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元月，上海发生造反派夺权，迅速地漫延全国，被四人帮称为‘一月风暴’。但是夺权并没有平息武斗，并没有达到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反而武斗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关内传来的消息都令普通人担忧：什么武汉百万雄师，重庆铁甲兵团，除了飞机，差不多什么武器都用上了。新疆虽然晚了一步，但是群众的对立局面也越来越严重。在我们奎屯，有三派群众组织，他们是联总（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联总），联司（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和造反派（奎屯革命群众造反派，简称造反派）。联总是以原先党委的红人为骨干组成；联司是以转业军人为骨干组成；造反派是以最早造反的学生和上海知青，基层工人组成。联总有地方武装支持，联司有野战军支持，造反派却是无娘的孤儿。但是他们都声称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我们电厂也有这样的三派。各自和观点一致的上锋联系。由于武斗越来越烈，参加造反派的人越来越少，逍遥派越来越多。我早成了逍遥派，不过各派的人都想拉我进入他们的组织，因为我知道厂里的内幕比较多。我的心里是同情造反派的，我的很多朋友也在造反派里面。我对我的好友分析厂里的形势，认为厂里目前的矛盾实质上是张福禄时代的红人内部的争斗。分别是以吴连士和史树龙为头，张对两人都很培养，但是比较看重吴，而史自己认为能力比吴高，资历比吴强，却落在吴的后面，（吴是安装队队长，史是付队长。我的看法实际上史的能力，文化程度都比吴强的多，不知为什么政委看重吴。）史因此心中不服，这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协调是可以解决的，但文化大革命挑起了群众内部的矛盾，扩大矛盾，使至发生许多不该发生的残忍的事。而厂里的造反派，基本上是以知青和被冷落的人组成。全国夺权事件发生后，各派组织都在准备武器用以保权和夺权。我们厂也一样，造反派大多数是检修车间的工人，手里有机床，能够比较顺利地造武器。联总大多数是运行车间的人和干部，他们造武器就比较困难。在3月份，他们为了造手榴弹，不小心发生爆炸，结果炸死了一位工人，炸伤了两位工人，都是年仅二十多岁的青年，这是我们厂在文革中第一次死人。大家心中都很沉重。到6月，造反派的力量越来越弱，联总和联司联合起来围攻造反派，各单位的造反派处境都很困难，我们厂里的造反派为了躲避围捕逃到造纸厂，因为那里的造反派力量比较强。于是联总和联司就联合力量围剿造纸厂造反派。那里的造反派被打的七零八落，我们外线班的李玉忠在逃跑时被工兵连的机枪打中大腿，抬到医院时因流血过多而去世。我和我们班的工友得知后都去医院看望他。这是和我天天相处的工友，正直，善良，热情，工作踏实勤奋，三代都是工人出身，对我们这些所谓牛鬼蛇神抱着同情的态度，从来不无端地刁难，是一位有良知的青年，仅仅因为观点不同于时势而失去年轻的生命。（死时才21岁），我们厂联总的部分人也去医院看望，因为这时观点的不同已经失去力量，从此以后我们厂内部的派系斗争就慢慢冷却，这是我们厂是第一位也是唯一死于文革武斗的工人。

  到七月，奎屯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武斗。就是全师联总和联司联合行动，甚至得到独山子联总的支持，围剿我们师造反派的核心据点，兵团农校‘红旗兵团’。兵团农校‘红旗兵团’也是我们师最初的造反派，在厂矿的造反派被镇压没有多大威胁以后，只剩下的唯一的威胁他们的坚持造反的学生组织。围剿的总指挥是我们厂联总的头叫聂庆生。联总的大军牢牢地围着红旗兵团守卫的农校教学楼，也是当时奎屯最高的建筑（五层）。当独山子的支援大军开着大型的油罐车轰隆隆地开进奎屯时，全奎屯的人都心里惶惶不安，提心吊胆，那种恐惧，那种无奈都是空前绝后的。围剿的人用高音喇叭放毛的语录“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用机枪扫射每个窗口。楼里的人就用高音喇叭唱‘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来对抗。