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蔚 微艺

最初葡萄牙人从中国买回的瓷器应该是普通的中国风格瓷器，这类瓷器现在也还常能在西方看到。但是很快的葡萄牙人就开始订制他们喜欢的西方风味的瓷器，例如于基督教题材有关的瓷器，大家族的徽章瓷器以及少量写有船员名字的瓷器。

但是当时因为葡萄牙人没有稳定的据点来进行瓷器贸易，而且贸易业是非常的不固定，因此订制的东西往往拿不到。所以这类瓷器往往都是为王室或上层贵族定制的。目前据知最早的一件订制徽章瓷器是 1517 － 1521 年间，葡萄牙人为葡王曼奴埃尔一世订做的一件青花瓷罐。而另外一件较早的青花水壶上的家族徽章则被认为是嘉靖时期到中国贸易的帕首投父子（ Peixoto ）的。

因为订做特殊瓷器在这一时期不太现实，而且数量少，价格高，不利于大量出口，因此中国瓷器商人特别设计生产了符合西方人审美要求的克拉克瓷器，给中国瓷器赋予了符合西方的审美要求的形式，因此很快就大批量生产出口到欧洲。

万历时期的克拉克小碗，青花采用浙料，明亮淡雅，胎质细腻，釉水滋润

从国外档案记载和中国窑业遗址的研究，目前知道最早的克拉克大概是万历初期出现的，而在此以前出口的瓷器大概都是明代的内销瓷器。最迟到崇祯时期，克拉克已经有多种样式可供选择。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1639年荷兰商人在定购瓷器时就按造样本指定了瓷器的模式和种类。 可见当时的中国瓷器商人已经制作了不同种类的模盘供西方商人选择。

克拉克瓷器最早是由景德镇生产的，其布局多半采用外圈由多个开光或锦地开光图案组成边饰围绕中间主要图案的形式，图案主要是中国传统的花鸟、人物，吉祥物等样式，到后来也出现充满异国情调的繁密纹饰，新颖的郁金香纹样和西方的神话，宗教，人物和社会生活图案。

克拉克瓷器质地细腻，画工精美，胎体轻薄，釉水明亮，发色雅致，颇受欧洲贵族厚爱，几乎畅销整个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高档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 “ 以高岭山优质高岭土 ( 以土膏形态赋存的次生高岭土或伟晶岩的风化物 ) 掺合瓷石制作。器壁薄腻，胎骨洁白，透光度好，青花呈色兰翠，优雅、明快、绘制萧洒生动，完全可以和明清官窑最佳瓷器媲美 。

崇祯时期的克拉克瓷盘，中国主题加荷兰郁金香文饰
摘自Maura Rinald 《 Kraak Porcelain 》

当时内销的瓷器往往大都选用质量不太好的胎土，而克拉克瓷器则基本选用优质高岭土生产，秉承了中国人把优质产品出口到国外的一贯原则。这主要可能是因为出口瓷器的价格和利润高于内销而且可以大批量生产的原因。

除景德镇外，国内福建地区也在十六世纪后期开始大量仿制生产类似的瓷器，其中最有名的是福建的漳州所属的一些窑口。此外在国外，日本也开始仿制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

福建漳州所属窑口从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开始仿制克拉克瓷器，生产的这类瓷器的主题尤多见凤凰，麒麟，寿字，松鹿，渔藻，飞马，鸭戏荷塘等图案。而其开光中则往往爱画牡丹，莲纹，竹子，八宝等。汕头器的画工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要粗糙，不过因为其用笔粗圹豪迈，毫不拘束，不少图案也显得相当有力度。

得益于地理位置临近当时的官方对外港口－月港，福建克拉克大量销往日本和东南亚，也有一些销往欧洲。到了十七世纪初期，外国海船等外国风味的图案叶开始在汕头器上出现， 但是传统的主题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

明晚期漳州窑克拉克，摘自Christie's 《 The Binh Thuan Shipwreck 》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较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质地粗糙，发色灰暗，釉水浑浊，胎体厚重，采用颇釉的上釉方法，因此釉面不平整，与景德镇生产的克拉克瓷器区别比较明显，因此国外把这类福建生产的仿克拉克瓷器称为 ” 汕头器 “ （因为他们开始误以为这些瓷器是由汕头生产的）。

