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67和68两年武斗，普通老百姓对政治已经淡漠了，更多的逍遥派出现在中华大地。但是当时高层仍然在你死我活的争斗着，接着是所谓‘珍宝岛’事件，企图用爱国主义来平复烦躁的人心，但收效也不怎么大。

  70年初，中央下达了“一号文件”要求兵团企事业单位清理阶级队伍，把一切所谓的牛鬼蛇神都清理到农场去。我们厂军管组按照中央的要求，也把全厂职工分类排队，列出了一个分批下放的名单。第一批第一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杨顺余，我迷惑了，杨是三代贫农出身，自己是共青团员，我们厂技术骨干，怎么成了牛鬼蛇神！？其他的人都是家庭出身或者自己有些问题的，名单宣布后，只得老老实实去分配的农场报到。杨因为自己根子硬，根本不怕，坚持不走，厂里就停发他的工资，他也不怕，用自己的存款生活。接着，第二批，第三批都下放了，临到第四批时，上面又下了文件，说那是极左，已经下放的就算了，还没有下放的人就不走了。后来公布的材料，我在第四批下放的名单中，而且还是公安局“内控人员”。如果我在第三批名单中，我肯定乖乖地到农场去了。后来已经下放到农场去的人是费了九牛五虎之力才回电厂的，我是否能回电厂，还是一个未知数。我想，也许是我在电厂还没有仇家，也许是我福气大，老天照顾我，把我弄到第四批，侥幸地留下来。而杨顺余，也因为第二个文件没有走，留在了电厂，后来成了二期工程的技术骨干。从后来公布的材料来分析，下放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只是按当时当权者的利益关系来权衡。所以中央的每一个政策都会变成下面权利斗争的工具。杨因为他的能力远胜于当时的当权者吴连士，吴就借‘一号文件’把杨下放了。

   经过这一次折腾，普通老百姓把政治实在是看透了，看穿了，再也不相信什么什么指示。认为政治人物是说的一套，干的又是一套。而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普通老百姓的日子就像小河的水那样平静地流淌。全国的普通老百姓过上了逍遥自在的日子。现在想来，所谓逍遥日子，不过是老百姓按自己的喜好生活而已，正是目前西方人过的平常日子。

  那时奎屯掀起一股制作家具的风潮，我和我们厂的广大职工一样，开始自己动手制作家具。没有木头，到处找，首先找商店里的包装箱，然后买一点；没有工具，互相借，先后做成了吃饭桌，凳子，躺椅，写字台和单人床，双人床，五斗柜甚至大立柜。我们家也从我们这幢房子的西边的一间房，搬到东边的两间房，宽大多了。房子里摆满了自己作的家具，显得既实用又舒服。我们的家具主要部件是用硬木作的，例如山枣木，榆木作的，所以特别坚实。床，五斗柜，大立柜的腿作成老虎腿，非常好看。大立柜还是组合型的，外面粘贴上装饰板，非常好看，搬家时还可以拆卸然后重新再组装。非常方便。因此，很多人就来参观模仿。