同时也用土枪，手榴弹还击。两边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毛主席路线的坚定维护者，是保卫毛泽东的坚强战士。这样围困了一星期，里面的人毫不动摇，因为是钢筋混凝土的大楼，易守难攻，围剿的人就决定停水停电，用这个办法来动摇里面的人的意志，迫使造反派投降。但就是这样，在无水无电断食供应的情况下，里面的人仍然不投降。围剿司令部就决定用火攻，强迫里面的人投降。消息立刻传遍奎屯，全奎屯的人都为之震撼，为之担忧，因为里面的人都是十七，八岁未成年的学生，用这个办法实在是惨无人道，伤天害理。当大楼周围被浇上汽油时，红旗兵团的头就让兵团战士投降，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意。大火终于熊熊地燃烧起来了。我们电厂离农校有十多公里，仍然可以看到熊熊火焰。全奎屯的人都为之流泪，但是在血腥的强权下，为了自保，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学生讲话。大伙烧了一天一夜，整栋大楼被烧成废墟。后来听说，在大楼起火一小时后，红旗兵团头头命令部下投降，学生们才不情愿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排队走出大楼投降。兵团的几名头头则从五楼楼顶跳楼自杀。后来公布的战况是三名学生死亡，全是学生头头，二百零四名学生受伤。这些受伤的学生有些留下终身的残废。这就是新疆有名的火烧农校大楼的事件，其残忍度远远超过年初的‘12，6’石河子事件。

  从火攻农校大楼以后，就从团场传来很多耸人听闻，毛骨悚然的消息：有下野地联总把一位造反派上海女知青强奸后，剥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扔到骆驼刺堆上，直到那个姑娘被骆驼刺扎的全身血淋淋的引以为乐的；有车排子二机厂一位上海姑娘，因为不小心把印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包自己的鞋被发现，先被批斗，后被轮奸，那姑娘不堪羞辱，跳到化铁炉自杀的；更有阿勒泰地区联总将造反派头头绑在大树上，当着众多造反派群众的面挖眼睛剥皮的；等等。人性的残忍比畜生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今未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人会变成如此的野蛮和凶残，谁是这一切的教唆犯？！

  但是在我们电厂，自从李玉忠死后，文革变得文明起来。大家都不情愿再出现一个李玉忠，大家都看到，生死之间只不过是那么短短的一杀那，生命是这么脆弱，又是那么可贵。因此，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得以平安地度过难忘的1967年。就在这年年底，我们发现祖玉怀婴了，我们那个高兴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个时候条件差，每天吃的不过是包谷馒头，蔬菜只是土豆，白菜和罗卜之类的，肉根本买不到。我妹妹从太原给我寄来一箱腊肉，那肉皮也是厚厚的。但是我们还是尽量想办法改善生活，杨顺余因为经常帮助团场解决锅炉难题，团场经常会带一些肉，蛋之类作为回报，就会分一些给我。就这样我的孩子在艰苦中长大。祖玉想到她分娩后，我因为上班比较忙，又不能经常请假，而家里也需要有个人照料，所以提出叫她妹妹来新疆，说那是她母亲去世时的遗嘱，要她照料她妹妹。那时，祖玉的母亲因为祖玉哥哥的自杀而忧伤得病，不久死亡，家里就剩下她妹妹一个人留在四川。接她妹妹来新疆，一方面可以使她妹妹脱离四川那个把地主子女当作地主看待的不良环境;一方面也落实她母亲的心愿，我就同意了.。到五月，我们寄钱给她妹妹碧兰，兰就来新疆了。因为我们家小，无法住开，我就在女工宿舍给兰找了个住铺位，在奎屯安置下来。

