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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后民主”（post-democracy）的议论比较稀罕，大体来自两方面：一是源于对选举结果或执政方式的不满，抱怨民主世风不古；二是置疑民主是否救世万能灵丹妙药。我感兴趣的是后者的大逆不道，但以为更确切的探讨提法应为“后民主主义”（Post-democracism）。 民主作为政府形式，众多手段和程序是颇有功效，众多国家是会长期沿用的，但若把民主视为放之四海，万代皆准的一种教条或一种主义，则有政治思维自设囹圄之虞。至于把民主逢为宗教，无视历史状况，地域人情一律强求，甚而打着“民主”旗幌搞十字军式征战，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后民主”提法可能局限于后视讨论，而“后民主主义”讨论可以在反思基础上开拓新视野和探索不同抉择。
说到反思，不妨从两个事例开始：
一是巴勒斯坦问题。当今除了原教旨犹太人和代表他们的以色列政客，世界上大多数人承认解决办法是要成立巴勒斯坦国。要立国本该加强巴勒斯坦当局政权。然而巴勒斯坦迫于获得西方特别是美国认可的压力，搞民主选举，结果使巴勒斯坦分裂为加沙和西岸两个政治实体，无疑加深了立国难度。
二是89年中国天安门学生运动。运动的起点是反腐败，但沿袭了民众所熟悉的文革“大民主”形式，所不同的恐怕只是引进了模仿美国自由女神的民主女神塑像。领导起步未久的经济改革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国官员对文革失控动乱记忆犹新，动用军队镇压了这场学运。虽然手段的选择大可指责，其后相对稳定的政局确乎保障了中国经济的相对高速发展。
在许多人看来，这两个事例只能例证民主政体需要成熟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另有许多人坚认民主政体在现代人类社会应是超越时空限制，立马可行。这两中观点均视民主为最终目的，至上原则，政治上的“万能论”（TOE – Theory of Everything）,或依福山的说法，“历史的终结”。这就是我所定义的“民主主义”（democracism）。我避用“democratism”一词，因为“democratism”侧重的是民主的理念，而democracism意指将民主政体奉为宗教偶像。
那么我们是怎样造就了这个标有“历史的终结”的偶像？
历史成因
含银匙出生的丘吉尔有句半似俏皮，半似无奈的出名吊诡，“可以说民主的确是极其糟糕的政府形式，只是糟糕不过人们以往所尝试过的各种其它形式。”(“Indeed, 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题目上，一个多世纪来人们似乎丧失了在其它领域所显示的好奇心和寻求“更好”解决方法的执着，满足止步于“最不糟糕”，甚而使之神圣化。不管什么政体，立宪执政方式如何殊路云泥，都以标榜“民主”来信证自己的合法性，有的干脆假予国名， 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从历史语言学角度看，“民主”标签的神圣化始于欧洲列强依借殖民主义统治在世界大范围夺得话语霸权。它们需要使历经几百年动荡变迁后演化出的立宪执政方式名正言顺，于是在自家文明源泉之一的希腊语汇中找到了一个最能抚慰民心谋长治久安的复合词“民众权力”— 中文沿袭日文汉字翻译为“民主”。 无论作为一种理想还是作为一种幻觉，谁不会在“民主”旗幌下或多或少感到“我也行使权力”的虚荣煦风？这是“民主体制”的一个重要认同感，因而也是其最大稳定因数之一。
对北韩的“僭称民主” 西方自然要嗤之以鼻。西方拥有话语霸权，“真正民主国家”当然按西方标准定义。它包括长期演变的体制程序，如从城邦集议民主到一人一票选举出的代议制（议员和行政官员）民主， 从罗马角斗场上用手指下判决的民主到陪审团判决民主，从一体集权（如民选德国纳粹政府）民主到三权分立民主。