  这年春天，为了解决碧兰的婚姻前程，因奎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托哥哥在伊犁给她找了个对象，叫陈阴泽，天津支边知青，在县农行工作。所以，化雪以后兰就去了伊犁成婚。七零年八月我们又添了第二个小孩，取名强，同样是希望他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过好自己的日子。同时把玉二姐的大女儿华接来帮忙坐月子。可是她急于要结婚，不安心在我们家长期帮忙，我们就托兰在伊犁给她找了个对象。这年冬天就到伊犁去了。我们俩独力抚养两个幼儿，还要上班是相当吃力的，但是我们还是同心协力度过这段艰难的岁月。记得那时玉上白班时，要抱着钢，还拎着饭盒，艰难地一步一步吃力地送到离开我们家大约一里路的棉纺厂托儿所，下班时还要接回来。尤其在冬天，孩子要包的严严实实的，抱起来更费力，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时就已经满身大汗。我也一样，因为当玉上前夜班或者后夜班时，接送孩子就是我的事。但我究竟是男人，力气大一点，所以困难也少一点，那个时候玉因为营养不足，奶水不够，我每天早上要骑自行车到六公里以外的水电站奶牛场或者131团七连打牛奶，打好奶子后再上班，十分辛苦，但也乐在其中。在困难的时候我特别想母亲，想到当年母亲是怎样带大我的。所以71年开春，我就想回上海探望母亲。玉没有见过我的家人，她也同意了。我们俩就带着两岁多的钢和还不到半岁的强起程去上海，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大胆冒险，因为从奎屯到上海要坐一天汽车和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这么小的两个孩子上路，有多辛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还是勇往直前地走了。我们年轻气盛不懂事，上了火车后，列车员看我们带两个这么小的孩子，就特别照顾，把我们按排到婴儿车厢。婴儿车厢是当时特殊情况下，上海铁路局专为上海知青孕妇设置的。在这种车厢里，晚上可以拉开座位睡觉，相当于卧铺。在婴儿车厢我们碰到一位新疆歌舞团的女演员，她特别喜欢小钢，把她带来的一袋橘子都给小钢吃了，而且小钢还尿湿了她的裤子她也无所谓。因为旅途的辛劳，我们到上海时小强病了，所以一到上海我们马上去医院给小强看病。我们在上海一共住了两个星期，看病就化了一个星期，但是我们还是相当满意高兴，我母亲看到了自己的媳妇和两个长的很漂亮孙子，我姐姐和姐夫看到我们平安地度过文革初期的动乱，都是十分欣慰的。而我们自己。在大家庭的温馨和母亲的细心照料下，身体很快得到恢复。尤其是小钢，看到上海的一切都十分稀奇，坐电梯不肯下来，有一次我们带他去看了南京路上一家玩具店，他看到那么多玩具不肯离开。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不见了，到处找，邻居都说没有看见，这下子我们荒了，祖玉想起他赖在玩具店不走的样子，就想是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跑玩具店去了，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因为玩具店离开我们家大约半里路，（我们家当时住福建中路大江南饭店五楼，玩具店在南京东路浙江路口），他一个两岁多的孩子不可能跑下五楼，在大上海从福建路跑到南京路那么远，我说还是去找一找吧，也许可能，我们就去了玩具店，发现他果然在那里，蹲在货柜前专心致志地看玩具。我们把他拉回来后，邻居都很赞叹，这么小的孩子能够在大上海，跑过一次就记得路，一个人去自己要去的地方，实在是又聪明又大胆，但是从那次以后，我们再也不敢让他一个人独立行动。

   回新疆后，又开始平淡的日子。我们在家东边盖了一个围圈和鸡舍，养了二十多只鸡，每天晚饭后带着两个孩子去老厂房（原来的750千瓦厂房，因扩建而废弃不用），采鸡食，一种叫苕猪苗的野菜，把它采来后剁碎和玉米面伴在一起煮熟后，鸡非常爱吃，而且鸡又长的很快。每天喂鸡的时候，只要我们一吆喝，“咯，，，，咯，，，咯，，，，咯！”我们的鸡就会从老远的地方飞跑过来吃食。那种情景，现在还让我们十分留恋。夏天和秋天的时候，我们的鸡会自己走出鸡舍到路灯下面吃虫子和蚂蚱，所以，长的特别壮，也非常会下蛋。如果那天天气很热，我们的鸡会自己飞上鸡舍房顶承凉，我们的鸡很通人性，只要看见主人，就会跟着我们转。那时候，我们有吃不完的鸡蛋，而且经常吃鸡肉，尤其是用小公鸡炒辣子，那个香美味，真叫人馋唌欲滴，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现在是怎么也炒不出来那种味道的，因为现在的鸡是圈养的，我们那时候是散养的。

   除了养鸡，我们还种了不少菜，在七百五废弃的厂房周围，有很多林带，在林带周围开垦出半亩左右地，种上我们喜欢的菜，主要有豆角，辣子，茄子，洋柿子。因为靠着林带，浇水十分方便，在离林带远一点的地方，我们就种向日葵，那用不了多少水，所以我们的吃菜问题基本上解决，而且吃得很新鲜。下班的时候，我们一家，又是采鸡食，又是种菜，十分忙碌，也十分充实，我们的日子过的美滋滋的。

   除此以外，在秋收的季节，我们还騎自行车到农场去捡包谷，葵花和黄豆，每次可以捡满满的一面袋，我们的日子在逍遥的年月越来越好。

   到71年底，军管组撤出我们厂。兵团从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调来大批转业军官分配到各师各厂，说是加强领导。我们厂调来了一位厂长姓陈，一位政委姓孙，他们来厂后，将原划在68年上马的二期扩建工程停顿了四年后又重新启动。