  到67年冬，我被调到外线班不久，因为木工厂的一台锯木机等着开工需要电，要求我们加快送电。没有办法我们外线班只得在寒冬腊月开工架设高压线路。这条线路大约有两公里长。我们先是沿着阿勒泰路挖电杆坑，因为有过去冬天挖卸车坑的经验，我们上午在每个坑址堆木材点火烧，等下午土烤化了再挖坑。全班工人只化两天就挖好了全部电杆坑。第三天开始立杆子，也只用一天功夫就把全部电杆树好。于是开始架线，在冬天架线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立的是水泥电杆，冬天有冰霜，电杆很滑，一不小心就会从电杆高处滑掉下来。我那时刚刚来外线班不久，也刚学会用橡胶脚扣上电杆。按惯例每人每天至少要上四趟电杆，安装架设四组横担。上午我平安地安装了两组横担，已经筋疲力尽。到下午时，安全带不够用，有人必须用麻绳代替安全带上电杆，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由老师傅干，因为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但是这时我们的班长海朝忠却命令我这个新手上，这是一场严重的考验。上，有生命危险，不上，就会被认为我这个牛鬼蛇神没有改造好，还会有更大的危险等着我。冬天用安全带上水泥电杆，我已经是心惊胆战，没有安全带让我上电杆安装横担，我更加心惊胆颤。在这种情况下，上和不上一样危险，我只好硬着头皮上。我接过代替安全带的麻绳，把它绑在身上，然后按上橡胶脚扣，一步一步慢慢地登上十二米高的水泥电杆。每蹬一步，我的腿脚都在发抖，因为每蹬一步，都必须先用脚扣摩擦电杆，把电杆上的冰霜化掉，才能踩稳。等到踩到安装位置，把绑在身体上的麻绳绕电杆两圈，然后绑死，我已经是汗流满身了。因为电杆非常滑，我的脚扣又经常脱落，等到我把双脚踩稳，已经化去半个小时。而我必须在一个多小时内完成一组横担的安装任务。所以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难。我开始用绳子起吊重二十多公斤的横担组合，（包括横担，撑铁，瓷瓶，和杆顶支架。）然后把它举过我的头顶，套在电杆上。我的腿不断地发抖，浑身不断地出冷汗，这时，连在地下观察指导我安装的海班长也有一点害怕了，深怕我一不小心掉下来。我虽然当时还在牛鬼蛇神之列，但我罪还不至于死，如果用这种办法使我至死，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他也害怕。但是也不能有所表示，怕我心中一慌万一掉下来，就出大问题了。所以在我安装横担的全过程，他都紧紧地盯着我看，站在我的位置下面，以防不备准备接掉下来的我。（但是万一我掉下来，他是接不着的，那么重的身体再加重力加速度，他不懂）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脑子高度集中，精力也高度集中，我用全身的力气把横担举过了头顶，套在电杆上，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站在上面足足休息了十分钟，然后才把横担和杆顶支架的罗拴紧固好，找平，前后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夏天半个小时能完成的话，冬天至少要一个小时）。当我下杆后，全身都被冷汗湿透了，心脏蹦蹦乱跳，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色。老海也非常后怕，他愧疚地对我说：“你歇歇吧，下个横担我来装。”这时我也不客气了，我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去赌。我的第二根电杆安装任务是老海代为完成的。这次上电杆安装横担，我牢牢记在心里，我这是从鬼门关过了一次，这也是我在生死之间艰难地度过一个坎，老天总算有眼，让我平安地度过这一关。

  时间转眼到了68年，那时电厂已经相当平静，但是棉纺厂却不平静，那里有个纺织学校，学生们不情愿像红旗兵团那样投降，而火攻农校已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感，很多人因此退出联总。也受到上面的批评，奎屯联总的头头也再不敢用对农校的办法对纺校。所以纺校的造反派学生得以生存下来。他们在纺校的房顶架起了机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机枪，）如果有联总的人从他们那里经过，他们就用机枪扫。而且不停地用高音喇叭播放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闹得厂区不得安宁。祖玉肚子里怀着婴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天上下班，一直到七月快要临盆。