然而以“民众权力”去看，民主政体无论是初级的还是成熟的都有各自的局限。希腊罗马的城邦集议不单不包括妇女奴隶，能参与集议的公民数量也很有限；奴隶制的废除，全民选举（universal suffrage）和代议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消除了这些局限，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利益集团用财富左右选举对民众权力的限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真正的民主应实行抽签方式。如果是代议制，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来选代议人才叫民主。而如果是竞选，产生的其实是寡头政体（oligarchy）。
西方国家的寡头政体从君主封选到民主竞选的演变是伴随工业革命城市化老钱(old money)贵族逐渐失势于或溶汇于工商资产新阶级；工业革命及掠夺海外殖民地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因各种政治革命和权争得到再分配，造就并惠及奠定民主基础的中产阶级，新旧势力终于达成民主形式的权力平衡，不管这种演变是比较血腥的转制共和还是比较妥协的君主立宪。
垄断资产阶级的产生使新旧寡头在民主形式下搞权力平衡更趋默契成熟。可以说资本原始积累支付了民主政体的试验费, 其它政体没有这种奢侈。民主政体的神圣化是拜金教在政治领域的变态延续。在这种传统下，民主选举成为金钱游戏也就命中注定。
金钱游戏
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帮助威廉·麦金利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总管马克·汉纳坦言：“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记不得了。” 现今预选阶段若未能筹集上亿美元，竞选人机会就几近于零。总统竞选花费年年递增，仅1980到2008年就从1.62亿美元攀升至24亿美元。两党总统选举有史以来，绝大多数是竞选开支超过对方的一方获胜。
要筹集资金，竞选人就要向不同的利益财富集团拍卖自己, 忽视穷人和弱势群体。例如美国相当严重的无家可归问题几乎从未出现在总统竞选议程上或总统竞选议程辩论中，因为存在一种恶性循环: 无家可归者无钱可捐，政客媒体也就不试图影响他们, 他们也就极少参与投票。
竞选人当选后从组阁到施政都要顾及资助集团。利益集团日益坐大，根深蒂固，形成近亲繁殖式的“旋转门”机制，进则从政，出则游说，执政当局在政策上也就趋于吃老本，仍旧惯，即便有调整，也是把本来有限的“公共利益”逐渐拱手相让。如美国里根政府80年代为迎合富豪利益集团，全面倡导“减免管制”，降低投资收益税和高收入税率，使国债猛涨四倍，接任的老布什上台后只好打破竞选时“听好了，我绝不增税”的信誓旦旦，增税补缺，以图经济衰退软着陆。而“减免管制”的恶果是造成小布什执政后期出现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和仅次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又一次经济危机。
民主政体的其它层次也无不渗透金钱侵蚀。州议员是一个价，国会参众议员也各有各的价。向最高出价者拍卖议员空缺并非鲜无先例，但伊利诺州长布拉戈耶维奇为此遭起诉多因狂妄操之过急 —— 空出他欲售参议员席位的是刚刚当选的美国总统。
虚幻的参政认同感
尽管中产阶级大多数成员受雇于人，不会幻想自己能够“民主”选举总裁或高级主管，主掌自己最切身利益，但却因数年一次的选举相信参与了民主决策并与间隔多层代议的立法执政官员产生认同感。但又有多少选民和他们的众议员、参议员、总统有过亲身交流？
这种“参政”认同感是很虚幻的。界定竞选选项是前面提到的利益集团 —— 美式民主至今没有突破两党竞选的范篱；选举过程也由利益集团（包括主流媒体）操纵导向。出于虚荣心，选民认为自己投的一票代表了自己的意愿，而不会去琢磨每张选票的含金度—— 多少钱影响了它的归属。
尽管虚幻，这种数年一度定时重温的“参政”认同感却是稳固体制，防范革命很行之有效的手段。胜方的选民会有新政府将改善自己境遇的自满乐观，败方的选民则会以几年后重见分晓自慰。选举能稳定民心的另一方式是提供宣泄渠道。众多选举都有相当数量的选民投“抗议票”，哪怕是承认在两个恶人中挑一次恶。
如此循环往复，选举以引发自满幻觉，自慰心理平衡和宣泄不满起到政治麻醉剂的功效，能够掩盖却未必能够医治体制痼疾。如果选出的领导人日后证明平庸甚至邪恶，公众舆论只会怪罪个人，并仍然坚持体制运作正常（The system works!）。