  但是次年二月初，厂里召开隆重的大会，说是传达中共中央文件，不许记笔记，我们怀着疑惑的心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听到的消息却是破天荒的惊奇。文件说，我们每天祝福永远健康的付统帅林彪在去年九月十三日死于蒙古草原，是怆惶逃跑，坠机身亡。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非夷所想，口呆目瞪。林彪事件是去年九月发生的，到现在已经快五个月了，才传达到我们新疆普通老百姓耳中，可见高层针对这件事的处理是如何的棘手。后来给我们传达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们听了后可认为句句是真言：“什么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整个社会就是一座绞肉机”，“什么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等等。不是十分真实的社会写照吗？！老百姓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可是明明白白的知道谁是谁非。在那个年代，是非曲直都已经颠倒了，在暴政下面，人类是软弱无力的。人们心中要问，为什么人们不敢讲真话，为什么讲假话的人可以步步高升，这一切是谁的罪过？！

  现在来分析当时的错误就变得清楚多了。 其实刘少奇是造成中国灾难的第一位罪人，是他在“八大”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是第一位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人，从而得到第一位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文革中提出”四个统帅”，“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更把毛泽东捧上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了不可侵犯的领袖，使他自己得到当然接班人的位置，这一切，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也造成中国人民巨大的灾难。所以，正如邓小平所说的, 毛的过错其实全党都是有责任的。具往夷！历史到了今天，想当初那些吹捧毛泽东企图得利的那些人，今天又在何方，刘少奇，林彪之类，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都成了自己吹捧的人的祭品，死而无葬身之地。所以，实事求是的邓小平的精神是永存的，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救了中国。

  林彪事件以后，老百姓对毛的品格产生了怀疑，对文革的必要性，正确性产生怀疑，对一切政治运动产生抵制，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建设自己的生活上，再也没有文革初期那种忘我的热情。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一切真正的牛鬼蛇神在这面镜子上暴露无遗，而一起善良的人们的灵魂则得到安息。

  在这年的夏天，陈厂长以所谓落实政策为名把我调离外线班到检修车间当车工，以后又当钳工。我已经无所谓什么落实政策了，反正都是当工人。但是当钳工符合我所学的机械专业，总算有一个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位置。到七三年，二期的两台三千千瓦汽轮发电机组已经初步安装完成，但是配套工程输煤栈桥却无着落。因为受资金的限制，无法采购到价格合适的设备，至使两台机组无法投产。所以厂党委决定自己制作，成立了以我们钳工班为主，由班长刘建昌带领的功关小组，我和邵从美是主要人员。当时我们检修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姓孙，叫孙立华，这个人非常正直，非常支持我们。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要在两个月内完成输煤栈桥的设计，制作，和安装。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在水利厅联合设计队时曾经参加过输煤栈桥的设计，对它比较熟悉，所以就由我主导设计任务。我找来原来的设计图纸，和刘建昌一起，稍加修改，就可以用了。这条输煤栈桥一共五十二米长，加另一条水平输送带二十米，总共七十二米，主体支架是用角钢焊接成的。主要部件有主体架，主动轮，被动论，托轮，变速箱，联轴器和输送带。其中变速箱，托轮是技术难点。变速箱里的一组渦母论是青铜铸造然后由铣床加工，涡干是车床加工，然后经过热处理。我们通过农机厂的帮助顺利地解决了。但是在制作托轮时遇到了难题，输煤机上一共有二百八十八组托轮，每组托轮需要两个轴承座，则需要五百七十六个轴承座，数量很大，而轴承座是用一点五毫米厚的精制钢板冲压成型的。冲压成型需要几付模具，而我们谁也没有搞过模具设计，我们的班长刘建昌原来是株洲航空飞机学校毕业的，学过一点金工工艺，稍微懂一点，我自学过一点，我们找来一本清华大学编的“金属工艺学”教科书，在冲模设计这一章中学习技术。才知道要把一件成品冲压成型要经过几道工序，是不可能一次冲压成功的。而且每冲压一次后，都要经过一次热处理，消除产品内应力，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次冲压。我们的产品托轮座是一个碗型产品，碗的内周要和204轴承外园紧配合，紧力大约3到6丝（微米）碗的外周要和托轮内园紧密配合，紧力也大约4到8丝，如此精密的另件，我们过去没有搞过，但是这次是逼着我们上。经过商量，我们决定分四次冲压成型产品。第一次是下料，第二次冲成碗型，但深度较浅，第三次冲中心孔并压出要求的尺寸，第四次整型并压出加强槽。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间，第三次和第四次之间都要进行热处理回火，消除因为冲压造成的内应力。设计方案确定后，我们就开始做模具。用特厚的合金钢钢板氧割（那时我们还没有超声波切割器），然后在车床上精加工。我们借来热工实验室的电炉用来进行热处理。在试制过程中，下料，第一次冲压都顺利地通过，但第三次冲压后发现产品发生裂缝，我们研究可能是热处理温度不够，没有能够消除产品里所有的内应力，所以决定按书本上要求的温度再提高四十度来进行热处理。此次热处理后再一次进行第三次冲压，结果成功了，我们就用提高后的温度，将第三次冲压后的产品，再进行一次热处理，然后进行第四次冲压。但是无论如何使压，都压不出加强槽来，我想可能是压力达不到要求，因为我们自己制作的压力机只有一百顿压力，而奎屯区没有更大的压力机。我想是否可以用锻工气锤代替压力机，我的建议得到刘的支持，我们最后一道工序就在气锤上完成，顺利试制成功托轮轴承座后就开始批量生产。经过不到两个月，我们顺利完成输煤栈桥的制作，安装任务。厂里因此给我们钳工班很高的评价，我们班被评为厂里的先进集体。后来又在师里被评为师直先进集体。（师直党委领导全师企事业单位）。