福建生产的这类瓷器当时被称为 “ 粗瓷 ” ，这类瓷器大部分是出口东南亚用来换取香料而不是出口西方，西方人一般更喜爱质量高的多的景德镇克拉克瓷器。 1607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维克他。斯宾科尔记载到： “ 这个季节来这里（爪哇）的中国人不会带来任何值得运到荷兰的瓷器 ” 。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材料也记载荷兰的商船也将中国粗瓷运往加尔各答销售获利。这类粗瓷除了销售东南亚外，在日本也格外畅销。在某些时期，这类粗瓷也有不少被销售到了欧洲, 但总的说来比重不大。

景德镇的克拉克瓷器直到清早期景德镇还有少量生产，而福建窑口到清中期也还偶尔有生产。

克拉克瓷器应该算是早期出口瓷器中最主要的一种样式了，当然这种样式只是从总体上来说的，其细微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这类试样是中国瓷器商人和工匠为西方商人设计的并大批量规模生产的，当然也有可能在设计过程中采用借鉴了西方的一些图案设计。

康熙晚期的西方主题的可拉可瓷器
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到 17 世纪中叶，因为荷兰占据台湾，有了稳定的贸易地点，因此订制瓷器更为可行，订购品也大为增加，订购者除了国王和贵族，还有平民百姓和商人。 1639 年，荷兰订购的瓷器达 25000 件。与此同时，中国人为了迎合欧洲人的需要，在瓷器的造型和纹饰的制作上添加了西方的风格和情趣，如荷兰的郁金香图案、西欧有特色的建筑等。

纵观整个十六，十七世纪，除了极少数的订制瓷器外，克拉克瓷成为这两个世纪出口瓷器几乎唯一的样式。而且大都是青花瓷器，也有少数是五彩的。除此以外，一些内销的瓷器，特别是一些单色釉瓷器，比如福建德化窑口的白瓷在瓷器出口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瓷器主要是各类生活用品和小雕塑。特别是当时瓷塑的观音，达摩，狮子等在西方也是广受欢迎，被成为 ”Blanc de Chine” 。另外在这一时期，出口瓷器的器形有的于内销瓷器也有区别，比如一些西方风格的军持，药罐，执壶、奶杯等。

绘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徽章的瓷器，大概是1760年左右在广州加彩的。
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西方的荷兰商人向中国景德镇订购更符合西方人使用习惯的瓷器大概是从荷兰人占据台湾后开始的。当时订购的主要品种有啤酒杯，芥末瓶，盐尊，尿壶，茶具和咖啡具。这类东西于克拉克瓷器不同，它们往往都不用开光的形式，在器身直接画山水，人物，花鸟等中国风味的主题，用以和欧洲同样形式的陶器和玻璃器皿相区别，突出中国特色主题。

从十七世纪晚康熙开海禁，特别是十八世纪各国到中国广州开商馆直接通商以来，由于直接贸易，因此西方商人对于瓷器生产的影响力明显加大，大量订货的瓷器往往是根据商人的要求来生产，因此种类繁多，变化迅速，往往是这批瓷器和下批的式样就完全不同。

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和内销瓷器的主要区别是内销瓷器采用中国传统构图方法，往往在瓷器中心部位画主题文饰，然后外面则是大面积留白。而外销瓷器除中心主题外，往往在器物边缘画上一圈或多圈文饰。

这一时期订制瓷器比以前要容易的多，相应的这一时期的订制瓷器较前两个世纪普遍增加。当然由于订制的瓷器数量小，绘制难度大，因此价格昂贵，而且头一年订的瓷器要到第二年才能拿到，很不方便，因此仍然是比较少见的。也正因如此，当时还出现了订烧瓷，这类瓷器是由景德镇工匠景将各种比较流行的西方式样的设计用彩料绘成 “ 样盘 ” ，供外国人选择参考。这种盘往往都是在广州当地加彩二次烧制，交货迅速，因此也深受西方商人欢迎。这种样盘在欧洲的博物馆中也有收藏。

康熙时期的青花徽章纹瓷盘

康熙时期的青花徽章纹瓷盘
摘自Craig Clunas等《 Chinese Export Art and Design 》。

总的来说，十八世纪符合西方人口味的瓷器却是越来越普遍了。此时的外销瓷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订货合同根据国外市场的需要而特地生产的。

