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7年结婚的,68年7月,我迎来了第一个宝贝,我的大孩子出生了。 老婆怀老大时,脸上长了好多色斑,人家都说怀的是男孩,那个时候,产假只有35天,所以老婆挺着大肚子上班一直到临产。她的临产期估计在七月中旬。记得到七月十七日的时候,她还在上班,下班时她觉得肚子痛,告诉我后我有点紧张,就送她去医院。那时正当文革期间,厂里的汽车控制在联总手里,我是逍遥派,根本要不到厂里的汽车送,只好自己用自行车送。记得那是在傍晚,我骑着自行车,老婆挺着大肚子一下子就坐到我自行车的后座,那是相当有水平的。我们一路上颠簸着来到医院后,医生检查说宫门还没有开,但是松了,所以不能回电厂,得留在医院观察。那整晚整夜,仍旧是痛一阵好一阵,我也不敢回电厂,弄得大家都没有睡好。一直到天快亮,痛的更厉害了,我看她痛的拉着床沿蹲在床边,嘴里还不断地叫喊,那个难受劲真无法用言辞来表达。这时我想,女人生孩子真是磨难,而男人则也受够了焦熬,作人真是不容易。我们以为要生了,但是医生检查宫门才开一点,这样,一直熬到快八点了,医生才叫她进产房。我则在外面等,快十点时,只听到一声宏亮的哭声,我的宝贝出生了,护士出来告诉我,生了个胖小子。
老婆回产房不久,护士就抱着我的孩子到老婆床边,让我们父母看看自己的小孩。我们只见到我们的孩子又白又胖,乌黑的头发一直长到耳边,两只大眼睛黑亮黑亮的,十分有神,鼻子又高又直,小嘴巴红红的,没有人说不漂亮的。护士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重七斤半,非常健康。同房的还有一位奶牛场的产妇看了我的孩子后,不断地赞美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看的孩子,说的我们心里乐滋滋的。孩子出生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取名,我当时觉得自己一生太软弱,希望孩子刚强一点,就取名叫刚。老婆说叫刚的人太多,还是叫钢吧。她说当年周总理给一名产妇的四个孩子取名为,钢,棉,油,粮。我们叫钢,粘点运气。
由于当时医院产房紧张,我们只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出院了。我仍然用自行车驮老婆,老婆则用毛毯包好孩子后抱着坐到自行车的后座,车前把上还挂着住院时的用品,就这样一路骑回电厂,这在现在是矣非所想的,但是当时都是这样,也就不觉得稀奇。
老婆回家后,想不到不到几天后就得了一场大病(产褥热),为了送医院我又惹上一场生死的灾难,这一切我在“生死之间”这篇文章中已经有所描述,这里不再重复。好歹老天有眼,让我们平安渡过。由于当时的条件差,我的孩子经常得病,而且很不好带,白天睡觉晚上不睡,睡觉时还得我们抱着睡,不然就哭闹,弄得我们筋疲力尽。老婆由于产后得过大病,所以奶水就不够孩子吃,我得天天早上很早去离电厂六公里远的奶牛场打牛奶,回来后还得上班,长期如此也弄得我神魂颠倒。好歹那时我在外线班上班,班里的同事很照顾,迟到一点也不顾问。当我有困难时,例如老婆上夜班,白天要在家里睡觉,不能在家里带孩子,班头就按排我值班。值班就是在办公室听听电话,有事通知班长派人处理,没事可以在办公室带孩子,洗衣服等干家务。我就这样糊里糊涂混到我的孩子满周岁。在这之前老婆妹妹为了前途去了伊犁,老婆又怀上第二个孩子,我们心想,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再要一个孩子,所以就决定把这孩子刮掉,现在想起来也有点后悔,不知这刮掉的孩子是男是女。如果是女孩就可惜了,因为我以后生的孩子还是一个男孩。
到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半,我的第二个孩子又在州医院出世了,生时重七斤二两,只比老大少三两。当护士把孩子抱给我们看时,我们满希望是女孩,但是护士告诉我们是男孩,但是长的很可爱,像女孩。我们一看,果然如此,两只眼睛也是大大的,脸型像我,只是皮肤没有老大白。我们心里想,我们没有女孩,就把他当女孩养吧!我们给他取名为强,就是要他自强不息的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要得自己维持生存,就得靠自己的努力,得不断自强不息才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也许是因为第二胎的关系,老二生的倒比老大容易的多,从老婆肚子疼到出生,前后也不到十个小时,不同于老大,老婆整整受了一天罪。老二出生后我们就是四口之家,家务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为了减轻我们的家务负担,同时也为了帮助老婆的二姐减轻负担,经她二姐要求,我们同意,到这年十月,我们把二姐的大女’华’接到新疆, 一方面在我们家帮助干家务,另方面是为她自己找出路。所以到新疆不到半年就急着要我们给她找对象出嫁。当时像她那样的条件在奎屯已经很难找合适的男人,我们就提出要她去伊犁我老婆妹妹处想想办法。她同意了,就在来新疆八个月后去了伊犁,后来在伊犁找了一位种田专业户,很有钱,她的后半生过的非常幸福。
