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老二后，我们觉得自己的任务差不多完成了，家里已经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来供养他们俩上大学的开支，不必要再像以前那样，每天辛辛苦苦干完自己正职工作后，再干个体挣钱。所以老婆就交掉个体营业执照，关掉旅馆，再把那房子出租，以拿租金来代替旅馆的收入。虽然比旅馆收入少一些，但是人得清闲，可以享受自己晚年的休闲生活。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到政府广场锻炼身体，做太极拳和跳集体舞，有时候晚上去青年公园跳交谊舞，日子过的十分闲逸。

两个孩子上大学后，不像有些学生那样每年寒暑假都回新疆看望我们，都只在暑假回来两次。一方面是因为寒假时间太短，整个假期差不多都消耗在来回的旅途上，人也太疲劳；二是因为他们俩都想毕业后留北京上海工作，在学习上一定要超越其他同学才能有条件找到理想的工作留在内地。所以把时间利用起来，留在学校学习。再说老大在大三时已经找到家在北京的对象，大三暑假就留在对象家过日子。而老二在上海有我的姐姐和弟弟可以关照，所以他们俩在大学期间都只有回新疆两次。

 到90年老大大学毕业，他想留北京，我们也支持。可是那年北京动乱不久，大学生分配有困难，外地毕业生一般都要回原籍。更不要说我儿子是从新疆来的，而且当时政府有规定，边疆来的毕业生更要回边疆支援边疆建设。只有具有特殊情况，才能留北京，除了北京有单位接受外，还得该单位有留京指标，而且边疆地区还得有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出疆的证明。这一道道门槛，那一道也是不好过的。首先第一道门槛是新疆人事部门的出疆证明，没有这证明你别想在北京找工作。老大是六月毕业的，我们在九零年初就准备办好这道证明。理由是自己是上海支边青年，在新疆已经工作三十多年，身体又不好，希望退休后叶落归根回关内生活，需要一个子女在身边。我的这个报告在局里马上批了，拿到市人事局，市人事局局长是我们局调出来的李俊馥，和我关系本来就好，二话没说就盖了章。只要市内这一关过了，到了自治区就是走过场。我在二月初就办好了出新疆证明寄给老大，老大就凭这证明在北京找工作。

这招工作的过程老大虽然没有和我们讲过，但是凭我们五月份到北京后看到老大嘴上都冒泡，就知道是如何的艰辛。老大先后跑了不止十个单位，不是没有职位空缺，就是没有留京指标。好歹还有老大对象母亲的帮助，使劲抓着她自己工作的单位（国家科委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人事部门领导不放。人事处长就是以没有留京指标来推脱。一直到我和老婆来到北京后，才发现就是老大学校管分配的部门这一关没有通过。我们了解情况后，就去学校管学生分配的领导处游说。三番五次的游说终于发感动了系主任，他答应给我们搞留京指标，又答应去和中图公司协商。直到我们离开时，才敲定中图公司录用老大。可是就在这同时，老大的一位朋友，也是从新疆石河子考到人大，毕业后留在人大学生处工作的干部告诉老大说，在中图公司决定录用老大之前，已经有多家部门想录用老大，其中有国家计委，国家安全局和总参。她说，她已经把我老大的档案交给国家计委，国家计委也准备录用他。不过后来知道国家科委要用我老大，他们不和国家科委争，就放弃了。她还说，这些用人部门都是最近才冒出来的。而且告诉我老大，留京工作的主要关键是学校，只要学校有意留你在北京，其他的工作学校都会把你摆平。所以，以前老大作的工作几乎都是无用之功，而这些情况，一般人怎么知晓。我们也是从这一次学到了经验。

这里顺便解释一下我们怎么会在老大毕业前夕来到北京的。这是因为我们城建系统机关。从90年开始，每年都会有一次干部轮流疗养的机会，我正好赶上这个机会。因为我孩子今年大学毕业，局里就照顾把这个机会先给我。而且规定疗养还可以带家属，不过家属费用要自己掏。我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带老婆去旅游。这次疗养的目的地是山东青岛。我和老婆先去青岛疗养，住了一个多星期后就赶到北京办理孩子的留京工作。在北京期间还是在我们的疗养期内，所以一点也没有影响工作。这难道不是命运给我的恩惠吗！？如果我这次没有去北京，也许老大留京工作单位不是国家科委，而是国家计委。现在我们想，留住科委比留在计委工作对想出国留学的人来说，比较有利。