《景德镇陶录》说： “ 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有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不少东印度公司的订单里就附有瓷器的式样，还有的欧洲商人将名画家的画印成画册，带到中国，供彩绘工匠摹绘，并且提供国外的陶器样本供景德镇工匠仿制。

法国这一时期订制的徽章瓷数量比较多，可能跟法国这个民族崇尚的个性化有关系。 1700 年法国商船第一次从中国回来，就带回 181 箱瓷器，其中有一件绘制了法国王室的徽章（现存于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康熙五彩瓷罐，罐身绘有双鹰国徽），而另外一件则是法国太子结婚的场景。此后也一直有不少瓷器是订制的徽章瓷。

康熙时期的五彩描金暗刻盘，描绘细致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也曾经订烧过不少的瓷器。据西方学者研究， ” 哥登堡号 ” 所载的瓷器中，就有七种样式的不少瓷器是订烧的 [35] 。这些瓷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釉上彩瓷。这些瓷器不可能是从景德镇订烧的，因为时间上来不及，而且它们也不是什么特定意义的瓷器。从瓷器都是釉上彩这点判断，这些瓷器应该是当时从中国瓷器商人已经制好的样板中选样在广州加彩烧制，而瓷胎是事先从景德镇运来的素胎。

这些瓷器的彩和通常的广彩并不一致，个人认为广彩是在大量瓷器在广州加彩基础上逐渐变化形成的一种有自己特色的彩种，并非凡广州加的彩都是广彩。到 18 世纪后期广彩已经流行时，这类的订烧瓷器很多仍是在广州加彩，而且彩色仍然是粉彩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彩。

这一时期，有不少的瓷器采用了欧洲的主题，以吸引欧洲商人。比如荷兰在爪哇的殖民据点，瑞典的首都哥登堡，英国的乡村风景，欧洲生活场景等都是当然瓷器的常见主题。此外，一些当时的大事也往往出现在瓷器上，比如鹿特丹暴动，英国选举，阿姆斯特丹股市崩盘等。另外圣经故事，欧洲名画也都出现在瓷器上来。

雍正时期的粉彩荷塘初夏盘，粉彩鲜艳

由于这一时期的很多主题和瓷器的器形都是按造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样来设计的。因此当时欧洲风格的餐具，雕像，茶具等都是出口瓷器中的常见品种。这类瓷器现在在欧洲也很常见，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于中国的古老瓷器。

这一时期也是西方文化对出口瓷器影响最大的时期，很多新的符合欧洲人生活习惯的器物被西方商人带到东方并由景德镇的瓷器工匠进行仿制。 1989 年在越南头顿（ Vung Tau ）发现的中国康熙时期沉船上，就装载有相当不少的明显西方风格的瓷器，例如带盖的高脚杯，高脚蒸盘，高脚酒杯，长筒盖罐，带盖茶杯，带盖细高杯，军持，各种形式的葫芦瓶，各种奇怪形状的带盖和不带盖的花瓶，各种带把芥菜罐，带把和盖的大茶杯，带盖水壶，束腰小香料尊，小圆药盒，带盖观音瓶，各种奇形怪状的花觚等等 [36] 。 这一时期的瓷器品种还有汤锅，吐痰杯，塘罐，奶罐，烛台，果篮，漏盆，沙拉盆等。

外象一些传统的中国器形也往往按造欧洲人的口味加以改造。比如康熙时期的花觚，就有各种适合西方人审美观念的形状，并且往往都是一组五只生产的，包括花觚和有盖的观音瓶，欧洲人往往把这一组的瓶子房子客厅的壁炉上做装饰。由于欧洲人喜欢大件的瓷器，应此当时也特别生产了不少大件的瓷器以供出口。比如法国的凡尔赛宫中，就陈列着高达 1 米的康熙五彩花觚。如此大件的瓷器，在当时内销瓷中很少生产，应当是为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而专门烧造的。

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中国伊万里描金盘

十八世纪的中西瓷器贸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西方的彩料进入中国并成功导致了珐琅彩，粉彩，墨彩，广彩，青花加彩的瓷器的出现和流行。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彩瓷成为中国出口瓷器中最畅销的品种，并且价格是青花瓷器的几倍。不仅如此，彩瓷的出现，也使得西方的透视画法得以开始和中国传统画法相结合。

