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都是有责任的人，要养老家和弟妹，所以对自己很吝啬。等大一点，我和哥哥无数次的被带回老家生活，他们在出生活费上面尽可能的高，只有压低自己的生活。青年的生活，会烙印一辈子。现在他们还是很俭省。

妈妈是很有艺术感的人，唱歌画画都很好，会素描，用橡皮泥捏塑像惟妙惟肖。好友结婚，连夜刻了丘比特图案的窗花，自己设计画的。爸爸是爱慕艺术的人，喜欢写些东西，小时候家里有个小提琴，没听他拉过几次，我妈说他是锯木头，估计被我妈打击到了。他还有一个相机，长方形的，上下有两个镜头，装胶卷，会自己洗胶卷，开始黑白胶卷后来有彩照。会延迟摄影，这样一张照片上有两个我。但是照相出来构图不好，妈妈总说他，没艺术细胞，唱歌左嗓子。爸爸也羡慕魏晋之风，就是那种不修边幅放浪不羁，妈妈只觉得他邋遢。爸爸有过鞋子左右不同颜色，扣子扣错行而不自知。摸手绢，掏出昨天的臭袜子。 爸爸只觉得小事，妈妈就唠叨半天，几天。 

我从小吃食堂，医院食堂里买饭回家。 最喜欢家里请客，爸妈会一起研究菜式，这是非常和谐，不会为家务吵架的时候。

大事上两人却出奇一致，装修家里的时候，一楼考虑给爷爷住，爸爸妈妈不约而同选了最好的卫浴放在一楼。外公和我大舅舅老年都分别在我家住过几年，两个人齐心合力没有怨言，把主卧腾出来给他们。爷爷年老的时候，叔叔家就在隔壁，不常关心，我有些怨言。我爸对我说：“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管别人，如果我是独生子又怎么说？不就该都管吗？”后来有次，无意中我学给妈妈听，妈妈眼里冒出对爸爸的星星，爱慕一个人爱慕他的人品。事过多年，爷爷也过去快20年了。有次在美国，我又提起这往事，妈妈花痴眼看着爸爸。

当时山沟沟，边上还有别的山沟沟。有对夫是本科妻是大专生，小我爸妈十几岁，负责另外山沟沟的医院，两边开车要半天吧，经常电话或者人来讨教医学或者医院建设问题。 我还记得电话是要总机转，机房里面的人把一个线像是现在的耳机插头，插到不同的孔里，就是转到不同的电话了。爸爸妈妈影响了很多人，希望他们学习，当时很多年轻人，在山沟里随父母长大，年纪到了无所事事，有时就会顶替父母工作。 记得住我家后面两排的人家大哥哥过来找父亲学习英语，他学会了洗照片，还在家里弄了个暗房。后来他考上大专。他父母退休回广州，政策松动，他回去在开发区做的很好，后来儿子考取上海的大学，还来专门带儿子，绕一下来我家认门，这是通家之好了。 我结婚的时候，隔太远没法来参加婚礼，但送了非常重的几个金首饰。还有别的小孩，在我家学习补习过，那时我一个小屁孩一个人到那些人家玩，那些人家的父母很把我当贵客看，要杀兔子杀鸡的，都托父母的福。另外那个山沟沟医院的负责人，后来由于部委的调整，山沟沟撤销，合并到当地市医院，他做了院长。如果爸爸不坚持调动，应该不会差很多。若干年后，他们70多，回新疆看老朋友，真是青春抛洒之地，唏嘘不已。人一辈子能影响一个人，这个人念你的好一辈子。就很成功了吧。

有的孩子出生是还债的，有的是讨债的。 我明显是后一种。 那时像我这样小时候，户口在老家人不少。很多人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辈子，学习很好很乖，父母没有后顾之忧，就太太平平等退休了，那时工资待遇比内地好。我从幼儿园就外公家待待，爷爷家待待，不乖，成绩差，玩心重，只好再回父母身边。幼儿园就转了了三个地方，小学也是，初中高中都转来转去。自觉颠沛流离，在爷爷家的时候正好放红楼梦电视剧，登时觉得自己也是寄人篱下。其实无论外公家还是爷爷家，都只有比别的孩子更娇宠些。直到遇见了一个父母地质队的男的，他小学初中就转了9次学，有时候一两个月半学期就转了。真是顿时心平，天下难事难人多着呢，只是不知道而已。

父亲工作一开始就在山沟沟里，人情世故不太通。文革一定也受冲击了，和妈妈一样对当官的没好感。不知道调动工作老调动不出来，有没有这个原因。 当时家里请客，同事朋友请遍。他们就没请当时的一把手，后来一把手开玩笑带话了，才有。省部里的领导好像也很看重爸爸，他有时候会去北京学习进修。

