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腿疼痛了好些天，开始几天无法挪动，无法走路。全靠母亲照顾。只好托人为我向队里请假。我没有想到，双腿竟然疼痛了一周多。我害怕了，其他的几个女同学早就回各自的农村去了。为什么我会疼痛这么久。而且，以往，我的腿有天气预报的功能。看着阳光灿烂，我的腿却莫名其妙的疼痛，很准的，过两天，准变天。我决定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是关节炎和肌肉组织纤维炎。医生也没有良策。只能开一些膏药和止痛片。当时，解放军六零医院正在西安开展一种经络疗法。我决定去试试，去了才知道，要介绍信，非红五类，不予治疗。
      刚好一个朋友的亲戚是贫农，也是到西安来看病的，她有多余的介绍信，就给了我一张。就这样，我冒名顶替张秀蓝才得以在六零医院进行治疗。十次为一个疗程，我共做了三个疗程。每一个疗程结束，需要休息几天，再做下一个疗程。其中所受的痛苦，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说起来，挺简单，就是把当归针剂和b12注入足三里的穴位。但是，十二个小时后，药效发作，膝盖痛的无法下蹲，走路也非常疼痛，像瘸子一样。许多人做了几次，就退缩了。其中和我们一起去华山的冶院的战友景志腿也不好，他也去治。六零医院当时在陕 西师大一附中。那时候，家里经济很困难，治疗一次两角钱，来回坐公车的话也要两角钱，来回十几公里的路，我就靠自己的双腿走。这样，就路过冶院。我就叫上景志一起去。他呢，去了三次，受不了那个疼痛，就不去了。而我想到，坚持下去，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在变天以前有疼痛。就这样，坚持下来了。果不其然，从此，就失去了天气预报的功能。
     因此，直到夏收，我都没有去队里。六月上旬，是我们那里的农忙季节。夏收期间，有两个我们队里的知青找到我家。诉说了队里把知青的安置费扣着，该给知青的八元也不给，致使学生没有钱，无法买粮食和蔬菜(当时政府的规定是，插队到队以后，前六个月的粮食由粮食部门供应，但油应该由队里按社员的标准分给学生，可是队里不仅不给学生那8元钱，连油也不给学生。)只能借队里的玉米，在夏收的大忙季节，一日三餐，只能吃玉米疹糊糊，酱油盐醋都没有的情况。对此，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因为我和庆到队里的时间比他们晚，已经没有房间给我们住，只能安排在队长家，和他的女儿住在一起。吃饭就在他们家吃现成的。只知道那16个知青自己做饭吃，这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花从家里带来的钱。现在，家里带来的钱花光了，就让玉海去问队上要生活费，可队里，却一分钱都不给他们。玉海也不为大家争。
     为什么学生来找我呢?因为当时18个学生到齐以后，队里要求选出两个学生代表，结果我和另外一个铁路子校来的玉海被大家推选为学生代表。可是玉海怕得罪队里的头头，不敢为学生说话。其它的学生就推举这两个学生来找我。这其中有个缘由。就是在队里，我干活很卖力，而且敢和队长对着干。对于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每天上工之前，全队的人都要集合在队部门口，背诵毛主席语录，再表决心。然后才能去上工。晚上下工，照例又是要先集合，再背诵语录后，才能解散。对此，我非常反感，拒不参加。队长说我"你是学生代表，应该带头参加才对"。我的回答是"这完全是搞形式主义，我不会参加的。"队长拿我没有办法，只好每天的公分扣我一份，从7分降到6分。我不在乎。可这些学生，却对我佩服得不得了。所以，他们就想，我有胆量，会为他们讨回公道的。
     我想，作为学生代表，我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有责任为知青讨回属于知青的东西。况且，我现在腿还没有完全好，我就利用治腿的空档时间为大家讨回公道。我也知道，凭我一个人，去队里，是很难办好这件事。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当时，庆刚好因她奶奶病故 ，也没有去队上，我就和庆一起，好些天，跑郊区知青办，记得当时知青办的负责人叫张永贤。我们反映情况后，他表示，理解我们的处境，现在队里和知青出现问题的不少，他只能打电话到公社。去了两次，没有结果，我们不耐烦了，就跑到郊区革委会找主任。这个主任态度很好。
     就是不解决问题。刚好到吃饭时间，就主动打来饭招待我们吃。我们肚子正饿的咕咕叫，就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吃完饭，我们又提起解决我们队里知青的问题。他支支吾吾地说"我回头打电话问问怎么回事。"我们一看，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也不多说。就告辞走了。然后到传达室询问西安市知青办和省知青办的地址。
     下来连着几天，就跑这两个单位。跑了好几次，终于省知青办给了我们满意的答复。他们已经责成郊区知青办要尽快和队里联系，必须把欠学生的生活费补发给学生。又对我们说，队里已经没有油补发学生，给我没们开了一个证明，让我们拿着这个证明，到郊区粮食局，让他们给学生补发油票，按照队里发给社员的标准，每个学生可以拿到一斤二两的邮票。就这样，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维护了我们知青的合法权益，解决了我们队里知青的困难。可也得罪了队里的头头。我们还在这个队里呆下去吗?万一以后招工的话，难保他们不卡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