时间到了92年，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又论到我老二大学毕业要留上海找工作的时候，同时也是我老大准备出国留学的时节。老二留内地工作的难度比老大更大，因为我已经有一位孩子留在内地工作，按照惯例，第二个孩子应该留新疆工作。况且新疆正在建设一个规模巨大的乙烯工程，非常需要化工方面的人才，要出新疆必须有非常特殊的理由而且要得到独山子方面的同意。按照惯例，在92年初就要办理好出疆证。同样我在局里和市里这两关都容易过，但是到了自治区就卡着了。他们说我们自治区也非常需要化工方面的人才，因为独山子正在建设三十万顿乙烯工程，这个工程总投资四十多亿，在当时不仅是国家西部的一个最大工程，而且在全国来说，也是数得上的。国家需要在全国调配人才支援独山子工程建设，你们是新疆的学生，更应该留在新疆，建设新疆。况且你已经有一位孩子留在北京，说的我无言可答。但我并不气馁，又提出如果独山子方面同意我孩子出疆的话，你们同意不同意。自治区那个接待同志说：“如果独山子方面出具证明同意你孩子出新疆，我们无话可说，就给你办理出疆证，否则你们不要来自治区磨缠。”当时我想，在独山子我还认识一些熟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疏通也许可以达到目的。抱着这个希望，我就答应了。回奎屯后，我调动一切关系，做独山子方面的工作，我和老婆就三天两头跑独山子，甚至找到了独山子人事局局长，要求独山子领导放我孩子出新疆。但是一切努力都化为无情水付之东流。独山子人事局领导翻阅了人事档案后说，你的孩子是我们独山子花钱托上海委培的，一年要花四千多元，四年一万六千多元，那么容易就放人，你们别想了。而且独山子也不错，离开你们家又近，何必一定要留上海呢。那个时候，我们家俩人的月工资合起来也只有百多元，一万多元就是天文数字，更不要说是一万六千多元。一般的家庭根本无法筹集这批资金，他们想就是这批钱也可以吓退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被这批钱吓退，我们就问，如果我们给你们退还你们的委培费，你们答应不答应放我们孩子。到这个情况，他们又反悔了，说就是你们给钱我们也不答应放人，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已经绝对无路可走了，我们几乎失望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们，事在人为，可能是你找的人不过硬，如果你们找到一个可以和独山子一把手（行政正厅级）能说上话的人，也许还有可能峰回路转又一村。到了这种情况，我就整天脑子不断地转，一定要找一个能和独山子一把手能说得上话的人，当时在我脑中关系又好地位又高的朋友是王仲伟，也是厅级干部，他原是我在电厂工作时的好朋友，曾经在一个地窝子里住过，他当时担任农七师纪委书记，（后来升任兵团付司令员）我立即去找他，也没有送任何礼。他对我说：“这种事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就复杂，这不过是当事领导一句话的事，你何不找张万安，，他和独山子炼油厂党委书记关系很好，只要他愿意出面，事情就好办了。”我听了后马上找张万安，他当时担任农七师政委，也是我在电厂时的同事，还给他送了当时不菲的礼品。我是到他家里去找他的，张见到我非常客气，知道我是为了孩子的事找他，他也非常理解，一口答应说：“没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和独山子炼油厂党委书记很熟，一定可以办成此事。”我听了后很高兴，以为这事有谱了。谁知道等了一天又一天，连点信息都没有。我等不及了，又去找他，他才粘粘糊糊地说：“我的朋友给档回来了。”我听了后很生气，早知不能办，为什么还答应的那么干脆。但是也没有办法，当时我差不多完全失望了。远在上海的二儿子也等待的不耐烦，几次使用当时昂贵的长途电话催问，因为只有拿到出疆证，他才有资格在上海找工作。没有出疆证，人家也不会接待他。我又不能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他，就回答说：“再等等，我们还在想办法。”那几个晚上我都睡不好觉，在想，到底找谁才能办成这件事。我突然想起，我们市的市长浦高也是上海知青，他会不会看着我也是上海知青的份上，帮助我一把。当时我又很困惑，他和我没有任何联系，在市上我不过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他不认识我，也和我没有打过任何交道。但事到如此，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走一步看一步。我提心吊胆地去他的办公室找他，心里没有一点底。当我推开他的门时，他正好和他的秘书交代事情，见我进来向我点点头让我先坐。等他交代好问题后问我有什么事，这时我的胆子忽然大起来了。我用上海话说：“阿拉是上海知青，叫某某某，现在城建局工作。”他听到我是上海知青时，马上亲热了，他说：“我怎么不知道城建局还有我们老乡，你有什么事讲吧!”我就一五一十地把我老二的情况告诉他，希望他能帮助我，让我老二留上海工作。他听了后，二话没说，就说，“没问题，我一定尽一切能力来帮助你，让你孩子留上海，我们自己这一代已经奉献给边疆，我们的子女回上海是天经地义的事。”说着，他打电话叫来政府办公室秘书，让他给独山子炼油厂写一封信，请独山子放我老二回上海工作。过了一会。秘书把信写好让他看，他看了后又交给我看，问我这样写可以不可以，我看了后觉得可以，就点了点头。他拿回去后又想了一想，觉得这样不怎么可靠，又叫秘书重写，叫秘书以奎屯市市政府的名义发函请独山子炼油厂放人，然后盖上市政府的公章。他说这样做可靠性大一点，独山子总不能不给市政府一个面子吧！当我拿着这封用市政府名义写的协商函后，心中真是十分感动。我一直向他道谢，他说，用不着道谢，为同乡办事我是经常有的事。我深深地感谢他这种仗义行为，后来听说，他也经常为上海同乡办事。