‘华’去伊犁后,我们的家务就非常繁重,好歹老二比老大好带的多,他是白天玩的好,一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他自己就会乖乖地爬上铺去睡觉。这时老大也大了,不仅自己能料理自己一般的事,还会帮助照顾弟弟。但是就是这样,也把我们俩忙的屁滚尿流。没有办法,老婆工资低,工作又辛苦,就只好她常常请假干家务,以维持家庭平静的生活。
岁月在不知不觉中渡过,那个时候,虽然家家不富裕,日子却过得实实在在。我们一日三餐,就是白菜萝卜加洋芋,一个月只有半斤油,少有吃肉。但是孩子们还好,在两岁以前,只要我肯出力气,跑奶牛场还可以买到牛奶,但是两岁后就是你再有钱,也不供应牛奶。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差,尤其是在冬天,两个孩子整天闷在不通气的家里,空气极差,一到晚上,还有草蹩子咬人(一种寄生在鸡身上的虱子,晚上就爬到人身上吸血。由于我们家里冬天鸡也是养在家里的,否则不下蛋,所以冬天家里草蹩子特别多,为了消灭它们,我们经常半夜里起床打草蹩子)。因此,我的两个孩子小时候病多,老大会经常感冒发烧,一发烧就容易转成肺炎。多次住院,把医院小儿科的医生护士都熟悉了。我们每一次来,护士都会说又来了,但是每次都有惊无险,平安地回家。记得有一次在冬天,老大又发烧,我们俩抱着他去医院,因为怕他再受凉,出门时用毯子包的严严的,到了医院后,打开包他的小毯子,只见他满脸通红通红,叫喊着:“水,水!”我们急忙给他水,只见他一把把水夺过去,咕噜咕噜就喝完了。当时我们想,因为是在冬天,只怕他再受凉,所以把他包的严严的,没有想到他已经发烧,不能再受热,不应该包的过严。另外也是因为我们当时年轻,没有带过孩子,没有经验。后来孃孃(我朋友杨顺余的母亲)告诉我们,小孩子火气大,你们的孩子每次都是衣服穿的太多才感冒。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衣服不能穿的过多,感冒的情况也就少些。老大除得过几次肺炎外,还得过肝炎和腮腺炎,都是在托儿所传染的,所以我的老二就很少上托儿所,我们尽量自己带,也就少得传染病。老大一直到五岁后,才不怎么得病了。老二小时候由于少去托儿所,则少得感冒和传染病。但是头上经常生疮,还老流鼻血。有一次脚背被虫子叮了一下,从此脚背就经常生疮,还流脓,医生不管给什么药擦都不管用,它自生自灭。头上的疮也一样,自己发自己好,好了后一样长头发。头上的毛病一直到上中学后才完全好愈不再发。脚上的疮则到上大学后才完好。后来我们想,这可能是他小时候出痲疹时没有出好,导致体内的毒素没发完,体内的抗体就把毒素从头和脚俩处往外赶。这也是自身免疫功能的体现。
到七五年和七七年,老大和老二相继开始上学。那时候工厂就是一个大社会,除了管生产外,还管职工的生活,从吃饭到小孩上学。所以工厂里还要办食堂,托儿所,学校。我的两个孩子就在电厂办的子女校上学。也是我们的机会好,我的两个孩子正赶上粉碎四人帮后,学校的教学比较正常,而电厂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候校长是李克义,是上海知青,老高中毕业生,有相当水平。在教师中,能力比较强的有朱新伦和潘兰迪。朱是天津知青高中毕业,潘是湖南知青,也是高中毕业,这两位老师,一直教我的两个孩子。所以他俩在小学时学的比较扎实。我的两孩子上学从来不需要我们督促,他俩一般在学校已经完成作业,回家后就好玩,我记得冬天他俩最喜欢在雪地或者冰场玩滑爬犁,爬犁是我在钳工房做的,他俩坐在爬犁上,手中拿两根铁推杆使劲地往后推,那爬犁就飞快地往前滑。他们玩的满脸通红,非常高兴,还和其他小孩比赛。我们在旁边看着也满心欢喜。夏天的时候玩的种类就多了,什么兰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不管什么球,只要孩子们喜欢我们都给他们买,所以我们家什么球都有。孩子们玩起来都很来劲。当时在电厂的孩子们中间,我的孩子玩具是最多的。他们俩除了玩球外,还喜欢玩打三角,滚铁环。滚铁环就是自己作一个铁圈,用一根铁钩推着它跑。孩子们玩的十分高兴,我也喜欢玩,因为那是自己做的,不费钱。我当时在钳工房,做这些东西很方便,我就做了两只,孩子们玩,我也玩。但是玩昏了也容易出事。记得有一次是星期天,我的两个孩子回家,满身湿漉漉的,也不啃不喊,满脸一付做错事的样子,我们就怀疑他们干了坏事。仔细追问后才知道,他们听了收音机里教解怎么样学游泳后,就自己两人跑到当时农科所鸡鸭场的水库去学游泳。但是他们丝毫不知水库水的深浅就冒然下水。结果那水非常凉,冻得两个孩子直发抖,老大下水不久脚就抽筋了,老二看见就吓呆了,不知所以然。好歹老大还算聪明,马上抓着岸边的一棵苇子,就算平安地爬上岸来。他们俩自己也吓得不行,就赶紧回家。我们得知后狠狠地教育了他们,并告诉他们,那个水库年年都淹死人。他们听了后,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水库玩了。