   输煤栈桥完成后，虽然三千机组顺利投产，但投产后，锅炉的机械抛煤机经常发生事故，因此造成停产。厂里的工程师杨顺余就提出，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电磁震荡给煤机。这种机器当时在新疆只有红雁池电厂有，（当时和现在都是新疆最大的电厂），就建议由我去那里学习，因为红雁池电厂锅炉车间的主任是我的朋友王承佑，可以得到较好的配合。厂里就同意了。

   我于是动身去乌鲁木齐，会见了许多我十年前在联合设计队认识的朋友。他们先后都当了官，见我还是平民老百姓都有点替我抱不平，对我的接待都是十分热情的。我在那里顺利地完成了图纸测绘，资料整理工作，就回厂了。开始电磁振动给煤机的制作。

   第一台给煤机的壳体是用厚钢板经加工后焊接而成，板簧用吉普车钢板加工后热处理而成，电磁芯子用矽钢片磊叠再用罗栓固定，然后用铜丝绕成线圈。其核心技术是可控硅调速技术，是我们厂老师傅王钧阁帮助完成的。这台设备完工后，经过调试，十分理想，就开始批量生产其余的七台抛煤机。那七台抛煤机的壳体是翻砂铸造后经刨床加工而成。全部抛煤机完工后，装上锅炉试运行，效果良好，不禁抛煤均匀，而且可以根据负荷调节抛煤量。由于是用电子控制，不容易出事故，大大地提高锅炉运行的安全性。很得运行人员的赞赏。输煤栈桥和可控硅电磁振动给煤机的试制成功，对电厂的安全生产起了很大大保障作用，给当时奎屯的工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电力，因此，获得师党委的充分肯定。在这年年终总结时，我们钳工班被师直党委评为先进集体，而我被师直党委评为三等功。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厂上报时是师直二等功，但是师党委在评议时，由于我家庭出身不好，降为三等功，我的名字和照片挂在师司令部大楼后面的宣传栏上三个月，这对于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荣耀，也是我这一生中得到的最高荣誉。

   虽然我得到了荣誉，但我的内心是有愧疚的。因为完成这个不平凡的任务是我们班全体工友的努力。而且，提出制作给煤机的是我的好友杨顺余，没有他的建议，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电磁振荡给煤机，而给煤机的核心技术“可控硅电子系统”是王钧阁师傅完成的，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这台给煤机。但是在荣誉里面，没有他俩的名字，直到今天，我对他们俩，仍然怀有愧疚之心。

  时间到了74年，我姐姐来信说我母亲病逝，我即刻带着我的大孩子去上海奔丧，母亲丧事处理完后，我带儿子去我离别已经多年的故乡温州，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回乡，我满怀思乡之情去了温州每一个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会见了我的同学和故友，还去了我的母校温州一中，一切都大变样了，但是仍然有过去的踪影，我觅怀着一切过去的美好时光，心中思潮汹涌，是什么让我离开我可爱的家乡，这个生我养我的美丽土地，去到一个本不属于我的异乡谋生，我的忧怨，我的遗憾，我的无奈，都一股脑地向我袭来。