第二天，我拿着这封信去了独山子炼油厂人事部，人事部部长见了这封信后觉得不好办，说：“这个事我不能决定，要厂长（正厅级干部）才能拍板。”叫我过几天再去打听消息。过了二天后，我又去了独山子，找到人事部部长，他说：“你的情况特殊，厂长已经批了，不过，你们要退还我们给你儿子提供的培养费一万六千多元。”说着，拿出厂长的批文给我们看，叫我们去财务处交了钱后马上给我办理出疆证。不过他说，我们同意放你儿子还不管用，要自治区人事厅批准了后，你拿到自治区人事厅的出疆证，才能让你儿子真正地出疆。

当天下午我和老婆就提着沉甸甸的一万六千多元钱到了独山子炼油厂财务处。当我们拿此那么多钱交给财务处时，他们的员工看到都觉得很感动。可怜天下父母心呀！他们很快就办好并给我们开了收据。我们拿着收据去了人事部，人事部就给我们开出给自治区人事厅的介绍信让自治区人事厅给我们开出疆证。

事在急速，我不敢停留，马上买好去乌鲁木齐的火车票，当天晚上赶到乌鲁木齐。但是在乌鲁木齐找谁才能办成此事呢，吸取以往的经验，我不能自己徑直去找自治区人事厅，那总得碰钉子。得通过有关的人事才能打通，以事半功倍地达到目的。我想了又想，只有找我在自治区机关熟悉的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治区建设厅我的上级，通过几年的工作交往，我和自治区建设厅计财处的人关系还不错。我就找计财处的处长俞一鸣，因为她也是上海人，同时她在自治区机关工作这么多年，在区机关内一定有不少熟人。通过她或许可以找到可以信托的人。当时我还不知道俞一鸣的丈夫是区机关的高官，是管理所有机关工作人员进出国门的外事处处长，实权派。她听了我的话后立即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过了不久，她丈夫就来电话说，叫我第二天一上班就去自治区人事厅学生处，他说他已经给学生处的处长讲好了，叫我去办时就说是俞一鸣的同事就可以。第二天一大早，我直奔自治区人事厅学生处，那位同志听说是俞一鸣所托，二话没说，拿来我给他的独山子炼油厂同意出疆的出新疆证明，在上面盖了自治区人事厅学生处的大章，我的事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办完了。

现在我回顾当时的情景，也是非常炫而又玄。如果我们要想到去找浦高；如果没有浦高的仗义行为；如果我在乌鲁木齐找的人不是俞一鸣；如果俞的丈夫不是自治区区机关外事处的处长 ；这四个如果中那怕一个不成立，老二留上海的事就泡汤了。我想这不是命运的安排又是什么。因为我在这四个如果中，没有花一分钱，在浦高给我以政府的名义开出的协商函以后，我都是一帆风顺办下老二的出疆证明。这一切都是靠人情，所以我在离开新疆时，是欠了一屁股人情债的。