18日下午她下班回家，觉得肚子有点疼，我们计算时间，该是分娩的时候，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她到医院。医院离开我们家有四公里路程左右，她坐在后面的货架上，紧紧地抱着我的腰。那时奎屯还没有沥青路，全是高低不平的砂石路，一路颠簸地来到医院。我扶她下来时，发现她紧紧咬着牙，满头是汗水，我急忙去挂号，登记住院。入院后，经医生检查，产门才开了一点点，还不到生产的时刻，就按排她躺在病床上休息。她躺在床上休息片刻后，觉得好一点，我就回家带一些日用品回来。等一切都安置完毕，祖玉肚子又开始痛起来，这次痛的很厉害，她不断地叫喊，甚至痛的脸上直冒汗，医生又来检查，说产门才开两指宽，还不到上产床的时间，就叫祖玉回病房。但是我看到她的确痛的很，甚至不能站立，两手握着病床栏杆蹲在地上，满头汗水不断往下掉，忍不住地叫喊，那个痛苦状看了叫人揪心。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让她止痛，听人家说，生孩子都是这样，尤其是头胎，到后半夜，我看祖玉实在忍受不住，就又去请医生，这时医生才叫她上产床。我则在外面等，一直等到早上九点左右，才听到孩子出生洪亮的哭声。一会儿，护士推祖玉离开产房回到病房。我看到祖玉的脸色苍白，但精神却好多了，护士告诉我祖玉顺产，还说你们生了一个胖小子，长的可漂亮，我们听了后十分高兴。一小时后，护士抱着我们的孩子来到病房，让我们见见我们的宝宝，同时让祖玉哺乳。我们见到了自己的宝贝，重七斤半，皮肤红白红白的，两只眼睛大大的非常有神，头发又密由黑又长，真正的十分好看，护士没有说假话。我们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心爱，商量着叫什么名字好。我说，我们一辈子柔弱，被他人欺负，希望我们的孩子以后不要再受欺负。祖玉说：“周总理曾经给一家三个孩子取名，钢，粮，煤。我们就叫孩子‘钢’吧。”我想也行，希望我们的孩子像钢铁那样坚硬强大，让他人啃不动，不能再像我们那样受气。就这样，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钢”。玉在医院住了几天，我就用自行车驮着她回家。我牢牢地把着车把，玉抱着孩子，顺着自行车前进方向一屁股就坐上了自行车的货架，技术真是超群。

  大概过了半个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家看见祖玉躺在铺上，精神十分疲惫，觉得奇怪，今天她没有上班。（那时产假只有十天，）我一摸她的头，发现她发高烧。这时兰（玉的妹妹）报着钢进来说：“她今天一上班就觉得不舒服，不久就头痛，坚持不了，她们班长就叫她回家休息。我问祖玉，：“现在觉得怎么样？”祖玉说；：“就是觉得头痛的厉害，冷的很。”我就用体温计量了一下她的体温，拿出来一看，摄氏39，8度，我一下子慌了，急忙去找我们厂的郑医生。郑医生来看，又量了一下体温，还是39.8度，赶紧给她打了一针退烧针，然后对我说：“四幸，你还是赶紧送她去医院吧，她产后不久，就发高烧，恐怕是得了产褥热，那是十分危险的病，不及时治疗是要死人的。”我听了后马上想到怎么送医院，这时她已经不能自己坐自行车货架了，我必须用汽车送，而汽车掌握在我厂联总那里，想到尽管联总的头聂庆生平时和我关系不错，但是在这动乱的年代，派性膨胀，而他是知道我是逍遥派，骨子里的造反派的，就不一定会同意用他们的汽车为一个派外的人服务。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想那么多，就是要我向他们下跪，我也要下跪，请他们帮助。就跑去联总办公室找到聂庆生，和他一讲，他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爽快地同意了。而且他还要自己亲自送我老婆到医院。汽车开到我家门口，我就进去扶着祖玉上汽车，因为聂也要去，我和祖玉准备上汽车货厢。驾驶员就说：“还是进驾驶室吧，病人病的这么严重，”聂庆生就从驾驶室跳下来，说：“驾驶室可以坐两个人，你们俩进去吧1”他就爬上车厢。汽车戴着我们开向医院。那时天已经昏黑昏黑了，汽车的车灯划开黑夜血亮地照着大路，不一会儿就到了医院。到医院后，聂庆生还从车厢跳下来帮我扶祖玉下车，我对聂庆生说；：“谢谢你们了，下面的事我自己可以办，你们回去吧！”聂庆生说：“我们还是等一等，看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忙。”我顾不得和聂庆生争让，忙着进门诊室给祖玉挂急诊，等我办好一切手续后，看聂庆生还在医院门口等，就过去对他们说：“快回去吧！我们的住院手续都办好了，真的非常谢谢你们了。”我还和聂庆生紧紧地握了一下手，表示谢意。他们就开着车回厂了。

