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3年邓小平复出后，便开始整顿被四人帮搅乱的经济。先由万里主持整顿铁路系统，然后在全国铺开，经济形势开始复苏。至74年，邓小平同时担党政军要职后，全国人民更是欢欣鼓舞，心中充满对未来的希望。那年，我们兵团撤制归地方，八月二十九日奎屯成立市级编制，九月十二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从伊宁市搬到奎屯，奎屯开始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建设。开始有了第一批路灯，高楼和城市规划，面貌正在神速地变化。但是好景不长，从76年一开始，恶运就一个接一个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一月初，深受全国人民爱载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四月六日，爆发震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遭到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七月初，朱德委员长病逝；到二十八号，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唐山大地震，顷刻间，上百万人口的唐山化为废墟。官方发布的数字是死亡二十四万人，伤十五万多人，实际上数字远高于此数。与此同时，四川的龙陵，松潘地区也发生七级以上的地震，山崩地裂，老百姓说：“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人怨天怒。到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当人们得到这个消息时，不仅心惊胆战，而且，又似乎自然地松了一口气。我曾经私下里听他人说：“其实中央有好多领导人都在盼他老人家早死，他死了后“四人帮”就没有了后台，不敢为非作歹了。但是那个时候整个中国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每个人都装出非常悲伤欲绝的样子，生怕别人说自己不忠于毛。也生怕有人检举，把自己说成反革命，所以每个单位都争先恐后地举办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每个人都装出悲痛欲绝的样子，每个人都要挤出眼泪，都要使劲地哭出声，证明自己对毛主席的忠心，生怕别人听不到自己的哭声。在这种气氛下，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自然地也跟着哭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大孩子刚儿已经上我厂办的小学，小学生们也参加厂里办的追悼会，他在他人哭声的感染下，不由自主地哭起来，而且越哭越伤心，越哭声音越大。后来，厂领导李文合书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还表扬钢儿，说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热爱毛主席，说他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是全厂职工的榜样。钢是我的孩子，我自然知道事情原委。刚是特别善良的孩子，他以为他人哭，就以为发生特别伤心的事，不由自主地哭起来，这么小的孩子那里有对毛主席的感情。厂里追悼会后，市里又举办追悼会，在奎屯一中的操场举办，那天太阳很大，全市的人都集中在那里，人人都心怀恐惧，会开的很长，当宣布追悼会开始以后，哭声立即响彻云霄。最可怕的是在我边上有一位妇女，那个哭声又干又响，又有节奏，像哭又像笑，像嚎又像唱歌，弄得我差一点笑出声来。我拼命地忍着笑而转为哭，拼命地擠出眼泪。后来我听说，有些人还准备了辣椒，开会的时候抹一点在眼睛边上，眼泪水就会止不住地往下淌。到追悼会结束时，有好几个人因为天气闷热而昏倒送医院抢救。毛真是厉害，死了也要全国人民跟他受苦受难。那个时候全国就像一潭死水，而又杀气腾腾。现在我想，恐怕古今中外还没有那一位人能够做到让全国十三亿人都害怕到这个程度，连希特勒也做不到。甚至死后这么多年，还把他的神像挂在天安门上，在中国国内，当权者不敢公开评论毛的过错，但是在海外，是没有多少人还把他作为神那样供。在我碰到的知识分子中，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对毛的错误深恨痛绝，认为毛是历史的罪人。

  我想起文革开始时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海瑞上书批评嘉靖皇帝的十大罪过，毛的罪过远远超过嘉靖皇帝，嘉靖皇帝最后还赦免了海瑞，并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接班人，认为海瑞是大明的一把利剑，以致以后出现一段“万历中兴”的局面。而毛却把当代的海瑞彭德怀置于死地，把一大批和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置于死地，把全国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毛的品德和为人远远逊于五百年前的嘉靖皇帝。

  现在我也经常回想中国现代史，如果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不让位，就没有袁世凯称帝，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共和，中国的情景会怎么样？！如果北伐战争胜利后，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历史又会怎么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前景又会怎么样？！毛自己说，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毛自己又说，张学良和西北红军救了共产党。如果蒋介石不执行夷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首先领导全国人民抗战，对内萧整贪官污吏，从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而把共产党推到抗战第一线去削弱，中国又会怎么样？！这一连串问题归纳起来。就说明为什么共产党能最后取得全国胜利，这是因为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也就是说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五六年到七六年之间所受的罪，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这是命运。

