我还是忍不住乐。。呵呵。。。。。。。

爸爸另外一个改过名的同事叫李丁。此人日后还颇有小名气。但他原名可不怎么地。起码他自己是那么认为的。有一天，他告诉爸爸要改名字了，于是从诗经到辞海研究了个遍，就是没他看上的。累呀！最后的办法是，指字儿吧。对着当天的人民日报，闭着眼指到哪个字算哪个字。当他睁开眼睛，拇指一点点从字上挪开的时候，发现：肉！他指的是个肉字。。。。。。。。。。我靠，李肉，这也太不浪漫了吧。后来，他还是改名了叫李丁。因为，他爱吃肉丁馒头，顺着肉丁馒头往下想，所以就叫李丁了。

小时候，小朋友们总说“人无外号不富”。如果，这是个致富的标准，那我只能当穷人了。因为，我没有过外号。我的大名里有一个单字“光”。可就这个光字，也总是被人问来问去。新见面的人，总是问我，“您是哪个guang字呀？”我心说了，字典里除了这个光字，就是另一个膀胱的胱。没有哪个妈妈会起那个字给儿子吧？

中国人，大多数起名是根据读音和意思。我一个哥们给儿子起名叫刘思九。谐音成了649，那是加拿大彩票的代名词。所以说，读音对名字至关重要。比如，姓杨的不要叫伟；姓焦的不好回答“您贵姓呀。。。。”这样的问题；姓王的不能谦虚地说：就叫我老王吧（八）；姓胡的如果叫了胡起立，那民间的歇后语就产生了：该坐不坐——胡起立。我老婆姓付，所以她爸爸这辈子太倒霉了，当多大的官，都是个“付总”。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年级有一堆姓杨的。分别是杨柳（谐音“流”），杨欢，杨震，杨光。好了，一天夜里，同学们睡不着，于是自编歇后语猜人名。迷面是：尚昆脱裤放屁。第一个人猜到了：那是杨光。第二个人说：不对，应该是杨震；第三个人说，是杨欢；第四个人说：你们都错，应该是杨柳（流，流氓的流的谐音）。。。。我说，都答对了，各加十分。

名字和外号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不知道。我们公司在北京嘉里中心上班的时候，有一个兄弟的外号叫“棒锤”。嘉里中心的楼顶上有两个大杆子。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通过电话给他的客户指路来我们办公室。“喂，嘉里中心很好认，楼上有两个棒锤的就是。。。。”不知道是谁，搁旁边查嘴道，“不对，是有三个棒锤的那个楼。。。”我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外号棒锤的兄弟急了，大骂道“抽你Y的！”。。。。。。。。。大家哄堂大笑。。。。。。。。

爸爸总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给一个同事起了一个绝妙的外号。确实挺绝。现在收录在此。他那个同事的外号叫：皇后下蛋。因为他真名叫：王得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