  我看他们的车开了，就又回到门诊室扶着祖玉到安排的病房去。刚刚躺上病床，护士就来给祖玉量体温，测血压，脉搏等。一会儿医生也来了，仔细地看完护士的记录后，又问了我们很多问题，就说，可能是产褥热，很危险，好歹你们送的早，没有耽误时间，但是这种病要青霉素，最好是庆大霉素治疗，医院里最没有这两种药，你们自己想办法尽快地找这种药。”说完，就叫护士给祖玉打退烧针，又给了一些消炎的药片，叫祖玉赶快吃。祖玉打了针，吃了药后，烧慢慢退下来了，头也不怎么痛了。我就急忙回家，因为家里还有我的一个孩子不到满月，怕兰年轻照顾不好。我回到家后，看见兰已经哄着小钢睡了，我还要准备明天赶紧去找药。想到奎屯医院都没有，奎屯各厂卫生院有的可能性就很渺茫。想到了我哥哥在伊犁，也许会有，准备一早起来就到邮局给哥哥挂长途。还准备明天要带到医院的东西，这时我实在太疲劳了，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就听到崩崩崩的敲门声，我就起床了，问谁呀？他们没有回答，继续不断地敲门。我想是谁怎么不讲理，但是还是把门开了。只见杨更代和吴连杰（吴连士弟弟）气势汹汹进来，大声地吼道：“四幸，你干的好事，我们好心送你老婆进医院，你却联络兵团二连造反派把聂庆生痛打一顿，去，去，去。我们的头在等你问话。”就一面推我，一面骂：“你这个牛鬼蛇神，没良心，不得好死。”等等。我被骂的摸不着头脑，稀里糊涂被推到了我厂联总办公室，，（当时设在厂卫生所）只见联总的另一位头吴浩荣已坐在办公室靠墙的一张桌子后，周围站满了所有联总的骨干，气氛非常紧张。我则被推到吴浩荣的面前，还没等我站好，吴浩荣就气势汹汹地问：“四幸，你昨天干的好事，我们好心送你老婆到医院，你却联络兵团二连造反派截了我们的汽车，把聂庆生同志拉下来狠狠地打了一顿，把聂庆生的肋骨都打断了，你必须好好交代，你是通过谁告诉兵二连的，我们要报此不解之仇。”我当时听了愣了，但是我确实听懂了，聂庆生为了送我老婆到医院挨了一顿打，至于为什么挨打和怎么打的我还是不明白。就问：“是什么人打的，为什么挨打，？”吴就喊：“不要装了，老实点，你还不知道是谁打的。”周围的人一起骂：“别装洋蒜了，老实点，否则，我们对你不客气。”我更加糊涂了，就说：“聂庆生在哪里？我要见他。”吴就说：“他现在躺在医院里，他肋骨都给你们打断了，你还想见他。老实点，好好交代。”我就问：“你们要我交代什么，你们想，你们帮我把老婆送进医院，我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连络人殴打老聂呢？而且，我和聂庆生平时关系不错，不可能恩将仇报呀！”我听到这时吴周围的人也些不耐烦，就叫道：“这小子不老实，不给他吃点苦头是不会交代的。”说时迟，来时快，就有几个愣小子拥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我五花大绑起来，用毛巾蒙着我的眼睛，将我的双手绑在背后，然后再把我的双手绑在从屋梁上落下来的绳子上，用力一拉，我就被悬空地吊起来了。我只觉得双手，双肩像被刀砍了一下一样激痛起来，还来不及出声，就听到吴浩荣喊道：“你老实交代，你通过我们厂哪一位造反派，联络的兵二连造反派。”我因为痛，说不出来话来，只是摇摇头。这时听到吴连杰的声音：“你这个牛鬼蛇神，不打是不会招的。”于是，我的身上，就挨上一顿痛打。我当时看不到是什么东西打的，反正抽在我身上，屁股上，腿上时，是异常地痛，刺骨地痛。这样打了几十下后，听吴浩荣讲：“你们先别打了，我再来问问他。”就听到吴问我的声音：“四幸，你何必代他人受罪，我们明白，你当时没有时间去兵二连通报，你和聂庆生的关系也不错，也没有理由让让聂庆生挨打，只要你说出，我们厂造反派当中，有谁知道你老婆病了，有谁看见我们用汽车送你老婆，只要说出他的名字，我们就放了你。”我就回答：“除了郑医生，谁也不知道我老婆病的消息，可是，郑医生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送，怎么送。”他们又问：“你的好朋友杨顺余知不知道你老婆病的消息？”我回答：“不知道。”