转眼到了八一年,我调到城建局后分到房子,孩子们就需要转学到市中心的学校。老二很容易就转到了一小。但是那时老大念初中,在四中读书,却无论如何都转不到一中。奎屯初中是分区招生的,高中则是全奎屯统一招生。一中说我们住的地方不属于一中的招生范围,是属于三中队范围,老大只得去三中读书。但是我们听说二中比较好,虽然我们不属于二中的招生范围,但是二中我们有熟人,通过关系也就进去了。老大进去学了一个月,觉得还不如四中。我就去三中打听,我的一个要好朋友童耀南的女儿童卫也在三中念书,和我老大同年,我问童卫三中怎么样。童卫说:“我觉得三中很好,一点也不比一中差。尤其是我们班,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上海知青,很有水平,我们全班同学都很喜欢他。他不仅课讲的好,而且很会作同学的思想工作。我们班在他的带领下,学习成绩一直领先其他班。”我听了后就去拜访她的班主任,因为我也是上海知青,我们立刻有共同语言。我问他能不能把我的儿子转到你的班上,他说:“当然可以,本来你儿子就应该在我的班上学,你自己把他转到二中去的,其实二中名义上是老二,教学质量一直很差,主要原因是它的生源不好,二中的生源主要是建筑公司的子弟,不像三中和四中,生源都是工厂职工子弟,家教比较严。”我听了后很高兴,当即就去二中办理老大的转学手续。老大去了三中以后,自己感觉比四中和二中好的多,这样,老大就在三中念完了初中。由于二中和三中离开我们家都有些路程,老大上学都是骑自行车的,这就落下一个慢性咽炎的毛病,多年不好,一直到出国,国外的空气质量好,而且身体也健壮些了,自己痊愈。
一眨眼就到了上高中的年纪,我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奎屯重点中学一中。在高中阶段,是我两个孩子学识和才能飞速成长的时期。他们俩都非常热爱学习,自觉地贪婪地吸取知识。老大特别喜欢数学,自己到书店和读书馆去买或者去借有关数学方面的书,自己学完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考题,在高二时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且得到全国优秀奖。(也是新疆自治区内多年来唯一得奖的参赛学生。)同时他的语文写作能力也特别强,自从小学开始,他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和学校的表彰,发表在校刊上。甚至连我们电厂的党委书记李文合,也有一次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朗读老大一篇描写电厂工人生活的文章,得以电厂为骄傲。以此推之,他的英文也比较强;老二则比较喜欢物理和艺术,他从小写字就写的很好,多次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得奖,他又喜欢自己拿泥土捏成各种各样动物或者人物,非常像会事。又喜欢拿雕刀雕刻,刻成各种各样人物或者山水风景。在物理课学习上,他也一直领先同学,以致在高二时,自治区举行一次中学生航模比赛,一中派出了五名代表中有老二一名,结果老二做的航模子自治区的比赛中得奖。而且那时一次自治区高中物理竞赛,老二也代表一中参赛得奖。我现在有点遗憾,如果我在老二高考时选专业选北航而不是华东化工,不知现在有什么样的结果。总之,我现在想,我的俩孩子,各有所长。老大逻辑思维推理能力较长,表现在他的数学能力超人一等,也表现在他在为人处世上很得人缘;老二则在形象思维能力较强,表现在他的艺术才能和动手能力上。
不知不觉老大到了考大学的时候,老大预考的成绩是全校第一,到了正式考试时,由于在他擅长的数学考试中,漏了试卷背后还有一道题,只得总分608分,变成全校第二。(第一是他同班同学高峰)但是在全自治区理科考生中他仍然排名第三名(第一名是他同班同学高峰,第二名是乌鲁木齐的考生,他们的考分都是只差一分)。按照他这样的成绩全国随便什么学校都可以录取。但是全国重点大学在新疆的招生专业都不理想。他原先是考虑上海复旦大学的,原因是我来自上海,他的一个表哥也在复旦大学读书,对他有影响。但是复旦大学在新疆招生的专业都是纯理科,我们希望是考理工科,这样今后就业的出路要好一点,工资水平也要高一点。复旦大学考不成,就考北京的大学,首先考虑的也是清华和北大,但是清华和北大在新疆的招生专业也是一点也不理想,这时我们发现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新疆招收两名学生,这个专业就是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我们一般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是纯文科大学,但是这个专业却是理工科。我们研究了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发现它的就业前景非常好,我们就敲定了这个专业。为了防备万一失手,我们还填写了人民大学另一专业,也是属于理工科的图书馆信息管理专业。虽然我们对考取这个专业有一定的把握,但是在还没有得到录取通知书以前,我们还是不敢大意的。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忧心如焚,提心吊胆的。我几乎天天在招生办公室前等候消息,还跑到招办主任那里打听情况,尽管他们都安慰我们,让我们放心,我们还是忐忑不安。一直到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们的手里,才放下心来。现在来体念当时的情景,也是几分欢喜几分愁的。