早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就出口了五彩瓷器，但是数量较少。到十七世纪早期，朝鲜工匠在日本生产出伊万里瓷器（ Imari ) ，这种瓷器的特征主要是在釉下青花上加画矾红描金，在二次低温烧制。在清初战乱海禁期间，西方商人转向日本购买瓷器，由于欧洲人更喜欢这类颜色鲜艳的瓷器，因此伊万里在欧洲大受欢迎，很快流行起来。

到康熙开海禁后，中国商人发现色彩鲜艳的伊万里瓷器的流行妨碍了中国传统青花瓷器对欧洲的大量出口，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欧洲市场上的彩瓷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 4 倍。因此景德镇的工匠很快就研制出了仿制的伊万里瓷。由于中国伊万里瓷的成品率高，价格便宜，于是很快就夺回了被占领的市场。不过由于伊万里瓷器是分两次烧成，工艺复杂，因此景德镇又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加以改造，在康熙末期开始形成适合工匠彩绘的 “ 粉彩 ” ，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粉彩瓷器由于一次烧成，比伊万里瓷制作更为简单，很快就开始取代了伊万里瓷器。到乾隆中期以前，中国基本上就停止生产伊万里瓷了。

乾隆时期的墨彩加金盘，传统中国主题

这时候彩瓷的流行，还和当时的皇帝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就以接受新事务闻名，画家，传教士马提殴 ˙ 芮帕（Matteo Rita) 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告诉他的上级康熙皇帝”非常喜欢欧洲珐琅彩饰和彩画的新方法“

目前已知中国工匠最早画的白粉彩是1714年，而玫瑰色则是在1720和1723年之间 。但是这时候的粉彩还不稳定，直到三十年代成熟。早期雍正时期的粉彩处于过渡期间，因此透明的五彩和不透明的粉彩往往混杂在一起。

十八世纪虽然粉彩瓷器发展极为迅速，但是由于欧洲商人纷纷抢购，景德镇有限的工匠已经无法满足大规模的彩瓷出口需要的加彩工序。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在乾隆时期，出口商们将许多景德镇白瓷运到广东后再加彩烧制后就近出口。这样既避免了瓷器在成品运输中因破损而造成的成本浪费，又加快了外销瓷输出的周期。这些彩瓷一般被称为 “ 广彩 ” ，其瓷器彩绘多数较景德镇略显粗糙，彩料也不及景德镇的精细，但也有不少画工彩色精细者与景德镇高手难分高下，甚至超过景德镇的彩瓷。另外还有一些商人干脆把景德镇的优质素胎瓷器运到欧洲，由欧洲画家就地上彩，画各种欧洲风格的主题，这些瓷器往往比中国瓷器跟鲜艳，也更符合欧洲人的口味，因此销路也很好。

这一时期的彩瓷还有极少数的墨彩瓷器，大部分都是欧洲特色的文饰和主题，传统中国风味的墨彩瓷器相当少见。另外斗彩瓷器也少量运用到了出口瓷器上，但是因为斗彩极为耗费工时，制作也远比一般瓷器复杂，因此在外销瓷器中格外罕见。

这个时期还有一种外壁为酱油釉，内画青花或粉彩的瓷器也相当流行，这类瓷器以青花为多见，粉彩极少，到乾隆后期基本消失。不过到晚清光绪时期又重新出现过青花的酱釉瓷器，以渔藻纹为多见。

整个十八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出口瓷器的黄金时代，各种形状，大小，文饰，主题，色彩的外销瓷器层出不穷，应有尽有，中国的瓷器生产达到了顶峰。

十九世纪主要的瓷器进口国主要是美国。这个世纪中国的瓷器出口一直在走下坡路，瓷器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明显的下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创新。除青花瓷器外，粉彩，特别是广彩是主要的出口品种，其制作质量和文饰都不如清早期。

十八，十九世纪除了多种多样的按照订单制作的瓷器以外，也有几种制作量比较大，形成自己风格的瓷器文饰式样（ Pattern）。这些式样在实际生产中虽然有变化，但是变化比较小，其主要的风格和原则保持不变，因此是比较稳定的式样。

开光式样：这个样式是仿照克拉克瓷器而来，在清早期极为流行，而且这种式样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乾隆中期后青花瓷器中比较不多见而在广彩，粉彩种还常常见到。到清代后期的咸丰，光绪时期，因为大量仿制康熙瓷器，因此开光式样的瓷器又相当盛行了一阵。