他又问：“除了郑医生，还有谁看见你送病人？”我回答：“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坐在驾驶室，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东西，聂庆生他们站在车厢上面，看的应该比我清楚。”因为我回答的句句在理，他们没有话讲，可是他们还是不甘心，只听吴讲：“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老老实实回答，”：就说：“郑医生知不知道你会找我们的汽车送，郑医生知不知道聂庆生送你？杨顺余知不知道你老婆病，知不知道聂庆生送你老婆？”我回答：“他们俩谁也不可能知道我会找你们送我老婆，更不知道聂庆生会送我老婆去医院。”他们听了，十分气愤，就说：“给我打。不打他残废他是不会老实的。”这时，我身上又挨了一阵阵痛打，只觉得浑身钻心地痛，打了一阵后，可能他们也打累了，我也被打的昏死过去了，他们用水拨到我身上，等我醒了又问：“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吧！何必替郑医生和杨顺余受罪，只要你承认，他俩人中有一个人知道聂庆生会送你老婆，我们就放了你。”这时我的脑子已经非常清醒了，只要我承认了这俩人其中的任何一人，这人就没命了。我不能为了保自己而让这俩人中的任何一人送命，我只得咬咬牙说：“他们俩人中，没有一人知道我会找你们送我老婆去医院，更不知道聂庆生会送我老婆去医院，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本来没有的事。”这时我停了一会儿喘口气接着说：“打死我没关系，可是我老婆和我孩子没有罪，你们打死我，等于同时打死我老婆和孩子，因为医院等我去找青霉素和庆大霉素，我老婆得的是产褥热，非常严重，必须用这两种药才能治疗，而医院目前没有这两种药，你们打死我，我老婆也得死，我老婆一死，我孩子也不得活，所以，你们打死我，就等于打死三条人命。”他们听了我这话以后，停了一会儿，好像是他们在商量，不久就听吴浩荣说：“好吧！我们暂时放了你，你去给你老婆找药，找到药后，马上回来向我们报到。”这时，我感觉到，他们把我放了下来，我的胳膊和肩膀就麻麻地痛。然后，他们打开蒙我眼睛的毛巾，我才看见两个凶手是吴连杰和杨更代。他俩手中拿着的是两条绑着橡胶的钢丝带，怪不得打在身上那么痛，这两人心这么狠，不得好报，（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这两人都被下放煤矿，后来在煤矿病死，）他们放了我后，我心中记惦着我老婆和孩子，记惦着给我老婆找药，所以，尽管全身伤痕累累，还是迈着蹒跚的步伐去完成我的使命，去找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厂的马医生，因为她是联总观点，和我的关系也不错，（我不敢去找郑医生，他是造反派观点，尽管他和我的关系比马医生好，而且是我们厂医务室的负责人，）当我向她说明了全部情况后，她知道产褥热对于女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疾病，所以毫不犹豫地到医务室药库翻箱倒柜地找我所需要的药，终于在药库里找到两盒青霉素和一盒庆大霉素。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马医生的帮助。之后我又去造纸厂，因为那里的厂长和技术员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也是造反派观点。当他们看到我伤痕累累的样子，听到我老婆得了如此严重的病都非常同情，马上找到他们厂医务室的医生（也是造反派观点），在造纸厂医务室，我又找到两盒青霉素和一盒庆大霉素，这样就基本上满足了我老婆第一疗程的要求。我马上将这六盒药送到医院，护士看到我找到药也很高兴，马上通知医生，医生也马上开单子给护士打针，就这样我老婆进医院的第二天上午，终于得到及时的治疗。我在安置好我老婆后，想到我不能回厂，想到那吴连杰和杨更代那凶巴巴的眼睛，我的心里就发毛，我不能去送死，我必须保护我自己。于是想到驻我师支左的野战军八零一零部队。他们是文革时期的绝对权威，清求他们的保护，是我唯一的选择。他们的指挥部设在二招，从医院到二招不过一里路，我就蹒跚地一步一步挣扎着来到二招。我把所有的委屈如数珍宝地向八零一零部队的接待人员倾诉，把我的伤向他们展示。