  凭心而论，在共产党里面，确实有很多想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像邓小平，胡耀邦，彭德怀，张闻天，等等，他们奋不顾身，赴汤蹈火，为中国的复兴，民族的解放，在所不辞。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确实混进不少投机分子，他们把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据为己有，鱼肉人民，是造成现在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清除他们，共产党才能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而毛，在开初，也是为国为民的，后来的错误是抬轿子的人催生出来的，包括刘少奇和林彪之流，再加上毛的诗人气质和本身的霸气，至使错误越来越严重。具往矣！但愿今后的领导人，能够与人民生生相息，领导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

  自从毛死后，全国一直笼罩在一片萧杀和恐怖的气氛中，连国庆也在平静中度过。当传来中央在十月六日，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积压在人们心中的怨恨和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人们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地来表达自己的欢喜，我们奎屯也一样。那是在十月九日，星期三一大早，我刚上班，刘建昌就告诉我，上什么班，快去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我们就一起来到厂办公室前面，那里已经站满好多人，赵元福他们从厂俱乐部搬出来好久不用的锣鼓，张万平他们找来旗帜，也没有任何人指挥，就自觉地排成队，列队敲锣打鼓地围着厂房周围游行，一边尽情地辱骂“四人帮”祸国害民的滔天罪行。这时，邻居棉纺厂的工人也出来游行，不知是谁弄来了鞭炮，噼噼啪啪地放起来，不多时，全奎屯都响起了鞭炮声，人民心中的喜乐可想而知。那个自称‘为工人谋福利’的四人帮，知道全国工人得知他们复灭的消息后，兴高采烈的样子，不知会这么想。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几乎天天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那时没有电视，只有广播，听到的消息都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我们拥护华国锋的领导，期盼着平反‘四六’事件，期盼着邓小平能从新工作，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华国锋没有那样做，他举起按即定方针办的旗帜，说；“或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或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从”，这样的话，就不可能平反四六，也不可能让邓小平复出工作，这一切都是违背当时人们心中的诉求，所以不满的情绪就慢慢滋长起来，一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论文的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才真正实现了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 上来。

  在我们奎屯，粉碎四人帮以后，各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的态度是越来越好。这年冬天，伊犁州和奎屯市侨务办公室（简称侨办）联合召开一次华侨，侨眷座谈会，把我们这些在文革中饱受冲击的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请到州市政府联合办公楼会议室，大约有二十多位，包括州市属在奎屯的单位，也包括农七师各团场，我也在应邀之列。用好烟好茶招待我们，还有当时稀有的点心水果。我们这些曾经是所谓牛鬼蛇神的人，看到这种场景当时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所然。连我们当时根本无法接触到的市委付书记兼市委统战部部长也出席我们的座谈会。说实在话，我们当时确实有点激动。会议由侨办陈主任主持，他说；“我们这次座谈会是受州市党委；州市政府的领导委托召开的，文革以来，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党多年行之有效的侨务政策受到破坏，你们这些人在文革中都吃了不少苦头，我代表党和政府向你们道歉，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大快人心，我们党的侨务政策重新得到贯彻，希望你们向前看，也什么要求，有什么委屈都可以向我们提出了，我们能办到的，尽量办，办不到的，也会有很好的按排。请你们解除顾虑，畅所欲言。”然后，市委付书记也讲了话，内容大同小异。总之是要我们和党同心同德，调动我们的积极性，一同为建设四个现代化出力。市委付书记讲完后，出现了一段冷场，侨办陈主任就点名发言，首先点名的是伊犁州师范学院的一名教授。请他讲话，他推不了，只好讲了些感谢的话，表明自己一定搞好教学，把被四人帮破坏的教育战线建设好。（后来这位教授成了奎屯市政协付主席，也把他一位在海外的亲戚引资到奎屯，建了一座饭店，可是没有挣到钱，被他亲戚辱骂了一顿，这是后话。）自从那位教授讲话后，会场慢慢热闹起来，第二位讲话的是红山煤矿的技术员，讲了自己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迫害，留下残疾，说着说着他想提起自己的手，但是始终提不起来。自他以后，讲话的人开始多起来，但是我始终没有讲话，陈主任就注意到我，点名要我讲话，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只是说我本来是兵团干部部到上海招干来的，不知什么原因被下放，到现在还是工人编制，我只是想回到技术干部岗位，能尽我所能，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建设四个现代化服务。陈主任听了后就把我的名字记下来，然后说；“你可以向单位反映，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去落实。”他又说；“你的父亲在香港，现在有没有消息？”我说：“从文革开始就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还是活。”陈主任听了后没有讲什么，只是在本子上记了一些什么。然后，他转而问其他的人，反正参加会议的人他一个也没有拉下，工作做得真是细致。从这次会议后，我的心情的确好了很多，可见这次会议是有成效的，想必其他人也是这样。