为了我们学习生活，要离开山沟沟，无数次，请调，都不批。省里说是他们局的人才，不放。后来省会的局里大院卫生所所长位置给了爸爸，再分一套房，反正不放你出系统。爸妈也认了，一步一步来吧。等我再从爷爷家回自己家，已经住在大院的两室一卫里面了。妈妈很快平调到省里军区附近的一个医院。 爸爸就当卫生所所长。这对于一个医生是致命的，没有手术室，没有急病难病，没有一个良好的行医平台，也缺乏进修和学习平台。

又过了几年我哥高三，必须得回老家，头头也换了，他们找到机会，破釜沉舟调动到老家县城。当时两个人都差一年两年，就满足一个政策干满30年，退休有个什么费用补贴，两个人还是义无反顾回来了。 县城医院里打出牌子，只接受一个人，并且不分配房子。爷爷家有空房子，房子就算了。但是这个只接受一人，就很被动。当时他们都是副高职称，科室里多一个副高，以后升职称就会少一个名额，这估计也是阻力。后来妈妈去了医院，爸爸被分配到一个厂里。以我妈的性格，估计到厂里，会憋屈得不行。 爸爸还是忍辱负重，定下来了， 回了老家。爸爸技术职称比厂长都高，这些日子更难熬了。 

他同学是个医院院长，要做一个省级医学刊物，爸爸还是有笔杆子的，就借调过去帮忙，配了两个文员。他做主编。这是换跑道了。由于评职称什么的都有规定，要什么级别刊物发表几篇文章什么的。有同学请他帮忙什么的，他人情世故里开了点窍。而且他医学知识都在，所以刊物办的还挺成功。他是活到老学到老的那种人，昨天通话，还在推荐我看国内的医生站，要我学习。有次有个台湾全科会议发了英文函，来邀请他去台湾开会。他带回家给我，让我翻一下，回个信。我没当回事，隔了几天才打开。等他着急办手续，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我欠他一次台湾行，现在也没还上。刊物办了有好几年，但是一直是试刊，每年都要批。他到年纪退休，他同学退休。新的院长不是那么看重这个刊物。爸爸也生倦意。 

他回家开门诊了。自己房子的家门口。他的门诊和别人不一样。 他的门诊要收挂号费，不挂号不给看。那是他知识的费用，他说他不卖药卖知识。挂号还比医院普通门诊贵一点，他说他的高级职称，已经比医院的高级职称挂号费低了。别的门诊都挂水，挂水赚钱呀。他不愿意让病人花很多钱。他从不给挂水，他觉得挂水，浪费病人钱。真重病他打屁股针。他看病看的好，慢慢就有一传十的效果，也有一批老病人，甚至会到后院住家来找。收入比不上那些挂水的私人门诊，有些人来劝，或者要和他合作，他坚持自己理念。比起钱，他更看重的大约是病人的感谢和治疗成功的骄傲感。 他经常会说，看看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病，医院没看好，来我这好了。

如果每个人，人生都有三起三落，爸爸真是很好的诠释了怎么对待低潮。人生路，重来只能靠自己，每个人能依仗的也只有自己。

中国的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限制了很多人的发展。现在比以前应该已经好很多了。我记得小时候坐火车回老家，最小的时候他们级别不够，只能买硬座，好几天的绿皮火车，他们还要照顾我们，非常困难。后来职称到了可以买硬卧。现在应该有钱就可以，人为的一些阶层划分，慢慢消失，对社会的发展一定是有好处的。 我初高中的时候，农民要买一个市区县城户口花高价买房子。 现在农村城市户口没太重要区别。现在上海市户口也听说要开放了。爸妈没有赶上好时候。

说到火车，我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我十岁不到，也是从山沟沟到省城。要从省城再坐火车。那时候到省城要汽车开两三天。好像路怎么不通了，要误火车。妈妈回来激动说 有飞机可以搭，从市里飞到省城。我记得20个左右的座位的小飞机。座位上可以看见驾驶员的座位和仪表盘。我吐了一路，吐的纸袋子，当时也觉得这纸袋子高级。爸爸那时候坐了飞机，会把飞机上的面包和黄油，还有果酱和小袋糖省下来，带给我们享用。 他去北京进修，买了套五角丛书给我，有一本女性写的，自我，本我，超我，对我影响很大。

当时还有一个新闻，说是大学生救了一个农民，大学生死了，讨论说值不值得。我觉得人善念一霎间，无法对一个溺水的人，先问了你什么身份？工作？那如果工作一样还要比比贡献才能救吗？8.90年代是思维碰撞，理想存在的年代。现在理想都要钱。可是讨论的却不是救人，而是救人怎么不被讹。

爸爸今年已经进入80多的十年了，他生日。遥祝他生日快乐，寿比南山，健康顺利。希望新冠早点过去，能回去看看他们，能带他们旅游就最好了。他们和哥哥一家聚餐，我只能隔着屏幕看看菜，听着报菜名解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