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学兵代表们今日上午在省作协陈忠实老师吊唁厅外、连接朗诵了陈老师在1997年11月为我们三线学兵回忆录所写序言：《踏过泥泞》。
.序言.'
踏过泥泞
陈忠实
大约是在二十五六年前的70年代初期，我在西安东郊的一个公社（即乡）里工作，在报纸上读到一篇记叙修建湘渝铁路的长篇通讯文章，集中笔墨突出重点记述的是学生连的优秀代表吴南。也许因为我那时也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吧，招架不住那篇声情并茂激越慷慨的文字煽情，几次湿润了眼睛，为这个仅仅小我几岁的青年英雄而激动而感佩而折服。
吴南牺牲了。至今我依然记着吴南这个名字。
距此十余年后的80年代末的一个秋天，我到汉中、安康两地去采访。火车在阳平关掉头转弯之后，便在秦巴山地的丛山和大大小小的坝子里蜿蜒穿越。车轮碾过铁轨发出铿锵沉重节奏强烈的声音，我却一次又一次还觉着吴南——吴南——吴南的呼唤。是的，吴南和他的男女同学或者说战友，用他们尚为稚嫩的肩膀和胸膛，铺就了这一段贯通陕南东部和西部的铁路。
我第一次乘坐列车在这条路上旅行，心中萦绕着吴南和吴南们，这就是吴南们修的那条铁路！

又过了七年，即1996年末，我在《西安日报》的副刊版上读到了“三线学兵连”的征文文章。第一篇文章尚未读完，我就想起了吴南。随后能读到的每一篇征文，给我的心里就排列起一道吴南的森林。
我今日情感和昨日记忆的闸门一起开启，一次又一次在那些叙说当年的文字上洒下热泪。

“加馍”！这样的呼喊不啻令我心灵震撼，直接引发我对饥饿恐惧的并不遥远更不陌生的体验，那是一代人的共同的心理恐慌恐惧症。无论干部学生工人农民，无论多么杰出的或平庸的人，面对粮票邮票餐劵和米袋面缸的尴尬和忧愁却是共同的。何况这些正在成长着身体又承担着超常劳动的中学毕业生，然而他们要求“加馍”的呼喊不是抗议，亦不是示威，而是面对饥饿的一种自然的又是心理的调侃，表现了一种令人心里酸痛的忠勇与赤诚。

张三元死了。然而《巴山汉水且为忠魂舞》里寥寥数笔就把一个欢欢蹦蹦的18岁青年的形象留在我的心里，怎么也抹不掉。他是西安26中的学生，和我所在的作家协会机关同在建国路上，不过百码距离。往往在经过那所学校门口看见上学放学的学生时，我就会想起这位牺牲在陕南山野里的孩子。他的患着心脏病的母亲经受不住这样的精神挫伤，死在他的坟堆前，这样的悲剧真令我难以承受。

“在阴暗潮湿的道坑里”脚下的水没过小腿肚，破裂的胶鞋里灌满了泥水和沙子。一步一噗哧，裤脚湿透了大半截，棉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在风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中……我们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机器人似的只晓得不停的干干干。”

这是《无尘记忆》里的描述一段劳动场景的文字。作者阎鸿鹏被石头砸破了脑袋，没有经过任何医疗处理，找到一顶安全帽继续干下去。他的战友一脚踩到耙钉上，拔出钉子继续干。这里没有丝毫的英雄主义的自我渲染，而是简洁朴素的铺陈，读来令人心悸。

经历过这样生死搏斗的人，当“青春已逝豪情不在”的今天，竟然如此沉静如山：“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我心灵深处始终固守着一方净土，那就是善良和忠诚。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馈赠给我的终生财富。”善哉斯言！

“三线学兵连”是一个特殊时代里的特定称谓。那个严格限定的十年，无疑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黯然失色的十年，通称为“十年浩劫”。处于“十年浩劫”当中的年轻人，当时受害最深受苦最深的一代人。在那十年里活过来的我们，以及比我们年龄大的和小一点的同时代的人，谁都不会忘记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得到了什么，失掉了什么。

当我们今天能够冷静理智地审视昨天（即十年）的时候，既可以是严峻的又能做到一种宽容。严峻自然是面对历史，面对国家，面对民族，再也不能容忍那样持久那样神圣又那样愚蠢的劫难发生了；

宽容自然是面对我们的灵魂而言，当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一种持久的灾难，整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车轮陷入漫长的泥泞之中，作为我们个人得失与苦难就是无法摆脱的，是无计逃遁的，是在劫难逃的。如此想来，也就释然了。

在那场以摧毁和破坏为特征的劫难中，三线学兵连的中学生们却成就了一桩建设的业绩。襄渝铁路铺摆在秦岭巴山汉水之间，20多年来火车日日夜夜呼啸穿梭往来，这是些在陕西大地上的长卷诗篇。面对过去面对今天面对将来，那些当年的学兵连的中学生们，都会是一种安慰一种自豪一种自信。即：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劫难的岁月，他们选择了建设；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以自己血肉之躯以至生命，义无反顾地踏过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历程中的泥泞，也踏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的泥泞，心灵永远都是一种最可自信的慰藉；面对儿女以至孙儿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在那个以破坏和摧毁为特征的年代，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选择了建设。

踏过泥泞，人生当是另一番境界。踏过泥泞，人格会锤锻到更高的层面。踏过泥泞，那个痛苦的过程就升华为人生的一笔财富，这就是任何教科书上都不可捡拾得到的精神财富。
1997.7.16
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