  以后的几年，每年都有一次侨务座谈会，我也都在被邀之列。自从那次侨务会议后，本来已经心如死水的我，脑子里兴起了巨浪，“对，我应该要求落实政策，应该得到本来应该属于我的东西。”于是我开始向各级领导写信，要求落实我的问题。我还拿出我进厂时农七师司令部发给我的工作证，上面写着职位是工艺员。还举出几位能够证明我是干部的证明人，其中有当时接待我的农七师人事处干部苏治启；有当时电厂接待我的政治助理员王训性；有60年底兵团干部部下发的干部履历表交给我填写的王影等等人。但是，一次又一次的伸诉都没有得到回馈，像是石沉大海，无影无踪。我于是到市落实政策办公室查问，得到的回答是，我的一切证明都没有用，你们厂没有给你列表上报，你的问题还是在你们厂。由于当时主持我厂工作的是吴连士，他的弟弟就是在文革中欧打我的凶手，他和我过去也有纠葛，所以我的问题就不容易解决。我越想越气恼，我写的伸诉书的措辞也越来越尖锐，甚至我写道，我对电厂的建设是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很多电厂的资料上都留有我的名字。我在班组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判吴连士，说他是我们厂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又提起他在我爱人落户新疆时曾经和我的一次争论，他说：“你爱人是地主，你要和她划清界限。”我说：“我爱人不是地主，她只不过家庭出身是地主，她自己是学生。”他说：“在农村，家庭出身是地主就是地主。”我反问：“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消灭剥削阶级，因为地主的子女也是地主，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剥削阶级也永远消灭不了，我们就永远建设不了共产主义。”他回答：“共产主义还早着呢，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你不要自不量力。”我气愤地说：“我也是资本家出身，和地主出身没有什么区别，我和爱人是半斤八两。”就离开了。我觉得和这样的人辩论是没有结果的，因此，我和他结下了纠葛。我想我在他的管辖下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此，我决定调出电厂，脱离吴连士的控制。正在这时，我们厂调来了一位新书记叫李文合，此人系河南人，为人还算正派，当他知道了我的情况后，对我的处境十分同情。但是由于他在我们厂没有根系，尽管他名义上是第一把手，在很多事情上还是让着吴。在我决定调出电厂后，他曾经挽留过我，说一定想办法为我落实政策，这使我曾经动摇过。但是我想，即使他挽留我，主管生产的还是吴连士，我还是要和吴打交道，所以还是以调出电厂为好。故我还是婉拒李的挽留，这时原在针织厂工作的王训性已调到奎屯饭店当第一把手，奎屯饭店在奎屯相当于上海的国际饭店，是当时第一流饭店，我就去找王，要求调他那里去干文秘或者宣教，他也同意了。为了尽快地帮助我落实政策，他还为我的事写了一封信给当时在乌鲁木齐自治区工作的张福禄，请他出面为我落实政策，因为张是我们厂建厂时的政委，我的情况是他一手经办的。