这类瓷器的普遍特点是外圈的花边是以开光的形式来表现的，开光可以是各种主题的绘画，如人物，花鸟，鱼虫，八宝等等。中间的主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几乎包括了任何形式的外销瓷器主题。这类瓷器往往制作精细，发色，画工和胎质都很好。

清早期的克拉克瓷器，与明代的有明显区别

南京式样（ Nanking Pattern）：这个式样的瓷器往往是以山水楼阁纹为主，也有的西方学者把有幼苗状边饰或蜂巢状边饰，中心图案为风景图案的都叫南京式样（我认为这是晚期南京式样的标准器物）。在此我只讨论山水楼阁纹的南京式样。

南京式样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都被认为是南京运来的。一般来说西方人特指的南京式样往往是指比较晚的瓷器（乾隆中期以后），但是从近些年打捞的沉船瓷器来看，这类风格在康熙晚期和雍正早期就已经形成，并且在乾隆中期以前，晚期，嘉庆晚到道光时期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一式样的形式和主题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在西方学者传统的认识上。

山水楼阁纹瓷器是以山水，城墙，楼阁，宝塔等风景图案为主构成画面。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山水楼阁纹大都以地平线的平行线（横线）为分割点把山水分为近景和远景，中间以流水相隔。往往对近景和远景同样强调。并且远景多城墙，宝塔。其画意深远，以简单笔画勾画，往往不追求精细而达到神似，韵味无穷。这一时期的山水楼阁纹瓷器的边饰往往很简单，往往以几何文饰的窄边，以突出中心的主题。清早期山水楼阁纹的瓷器，在雍正时期的越南金殴船货有大量装载。 早期的南京式样往往有大面积留白，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

越南金殴沉船（雍正时期沉）出水的早期南京样式。

到乾隆中期以前，山水楼阁纹的设计由以横线为分割的布局为主转向以竖线和之字形分割为主。远景往往放在瓷器左上边（当然也有右边的），而近景在右边。这一时期的瓷器主要强调近景，远景所占比重较前一时期为小，而且城墙纹基本不可见，有的有宝塔或小阁楼，有的则是单纯的山石树木。而近景则多见楼阁，且近景比重明显超过远景。

此外，除了前一阶段的简单窄边外，这一时期不少瓷器的边饰变款，出现了以花草，风景做为山水阁楼纹瓷器的围边，并且往往有两层围边，内侧包围主题画片的窄边往往以栅栏头文饰为常见。

这一时期的南京式样绝大部分的构图比较简洁，留白比较合理，显得疏密有致，并且画风比较粗圹奔放，重神而不重形，比较有味道。

南京船货中的中期南京样式瓷盘

关于这一时期的瓷器，可以参考 1752 年的荷兰沉船 “ 盖尔德麻尔森 ” 所载的瓷器（南京船货)。上边是一个南京船货中的中期南京样式瓷盘。它中间的窄边是栅栏头文饰，这也是乾隆中期到后期的常见文饰。

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从总体上来说是如此。

到乾隆晚期，山水楼阁纹一转早中期的简洁而变得非常复杂，往往是以三点或环形构图，画面布满整个瓷器，留白很少。而且笔画也变得非常精细复杂，窄边多见幼牙头文饰。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再不少南京样式的瓷器上，小桥出现在画面里并且占据醒目位置。早期的山水楼阁纹有的也有小桥，而中期的则很少见到有小桥在画面上。

到乾隆末期和嘉庆早期，由南京式样的山水楼阁纹转化而来的另一式样－柳树式样大量开始出现并很快暂居了统治地位。这两种样式即使实在西方，很多学者也不是很清楚而常常搞错，因此很多学者干脆就浑二为一，把它们都当成南京样式或柳树样式。

乾隆后期南京式样向柳树式样的转化，这个盘兼有双方特征。

不过因为这两种式样非常接近，很容易混淆。在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的出口瓷器中，常常可以看到南京式样和柳树式样的特载在同一件东西上存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两种类型的近亲关系。

乾隆末到嘉庆时期的南京式样其楼阁已经由画面的则面向中间转移，往往在中心略偏的位置，而且文饰也由乾隆晚期的精细开始简化，但是布局仍然是非常复杂，画面留白更少。并且其边饰常见外宽锦地内幼芽串珠纹（或许称幼芽夹珠纹更为妥当，幼芽纹也有人称矛头纹）。这一时期的南京式样往往是西方学者认为的典型南京式样。