   在温州我们玩了一星期就回上海。在上海我收到我们厂一个电报，说我的二儿子得了急病住院很危险，要我立刻回新疆。我当即买了火车票赶回新疆，到乌鲁木齐后，我们厂的汽车已经在火车站等，我立刻坐上汽车往奎屯赶，到奎屯时已经深夜了。我安置好钢儿后立刻赶往医院，见祖玉正守在强儿的病床前，满脸焦瘁。见了我以后马上放下心来，告诉我强儿先是拉肚子，然后发高烧，住院已经五天了，高烧还是不退，已经报病危。我听了后也很心焦，但是也没有好办法，只能等待到天亮后医生来查房时再和医生商量对策。

   第二天医生按时来查房，我就问强儿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医生说是中毒性痢疾，很危险，他已经用了很多名贵的药材，例如羚羊角，犀牛角，都没有办法让强儿退烧。我了解到负责看我孩子病的医生是当时医院最好的儿科主任姜立凡医生，就说：“我相信你能治好我孩子的病，但是不能让他一直高烧下去，这样会加速病情的恶化。”医生说：“我们也想让他很快退烧，但是所有的好药都用上去了，仍然无效，我们只好继续观察了。”我就说：“以前我们孩子一发烧，吃安乃近一准可以退烧。”医生说：“安乃近最近卫生部通知禁用，我们不敢用，因为用它后发生过不少次医疗事故。”医生走后，我和老婆商量，不能让强儿继续老发高烧，一定要想办法退烧，于是增加用物理退烧的办法，除了冷敷头部外，还冷敷手和脚，这样我们又等了两天，算起来强儿已经连续发烧七天了，他的眼睛发白，手脚冰冷，脸上已经没有一点血色，几次叫医生，医生还是说：“我们只有听天佑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祖玉商量，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决定给强儿吃我们以前经常给他用过的安乃近。我们瞒着医生那天晚上给他喂了一片安乃近，当然我们还是十分紧张的，生怕出事，尽管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强儿吃安乃近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不放心。我们俩人都没有睡觉，一直盯着看强儿一丝一毫的变化，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强儿的脸色慢慢转红，手脚开始有了暖气，呼吸变慢变均匀，我们的心中有一点谱。四个小时后，我们给强儿量体温，从39.8度降低到38度，虽然还是有点发烧，但已经不是高烧了，我们就决定分头睡觉。因为我旅途辛苦祖玉让我先睡，可是哪里睡的着，等到天亮时，我们再一次给强儿量体温，体温已经退到36.8度。连续七天的高烧在一片安乃近的作用下解决了。一片安乃近救了强儿的命，我们终于放下心来。第二天医生来查房，发现强儿体温正常，也是非常惊讶，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当然不能告诉医生我们私自给强儿吃了安乃近。为了巩固成效，在医生走后，我们又继续给强儿吃了一片安乃近，在其他药的联合作用下，强儿的烧完成退了，拉肚子也很快止住了，于是我们在医院继续观察了三天，终于平安地出院。这一次经验告诉我们，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全听医生的，要自己有所决断，因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如果光听医生的，恐怕强儿这次命不保了，因为医生一直拒绝给强儿吃安乃近，为的是保卫自己的声名和地位。

   看着我的两个孩子的成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相悦和幸福，但是也时时刻刻充满担心和忧虑。作为父母，每分每刻都处于为子女的健康成长担惊受怕。除了疾病，还有天灾人祸。    我们家门口有一条水渠，春未以后，水渠里的水哗哗地流的很急。有一天，我的小钢在渠边玩，一不小心掉在了水里，那水哗啦哗啦地就把他冲走了。而在一百米外就是一座小桥，如果冲到桥底，碰到桥墩，就会有生命。我叫喊着：“救命！救命！”赶紧往前追，可那里追的上。正巧那时从对面来了个工友张得昌，刚刚打饭回来，看见以后，放下饭碗冲到桥边一把把钢儿抱起来，那时离开桥墩只有不到二十米，如果晚一点点，后果不堪设想。钢儿被救起了后，脸色苍白，嘴乌黑，全身冰冷冰冷的，我们赶紧用毛巾把他包起来，抱到屋里，也忘了向张德昌道谢。邻居王秀英就告诉我们，光用毛巾包不行，还得用皮大衣包，而且还叫我们去渠边叫魂，要把钢儿的魂叫回来，不然，魂要丢失，我们明知是迷信，还是拼命去叫：“钢儿，回来！钢儿，回来！”钢儿因为受惊吓而发烧，直到第二天才恢复。