老大顺利地考取了全国名牌大学的信息立刻传开了。在我们这个小城市,能考上全国名牌大学都是一件不容易也是非常光彩的事情,所以很多亲朋好友都来祝福,连我们局机关党委书记也对我们表示祝福,我们也确实高兴了很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兴奋也渐渐平淡了。老大只身动身去北京,那时火车还没有修到奎屯,老大必须先坐汽车到乌鲁木齐,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上大学时父母陪着孩子大包小包地送到学校。我们那时都很忙,没有时间去送,也觉得没有必要送。老大是和他的同学童卫一起走的,童卫考上天津南开大学,她需要经过北京再转车到天津。经过四天四夜的旅途辛苦,终于到达目的地北京。我们虽然没有送他,心里也是很放不下的,因为终究是孩子第一次只身远赴他乡。所以在没有接到孩子平安到达的电话以前,我和老婆也是吃不香睡不好,在焦熬中度过日子,一直到接到孩子平安到达的电话后才放下心来。
两年以后,同样的焦熬又落到我们头上,因为我的二儿子也要考大学了。老二总的学习成绩要比老大差一个等级(就是高考成绩差20分左右),不过在学校里也属于上层水平,在大学预考中,他的成绩是568分,为上中,够得上全国重点大学历年的录取分数线(480分)但是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填报志愿。好歹是老二有很大的潜力,在预考后,他发现自己的差距,预考后他相当努力,在正式考试中,他的成绩一下子提高了一个挡次,达到590分,进入全校200多名考生中的前七名,也进入全自治区理科考生中的前三十名。(我们奎屯一中向来在新疆历届高考中都是名列前茅的)。这样我们在填报志愿时就有了一定的廻旋空间。这次我和老二商量,一定要考上海的学校,他自己也有这个愿望。他要替父亲打回老家去,也要实现老大没有实现的愿望回父亲老家上海。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俩曾经多次去过上海,对上海已经有一定的感情。但是上海的学校没有北京多,填报志愿有一定的局限。考虑到今后的职业出路,根据上海学校在新疆招生的专业,我们只能填报高分子化工。因为高分子材料专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也是前景美好的。这样就避开了老二原来的强项物理落到化工上。我们第一志愿报的是上海交大高分子化工专业,这个专业上海交大在新疆只招两名,我们没有绝对把握。第二志愿就报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也是高分子化工专业。华东化工学院这个专业在新疆招的名额较多,有三十多名,因为新疆独山子要新建一座年产三十万顿乙烯的大型工程,需要大批这方面的人才,我们估计有把握,而且工作也没有问题,大不了分回新疆也是在我们家门口。(独山子离奎屯只有19公里,有车的话每天都可以回家)。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老二的第一志愿上海交大只差一分被淘汰没有录取,就落到第二志愿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去了。好歹所录取的专业还是我们理想的高分子材料专业。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华化的全部录取生都是新疆乙烯工程的委培生,毕业后都要回新疆工作,这给我后来为老二留上海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是当时是没有想到的,我们也就兴高采烈地送他上学。他和老大一样,也是自己独个离家,不过那时候铁路已经修到奎屯,他不需要先坐汽车到乌鲁木齐,然后在乌鲁木齐再换火车去上海,而是在奎屯直接坐火车到上海,他的命运比老大好多了。因为一起去上海的同学比较多,不像老大只有一个同伴童卫。老二走后,我们家就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俩老,我们的家也就成了空巢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