下图是一个西方学者认为的典型南京式样瓷盘，乾隆末期到嘉庆流行，外圈幼芽串珠纹（两个幼芽之间夹一或多个珠子）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文饰。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 1995 。不同的边饰往往是这一时期给南京，柳树式样断代的重要依据。应为篇幅，本文不在此详述。

西方学者认为的典型南京式样

南京式样到道光时期开始又有所变化，这一时期为南京式样的末期，常见的南京式样已经把楼阁放在了中心位置并且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整个布局显得凌乱而且没有章法，另外绘画风格也完全的改变，既不象早中期的那么豪迈洒脱，也不象后期的精描细画，显得线条简单，呆板僵硬，不过瓷质和制作还算精细。从道光后期的这个式样基本上没有再变过，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是越来越粗糙不堪。

下图是一个道光时期的南京样式小碟子，其楼阁已经占据了整个画面的正中央，整个布局杂乱拥挤。外圈的串珠纹是这一时期常见的文饰之一。

道光时期的南京样式小碟子

一般国外学者只把晚期南京样式作为南京样式，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形式是从早期的样式演变而来的。并且可以明显的看到演变的过程。南京样式的格式并非是固定的，因此在现存的外销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多样总体上非常类似而细节又不完全相同的南京式样画面，大概是工匠自由发挥的结果吧。

柳树式样（ Willow Pattern）：这个样式在西方学者看来是英国最老的瓷业公司Spode在1770年左右设计的然后被中国工匠拷贝制作。由于无法考证当时最早的柳树式样是什么时候在中国生产的，所以这个样式是英国设计的还是中国工匠根据南京样式设计的恐怕是很难考证。不过从这两种样式的接近称度来看，我认为不管是谁设计了这个样式，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个南京样式。这一点从不少出口瓷器兼顾有两者的特征就可以看出来。到后来，柳树式样有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很久以前，有一个中国的地主陶林住在河右边苹果树下的阁楼里，阁楼的前面种着柳树，院子用很细的篱笆围绕着。他有一个已经许配给一个年老富有商人的美丽的女人叫宽涩，但是她却爱上了他父亲的长工常。他们有一天逃到了一个小岛上的茅屋里居住，但是很快就被宽涩的父亲抓住了，就在他父亲要把他们都杀掉时，他们的爱感动了上苍，老天把他们变成了一对水鸟，从此他们可以自由飞翔。

乾隆末期嘉庆早期的柳树式样，也是采用幼芽串珠纹，
是当时高质量的出口瓷器，制作相当工整。

就象这个故事所说的，这个式样的瓷器主题包括了阁楼，柳树，一对飞鸟和海。一般说来主题是在河的右边，左边是小岛。我个人认为这类瓷器是明显从南京式样变化而来的，而这种式样最早出现是乾隆晚期。流行于嘉庆时期，道光时期已基本不可见。

乾隆晚期和嘉庆时期的柳树式样文饰变化不大，很难分辨，只是乾隆时期的要稍微精细一些而已（一艘嘉庆二十一年（ 1816 年）的沉船黛安娜号（ Diana) 上所转载的大量嘉庆时期南京和柳树式样的瓷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

到清中期，柳树式样开始取代南京式样成为当时的大宗出口瓷器。到道光时，另外一个式样广东式样完全取代柳树式样，柳树式样基本上就消失了。

广东式样（ Canton Pattern)：这种式样很可能是从柳树式样加以变化而来的，可以说是柳树式样的简化版本。其主要特征是左边的景物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同时有小桥从左边景物平直伸向右方。右边有亭台楼阁和柳树，但是不同的是没有了苹果树，而且楼阁直接临水。

这种式样几乎是从柳树式样一出现就跟着出现，到嘉庆后期已经和柳树式样同样流行了，而到了道光时期，这种式样已经在出口青花瓷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一直到清末仍在生产。

嘉庆时期的广东式样，其边饰是由涂抹的宽边和曲线状的线条（西方称云纹）组成。
摘自Christie's 《 The Diana Cargo 》 1995

这种式样的瓷器普遍比较粗糙，文饰也是粗陋不堪，也许是为了要追求便宜的价格而牺牲了质量，因为当时美国市场已经有欧洲的瓷器出售，质量也很好，并且文饰更符合西方人的口味，中国的瓷器从这一时期开始恐怕只能以廉价来打开销路了。道光以后这类式样的瓷器质量是一天不如一天，到清末已经完全和普通粗瓷没有什么不同了。