选民往往因“参政”虚荣和周期性选举时间框架做出比较近视和功利的政绩判断，而当选者从代议员到执政官也往往随之任期舞蹈作秀，任后哪管洪水滔天。前面提到里根的减税放任措施任期确乎为美国经济注射兴奋剂，背后那数倍增长的国债一时影响不到选民腰包，他因此获得连任。相形之下，老布什增税补缺，选民记忆犹新的却是他竞选时“我绝不增税”的许诺，他因此只获一个任期，他的增税措施也“为他人做嫁衣裳”，给克林顿任期的经济复苏铺砖垫路。小布什汲取老子反面教训，继承里根减税放任英雄榜样，连任后流下的金融危机大洞也就由奥巴马去填了。
组织能力蜕化
周期选举急功近利导致的恶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尼采之言：“民主是组织能力日益蜕化的政府形式。”的确，若以经济实力衡量，西方民主强国似乎反证尼采论断，但如前所说，那是建立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老本上的。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统计从1870到1988年，全世界前20名最富裕国家排名没有什么变动。而新一代“民主化”的国家的经济表现并不如在较为专制政体下腾飞的亚洲四条小龙。
有关民主程度与国家能力之间矛盾的论述很多,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使欧美各国在国策制定上凸显这一矛盾。以美国新选奥巴马政府为例，在金融市场管制，医疗体制改革，环保政策实施等重大政策上，都有增加中央政府作为，强化国家能力的欲望。
然而如前所说，与竞选金钱游戏相辅相成的利益集团寡头政治是不会轻易向公众转让既得利益。当前奥巴马政府搞医疗改革举步唯艰也足见各利益集团的盘根错节，最多能做的是以对其它集团让步来换取对医疗保险集团的遏制。以医改方案在国会的走势看，即便勉强通过，也难挽美国医疗体制的恶化颓势。
主要利益集团恰如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两三个主要政党一样占据了所谓“合法高地”（the plateau of legitimacy），总会竭尽全力不容他人登足角逐。它们游说操纵技法炉火纯青，按游戏理论两方使钱，不管哪个政党上台即便不能全身避害，至少也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主要利益集团不受重创并不意味着民众利益不受侵害。姑且不论不在利益集团顾及范围内的贫困阶层，每一次出现经济危机时，大多数总裁高级主管都有“合法”为自己准备的金降落伞，而雇员则是“合法”一张粉条，几个纸箱打发走人。
一府两总统理论和“民主”旗幡下的宗教征战
美国政治学家艾伦.威尔达夫斯基颇有意味的“一府两总统”理论点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在制定对外政策上比在制定国内政策上更有作为。其他学者应用类似的研究指数验证“一府两总统”现象19世纪便已定势。这说明政治精英和利益集团寡头基于曾对资本原始积累贡献重大的殖民主义传统，在使用国家组织能力对外争夺权益上协调较好，也可以称为“国旗簇拥效应”（the “rally-around-the-flag effect”）。不过这种协调有时亦会扩展延伸到西方强权盟友，法国越战失败后美国接手便是一例，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战争的坚定联盟是另一例。
不管代表的是一国还是整个西方联盟利益，西方强权在为维护 “文明冲突”中的统治高位，需要一面更冠冕堂皇的旗幡掩盖其全球性活动的自身利益。“民主” 旗幡便很方便地应运而生，北美西欧也便以此搞冷战名正言顺地压垮前苏联东欧集团。
强撑伊拉克战争台面的三根谎言支柱，就是大规模杀伤武器和伊拉克与基地组织勾结这两根完全坍塌，在许多西方人眼里，“民主”征战的招幡仍多多少少使杀戮数以万计的伊拉克平民合法化。
然而从朝鲜到越南，从阿富汗到伊拉克，民主征战大旗久已失其辉煌。
结语?
不管是在政治思维还是政体实践，民主的主义化和神圣化登峰造极，自然便只会走下坡路，应老子所说，“反者道之动”，或依黑格尔辩证，“万物皆自否 (Everything involves its own negation)。” 只要地球还在转，福山的“历史终结”就只是一箱情愿线性思维得出的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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