他们听了后首先问我：“你是什么观点？”我一下子想到，野战军是支持联司的，就说：“我是逍遥派，但是我的内心是支持联司的。”他们听了后，态度马上好起来。对我说：“你回厂吧！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们厂联总的头，叫他们不要再打扰你。”我说：“我还是不敢回厂，我们厂联总的头会听你们的话吗？”他们说：“他们不敢不听我们的话，在奎屯，我们要绝对的权威，联司联总都得听我们的。”说着就当着我的面，拿起话筒，拨了电厂总机的电话，然后转到我厂联总办公室。他对接电话的人说：“我们是八零一零部队驻奎屯支左办公室，你们厂有一位职工叫陈四幸的吧？”对方回答说：“有，”支左部队马上说：“那你们不要为难他了，他是革命派，况且他现在老婆有病，出了问题我们要你们负责。”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然后微笑地对我说：“你放心吧，他们不会再为难你啦！”我心底就踏实点，但是还是不敢马上回厂，就先到邮电局给我在伊犁的哥哥打长途电话，求他给我找青霉素和庆大霉素，然后又回到医院，这时看到碧兰已经带着小钢来到医院，并且告诉祖玉和医院的护士们我挨打的全过程。医院里的造反派多，当他们知道我挨打的全部后，都愤愤不平说：“你不要回厂了，就住在医院。”又说：“这是什么世道，不分青红皂白随便打人成了家常便饭。”这样我们一家在医院造反派的帮助下，暂时在医院安下家来。我也得到及时的治疗。后来我接到我哥哥来信说是找到十盒青霉素和庆大霉素，已经通过他的朋友带到乌苏客运站，叫我去客运站售票室取，我终于全部解决药的问题。

   经过两星期的精心治疗，祖玉很快得到康复，我因为是外伤，好的更快，我们准备出院。从碧兰处得到消息，从我去过支左部队后，我们厂联总的确没有再来我们家打扰，但听说我们厂很多造反派骨干遭到瓯打，杨顺余和郑医生都藏起来了，又听说那天我送祖玉去医院时，聂庆生在车厢上看到过邵小平，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就怀疑他给兵二连通风报信，把他抓起来拷打，他受不了拷打就胡乱出供，因此连累不少人挨打受罪。当兵团二连听说电厂造反派因为他们受连累挨打时，就主动打电话给我们厂联总招认，是医院造反派看到聂庆生送病号，打电话给他们，他们就开了两辆车到医院，截着了电厂的汽车，把聂庆生从车上拉下来，毒打一顿出气。那时，全奎屯的造反派的人都恨聂庆生这个火攻农校的头，（其实聂不过是一个魁垒，真正的头是农七师司令部联总的头兰长水。）我带祖玉回厂后，我们厂联总再也没有打扰过我们。后来，聂庆生恢复健康后碰到我，还对我说这是一场误会，我们之间恢复了往前的友情。

   我总算又一次逃过了鬼门关，如果那次我的言语稍有不慎，像邵小平那样受不了拷打胡乱招供，则我们厂则会多死几条人命。如果我在支左办公室不说自己内心是联司观点，恐怕支左办公室也不会打电话给我们厂联总，叫他们不能再打扰我。我的生命还处在危险中，我们一家三条人命都悬于生死之间。在那个年代，人的生存权利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连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死于非命之中，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

  这是一个什么年代呀？平时十分要好的朋友为了一个与自己完全不相关的观点会反目为仇，甚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会为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省地级头头，斗的天昏地黑。人人都中了邪。斗，斗，斗。其乐无穷，他是其乐无穷，老百姓可遭殃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荒唐，残酷，野蛮的年代，是空前绝后的罪恶的年代。

  我想，如果当今又出现了一位煽动力极强大政治家，文革是不是还会再来，那真还是说不定呢？因为人心是很脆弱的，又是非常功利自私的。

  是谁挑起了这一切罪恶，谁是这一切最大的教唆犯，总有一天，会得到历史的澄清的。人类也会从这种灾难中得到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