另外还有一个出口样式是专门为西方市场设计的，叫” Fitzhugh”样式（Fitzhugh Pattern）。 这个样式在国内基本看不到。这种瓷器的名称来源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导 Thomas Fitzhugh。他在 1787 年到 1800 年之间在广州的英国商馆呆了很长时期，这种式样的瓷器就被认为是他开始大量定购生产的。因此这种瓷器的最初出口应当是在 1787 年左右的乾隆末期。不过证据显示美国总统华盛顿在 1786 年就收到了中间画有美国鹰图案的这一式样瓷器 。由此可见这种样式在此以前就已经有少量生产，只是Thomas Fitzhugh开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定购才使这个式样从此流行的。

这个样式的瓷器在嘉庆时是最为流行的外销瓷器之一，到道光时期仍有小规模的生产，不过质量比嘉庆时期的差不少。

一个少见的嘉庆时期青花加彩水瓶（用来盛水洗脸用的，平时常常放在洗脸盆内）。
边饰也饰宽锦地和幼芽串珠纹。
类似的水瓶和洗脸盆见Herbert，Peter等《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 65－66页。

这个样式的主要特征是四簇牡丹画围绕着一个圆形的大奖章图案。四簇牡丹画的是夸张的双犄牡丹，并且每一簇牡丹都是和琴，棋，书，画的一种相连，代表了文人的四艺。中间的圆形图案内圈是一般是四只瓜果组成的图案（比如波萝），也有的是欧洲风格的动物，外圈一般是涂抹后留白四个欧洲族徽上常见的动物，如变形的狗等。偶尔这个中间的圆形图案就是一个徽章什么的。

这种瓷器以青花，绿色釉，橘红色釉，咖啡色釉的为多，此外还有黑色釉，黄色釉和加粉彩的，后面三种比较罕见。这种式样的瓷器普遍被认为是当时出口瓷器中最好的一种。但是我个人认为柳树模式的瓷器从制作上来说最为精细，而南京样式从画工上来说最好。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南京式样瓷器，有的胎质，釉水，发色，画工，制作无一不精，质量完全可以和好的官窑媲美。

关于这几种出口瓷器的断代，尤其是后期和晚期南京式样，柳树式样，广东式样和Fitzhugh式样都是从乾隆晚期开始向下延伸，而且因为是比较标准的样式，变化也不是很大，因此确认年代显得比较困难，除了从画工，发色和质量上来区别外，别饰的不同往往是断代很重要的依据，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做详细的讨论。

在十九世纪比较流行的样式还有贵族生活样式，大奖章式样等。

贵族生活式样（ Madarin Pattern）：这以式样最早出现在乾隆后期，也就是所谓的广彩形成以后开始形成的，到嘉庆和道光是达到顶峰，一直持续到清代后期为大奖章所替代。这个样式的特点是主题为清代贵族的生活场景，表现的往往是庭院生活的场面。

道光时期的贵族生活式样盘，色彩华丽。

大奖章式样（ Rose Medallion）：这种式样普通认为是从嘉庆时候开始的，一直到清末（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生产）。它的主要特点是瓷器由四个开光包围中间的大奖章。大奖章内的图案往往是花鸟而开光中的图案可以是花鸟或人物。

同治-光绪时期的大奖章式样广彩盘

这两种样式中，贵族生活样式数量比较少，其质量也相当高。而大奖章式样的瓷器质量有好有坏，但是普遍质量不好。一般来这两种瓷器的断代比较困难，主要从彩的不同，边饰的不同和瓷器的质量来加以区分。一般说来凡绿色占主要地位的这类瓷器是比较早期的。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白菜式样，绿龙式样，百蝶式样等。到清代后期，出口瓷器处几个大宗的产品外，其它都是直接从市场上购货，加上这一时期很多外销瓷器的样式也溶入了内销瓷器，因此内外销的分别较早期更为模糊。

总的说来，明清出口瓷器的种类和样式实在是数不胜数，很难用一两篇文章甚至是一两本书来说完。这里所说的样式只是比较固定的几类大宗出口产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乾隆晚期到清中期的。清早期的外销瓷器种类样式分散，不太好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