   自从钢儿出了被水冲走的事以后，我们特别小心防止孩子到渠边玩，时刻担心又出那样的事。又一个星期天早上，我的二孩子强儿出来锻炼身体（平时我的两个孩子早上都要出来跑步锻炼身体），好长时间没有回家，我们等的不耐烦，就想到是不是强儿也像钢儿那样跨水渠时被水冲走，我和老婆就沿着水渠去找，一直找到造纸厂，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就回来了。回来后发现强儿已经回到家坐在那里吃饭，我们就责问他去了哪里？他说他跑步后去杨顺余家玩去了，因为平时他俩从来早上都不会去他人家玩，所以这一次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引起一场担忧，我们好好地批评了他，从那以后，我的两个孩子早上再也不去他人家玩了。

  还有一次，我们的强儿和邻居刘树理的孩子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争吵，邻居的孩子比强儿大，强儿打不过他，钢儿看见了，就去帮忙。那孩子就跑回去告诉他母亲，说我们家两个孩子打他一个人，他母亲就出来打我们的孩子。正好祖玉下班看见了，当然不愿意，就去和她评理，那刘树理的老婆长的又高又壮，评理说不过祖玉，就动手打。祖玉自知打不过她，就拉着两个孩子跑回家，关了门，尽她在外面骂，不去采她，她骂的没有劲了，就回去了。本来我们以为这件事完了，谁知当天晚上，都快半夜了，我们都准备要睡觉了，刘树理下班回来（他是驾驶员，每天下班很晚），跑到我们家，崩，崩，崩地打门，我们问是谁，他粗声地喊叫：“陈某某，你出来，你们家为什么两个孩子打我们家一个孩子，你老婆很帮忙，你快出来评理。”我想，这个时候评什么理，就是评理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对，可你刘树理身体很壮，如果打起来，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就回答说：“要评理，也得明天早上再说，现在我们要睡觉了。”他不愿意，说：“你们要是不出来，我就撞门，一直把门撞开。”他老婆这时也骂：“刘祖玉，你给我滚出来，有本事就出来，不要躲在家里。”然后就再噹，噹，噹地砸门，砸的门框直摇晃。我害怕了，心里想，这根本不是来评理的，是存心要来惹事的，而且看起来就是要来打我们一顿。祖玉和两个孩子都吓的要命，生怕门被他们砸开，我们就赶紧用大木棒顶着门，然后准备菜刀和洋锹，准备一旦门被砸开，和他们拼命。如果他们受伤，也是在我们家里，说理我们也不亏；如果我们受伤，我和祖玉就拖着他们俩的腿，叫俩孩子赶快跑到杨顺余家去求救。杨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会不管，而且他们家有两个壮男丁（杨和他弟弟），不会怕刘树理的。我们赶紧准备好一切，一面又说：“你们回去，明天我们找厂里评理，如果你们一定要我们现在开门出来，我们打不过你们，但是我们准备了菜刀和洋锹，和你们拼命，不一定是谁占便宜。”他们听了我们这样讲后，又砸了一会门，就离去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赶紧起床穿好衣服，锁了门，一家都跑到杨顺余家避祸。杨听了我们的陈述后说：“你们不要怕，有我们呢，如果他们还欺负你们。你们叫孩子赶快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帮你们出气。”但是从那以后，刘再也没有来我们家闹事，只是两家不再讲话。这样我们惶惶恐恐地过了一星期没有事后，我们的心才平静下来。几个月后我们两家又开始讲话，可见时间能平复一切纠纷。

   生活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过去，有欢乐也有痛苦。我们的孩子也一天一天长大，我们除了上班，干家务，还教孩子们读书认字，科学数学。孩子们天份很高，到上学的时候，已经比其他人家的孩子成熟很多，我们也从中得到很大的欣慰和欢乐。从68年到75年，已经过去七个年头，虽然也有惊涛骇浪，但是总的来说，老百姓的日子过的还算平静，这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文革期间的七年逍遥日子。

    本部完，请继续看第三部   春风化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