我把自治区出疆证用快递寄给老二后，剩下的事就是靠老二自己的努力了。在上海找到理想的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二作为一个外地人，靠自己的努力，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当然并不轻松，那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来他找到上海高桥石化公司，在上海也是鼎鼎有名的大公司。办完老二留上海的出疆证后，我还有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就是当时老大已经申请到美国和加拿大大学的录取。但是办理出国护照时，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三类人员和他们的子弟才能办理出国留学护照。三类人员即华侨和华侨子女；公派留学；因公出差。我们家属于华侨毫无异议，因为我的档案里就有父亲在国外的记录，我也因父亲在国外而受到一系列的迫害。但是当时我父亲已死，只有所谓父亲的后妻在香港，我也不知道她具体的通讯地址，怎么可以联系到她呢？我就写信给当时在美国探亲的姐姐，请她帮忙打听后母的下落。大姐来信说，她也不知道后母现在的住处，只有在她儿子办理出国时联系到她，请她给她儿子作经济担保，但是她拒绝了。据说后来她移民到美国，定居在旧金山，但是不知道具体地址。到此时，我已经是一筹莫展了。在这时，老大寄来她对象一名亲戚的台湾的居民身份证，问我能不能用，我一看，年龄和姓名都对不上，根本不能用。正在此时，大姐又寄来她美国朋友的绿卡身份证复印件，和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华侨证明，年龄和姓名都和后母差不多，这真是天助我也。大姐的朋友叫李某某，62岁，上海人，是姐姐的好朋友，90年移民美国，现在居住在旧金山，完全符合我后母的身份。于是我立即去奎屯市侨务办公室凭这些证明给老大开出了侨眷证明，连同李某的绿卡身份证复印件一起用快递寄给老大。老大收到后非常高兴，立即去高教部出国留学办事处办理了自费留学手续。想不到这时又冒出来一个问题。留学处讲，老大毕业后在中国才服务两年，按规定，大学毕业生如果要自费留学，必须在国内先服务满四年，才允许出国，这样老大要到92年才在国内服务满四年，还有两年期限。如果一定要提前出国，则要交付国家两年的培养费。因为大学四年是国家付钱培养你的，你不再给国家服务，你得支付国家的损失。说的言之有理。我们也不好反驳。算起来两年要给国家支付8千元培养费。但是由于考虑到学生的困难，只收一半，算起来有四千元，只要你付清了，我们马上给你办理出国留学证明。当时老大手里没有那么多钱，马上给我们写信要求寄钱交培养费，我们收到信后，又马上给他寄去3600元人民币和287元美金，加上他自己的钱，终于顺利地办出了出国护照。到七月初，他要买出国飞机票，那时的飞机票非常贵，一张飞到加拿大卡尔加利的机票要八千多元，因为还要考虑到出国后的费用，我们又给他寄了一万三千多元，自从老大办理出国开始，从申请学校的费用和付培养费，机票等，我们一共给老大寄去一万九千六百多元，再加上付老二的一万六千元，我们一共为子女的前程付出三万五千多元，这在当时一般家庭收入只有一百多元的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好歹我们干了几年个体经营，否则，一个工薪家庭，是绝对不能负担的。如果说有报应的话，我们那时的付出，以后都得到丰富的回报，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到了92年8月底，已经到老大去学校报到的日子，老大买了飞机票后，请求我们去北京参加他的婚礼和出国送行。可是当时我正在为公共汽车公司的付业路灯工程忙碌，耽误了买火车票的时机，只好去买飞机票。因为我们买票的时间离开老大出国的时间太近，当时在奎屯已经无法买到适合的机票了，我们只好到乌鲁木齐机场等候退票。我们到机场后，才知道当时乌鲁木齐正在开中亚五国贸易会，全国各地的客商都来到乌鲁木齐，机票非常紧张。我们真是焦急，向售票处的人员诚恳地游 说，他们听了后，也很同情。说，只要有人退票，就按排我们，还把我们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记下来，叫我们不要焦急。我们只好在售票厅耐心地等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等了不到两个小时，售票处的人就通知我们说有人要退票，正好是两张去北京的，是当天的，问我们要不要。那还用说，我们当然要，当即买好就马上登机。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奇巧的。那是一架俄罗斯图369飞机，很大，可以坐三百来人，比我们以后坐的波音飞机都要大，普通舱一排可以坐九人，飞行员还是俄罗斯人。我们飞行了四小时就来到北京，老大和他对象已经在机场接我们。我们见面时，那个高兴劲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在北京呆了一星期，举办了老大的结婚仪式，然后送老大上飞机。我们目送老大进入候机厅，我们的眼中闪耀着幸福和感恩的泪花，这时我回头看我是媳妇，她已经泪满眼眶，哭不成声了。我也非常感概，新婚夫妇为了前程马上分离，世界上真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呀!

老大出国后，老二又留在上海，我在奎屯的家，真正成了空巢之家，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就感到空荡荡的。但是我们的心中，却是十分充实和满足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代都已经有了美好的将来。一代为一代，世世代代，生活就这样代代相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