   在这同时，我的一位在城建局工作的好朋友涂用富向我建议，让我去城建局路灯班工作，涂用富原来也是电厂电工班的班长，是电厂造反派的头头，因为和现在厂领导吴连士不合，主动调出电厂。目前在城建局负责路灯的建设和维护。他想让我去城建局路灯班和他一起从事奎屯市路灯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原因是他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难以胜任全市路灯的管理，建设和维护，尤其是新路灯的设计，想借助我的帮助来完成。我当时的心里很矛盾，去奎屯饭店工作是从事干部工作，但脱离了我的本行；去城建局电工班工作，是本行，但是作为工人使用。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去城建局电工班工作，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涂用富时，他很高兴，马上把我的决定告诉城建局领导，当时的一把手付局长兼党组书记穆风鸣（还没有正局长），同时把我好好地吹嘘了一番。穆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交大，在51年本来他可以和他的同学一起参加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因为他父亲解放前曾经参加过一贯道的历史问题被刷下来，最后被派到新疆兵团，参加新疆建设。先是在农七师水利处工程队担任技术员，当奎屯市需要成立城建局时，找不到政治上可靠而且又懂技术的人才，就临时把穆调来，让他负责筹建城建局，但只任命他为付局长。穆是51年进新疆的老干部，分到农七师水利支队任技术员，53年因表现突出被吸收入党，是党内少有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使用上尚且如此。尽管穆在筹建城建局时从无到有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一直没有转正。穆也因此郁郁不乐在84年得癌症去世，死时刚满60岁。当穆知道我也是上海人时，相当高兴，当时就决定同意调我进城建局。涂用富立刻将此消息告诉我。我想，我不能去找吴连士，他一知道肯定会刁难，就去找书记李文合，将我的情况向他详细地汇报，请求他同意我离开电厂，他听了后二话没说，就在我的报告上批了“同意”两个字，然后陪我去财务办公室办理手续，前后不到半小时。他还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劳动局，请他们给我尽快地办理调动手续，我拿了电厂同意调离的报告后马上去劳动局，拿了劳动局的介绍信去城建局报到，终于实现了我调出电厂，脱离吴连士控制的计划。

  但是在我去城建局报到的第二天，电厂厂长吴连士跑到城建局找穆局长，要求放我回电厂，并威胁说：“他（指我）调离电厂并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是另一位领导（指书记李文合）在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签字批准的，在电厂，我是负责生产管理的，电厂需要他，如果你们不放他回电厂，电厂造成的损失你们应该负责。”正好这时我回到局里，听到他对穆局长的一些对话。穆局长就对吴讲：“如果你们当时重用陈，他就不会要求离开电厂，现在他走了，你们要求他回去，你自己问问陈，他愿不愿意，如果他自己愿意的话，我们二话没说，立刻签字让他回电厂。”这时穆转身问我：“你愿不愿意回电厂？”我当时即表示，绝对不回电厂。吴听了后转身就回去，再也没有来打扰我们局，让我回电厂。

   我调城建局后。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调到电工班工作，而是留在局机关。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主管全市路灯的设计，管理以及全局机械设备的管理。直接管理路灯班和局下属的市政工程队，自来水公司和园林处的机械设备。把我原来设想的在涂用富下面工作，当涂的助手，变为领导涂的工作。这使我很难堪，也出乎涂的意料之外。穆告诉我，他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早晚会回到干部队伍，所以就提前把我按干部使用，这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是78年8月调城建局的，到十月，市人事局通知我局，我的干部级别问题得到落实。我听我局主管政工的李忠福告诉我，我的干部问题之所以能得到落实，是因为原电厂第一任厂长兼政委张福禄同志给市落实政策办公室寄来了一封公函，并亲笔签字，证明我是兵团干部部从上海招来的，在电厂也一直按干部使用。只是在64年工资调整时，原来他想以行政22级上报，但是在党委讨论审批时，由于个别党委委员（主要是吴连士）的刁难，被迫改为重工二级上报，（月工资58元）虽然工资数目是一样的，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错误，对陈某某同志造成伤害，他作为当时厂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承担责任。陈某某同志在电厂多年的工作中，成绩突出，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根据党的有反必究的政策，陈某某同志应该回归干部队伍管理，享受干部待遇，特此证明，等等。由于有了当时电厂第一把手和其他一些人的证明材料，（如王训性同志）我终于落实政策，回到干部队伍管理，我的档案也从市劳动局转移到市人事局，工资从重工三级调整到行政21级，月工资78.6元（相当于大学毕业生转在后的待遇。）

   我想，如果我没有调出电厂，我的问题就比较难以落实，脱离吴的控制，是我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