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rry和老公Nick打算在几个月之内买下一家中餐馆。他们选择了东百老汇1号的一处店面，那里位于唐人街的中心位置，将来的生意应该很好做。现在，最令Sherry放心不下的是3岁多的儿子阿布。

在美国，法律规定幼儿不能独自留在家中，而一直在中餐馆打工的Sherry夫妇根本无暇照顾孩子。如果将孩子放在保姆家寄养，每个月需要增加近2000 美元的开支，这让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负担更重。2011年底，阿布出生刚满4个月时，Sherry做出决定，将儿子送回国内，交给远在中国长乐老家的父母照顾。

3年过去了，Sherry和老公一直没有时间回到中国，每天只能在下班之后通过视频跟儿子“交流”。今年年初，难以忍受思念之苦的Sherry和丈夫下定决心，一定要开一家自己的中餐馆，尽快赚钱把儿子接到身边。

Sherry夫妇的生活只是众多福州人偷渡到美国后的一个缩影。纽约是美国最繁华的城市，市区人口多达1800余万，其中华人40余万，而福州人占绝对数量。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所公布的《纽约移民人口报告》称，在纽约的华人移民者中，仅福州长乐人就有20余万。

“世界人民怕美国，美国人民怕长乐”

“男人就要有勇气出国，只有没本事的人才在家里吃苦受穷。”美国福建商会会长林慈飞说，在长乐，这样的观念已经深深地烙在当地人的思想之中，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是否有家人出国海外来衡量一户家庭的身份和地位。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曾经做过调查，大批福州人奔赴美国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超过半数是经由非正式渠道出国，也就是所谓的“偷渡客”。他们在“蛇头”的带领下，一般都是以旅游的方式“合法出境，非法拐道”，通过一些中转国最终抵达美国。

Nick清楚地记得，15岁初中刚毕业那天，自己便有了去美国的想法。两个月后，父母四处筹借到40万元人民币，作为Nick的偷渡费用。从踏上偷渡之路的那天算起，Nick与同行的老乡整整花了7个月零9天才进入美国境内。

“我们中间走了十几个国家，有莫桑比克、安哥拉、瑞士、西班牙、英国等等，可以说是绕了大半个地球才到达美国。”Nick说，“像我们这样子的，直接通过签证去美国基本不可能，必须要以第三方国家作为中转站，以旅游的名义在不同的国家飞来飞去，而且很多地方都是呆了一晚上就走，并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美好。”

“这种偷渡方式在长乐本地被称为"换人头"。比如他从中国飞到泰国时，用的是本人护照，到了泰国之后，他会换一本假护照飞到另一个国家，如此下去，直到最后飞到美国或美国的边境国家。”Nick说。

在这大半年的路途中，Nick不仅与家人完全失去联系，也曾经因此被关进监狱。“到了法国时，海关人员发现我的护照是假的，就把我扣留下来，然后一直盘问我有关假护照的问题。为了不被遣送回国，我只能闭口不言，拒绝回答，后来就被他们关进了监狱。”Nick说，十几天之后，“蛇头”找到律师，才把他从监狱保释出来。

在福建的偷渡史上，相比另外一些偷渡者来说，Nick是幸运的。1993年5月，一艘名为“金色冒险号”的货轮，搭载着 200多名福建籍偷渡客穿越太平洋。在原定计划里，美国方面的接头人将在公海上接载这些偷渡客上岸，不料，那个接头人在华人黑社会“福青帮”的仇杀中死亡。在公海上无助地等待了两周之后，“蛇头”料到接载无望，在一个清晨将船搁浅，让偷渡客自己游泳上岸。由于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一些偷渡客身体虚弱，再加上有人不会游泳、水温寒冷等原因，最终10人溺水身亡。

“金色冒险号”的悲剧并没有结束。2000年6月18日，英国的多佛港口驶入一辆来自荷兰的运载西红柿的冷藏货柜车。在例行检查中，海关警察在打开该车的后箱时，发现了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车箱内部叠放着几十个人，恶臭令人作呕。看到很多人已经不省人事，警察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可最后只有2人幸存下来，其余58人全部死亡。他们全都是福建籍的偷渡客，其中23人来自长乐，28人来自福清。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多佛惨案”。

后来，幸存者向外界透露，他们从福建出发，经俄罗斯、捷克等国进入欧洲，历经几个月的长途路程，吃尽了苦头，不幸最后大多数人还是在抵达英国的途中，被密闭的空间活活闷死。

2001年1月19日凌晨，时隔半年，运载着58名偷渡者遗体的专机在福州缓缓降落。浓浓夜色中，一具具棺木被抬上卡车，送往长乐、福清等乡镇。

自古以来，福建沿海居民就有出海谋生的传统。有关资料显示，大批福建人移民美国始于1992年，仅第二年便有2万多人通过各种方式偷渡至美国，一直屡禁不止。在长乐地区，村民经历重重磨难到达美国之后，会马上开始带下一批老乡偷渡，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一代代相互引领，在美国形成了闻名海外的“长乐帮”。

“在美国的长乐人不仅相互扶持，他们也会向远在国内的亲友抛出橄榄枝，吸引他们赶赴美国。”林慈飞说，“现在，长乐人在美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移民帮，他们不断以集体迁徙的方式移民到美国，难免令美国政府有些无奈，于是便有了"世界人民怕美国，美国人民怕长乐"的说法。”

在美国的华裔群体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会说福州话，就不可能饿死在纽约唐人街的街头。通过偷渡或美国的亲戚的引领到达美国之后，大批长乐人便开始陆续进入纽约唐人街。现在，长乐人已经成为纽约华裔群体中最大的族群，不仅如此，纽约唐人街的东百老汇街已经被称为“福州街”。

还不完的债务

在Nick的老家，沿途可以看到一栋栋崭新、豪华的洋房，据说，这些都是当地人偷渡异国之后寄钱回来盖的。Nick说，长乐人很爱面子，周边的几个华侨村也都在互相攀比，村里的文化中心、公共设施很多都是由远在海外的华人捐建。“很多人都只看到出国的人表面上风光无比，却不知道他们在国外打工的血泪心酸。”

Nick刚到美国的时候，几乎是两手空空，身无分文。他寄宿在纽约唐人街的一个老乡那里，第二天一大早便被领进一家中餐馆打工。从上午10点到晚上11点，Nick几乎每天都处在“战斗模式”，对于他来说，在餐馆打杂工就像在战场上打仗一样，不能有丝毫懈怠。

“刚到美国就被送到中餐馆打杂，一做就是两个月，中间没有休息一天。工作一整天下来，有时候累得腿都肿了，晚上回到住处几乎连洗澡的力气都不想用。”Nick笑着说，自己当时也有累到不想干的时候，但是一想到自己身上还欠着40万元人民币的债务，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

“很多人看到别人偷渡，也想方设法过来。结果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后悔也没有用了，只能混一天算一天。”曾在美国《侨报》做过3年记者的张凯说，“这些年偷渡者越来越少了。”

在闽江口地区，偷渡客又被称为“万八客”，因为早期偷渡到美国的费用是1万8千美元。后来，随着偷渡人数的增加，偷渡费也趁势不断涨高，到了2000年前后，已经涨至五六万美元。

“这种偷渡移民，用这么多的钱去美国，那他在中国不是能够享受到很好的生活吗?其实并不是这样，这笔钱并不是他们原本就有的，而是通过偷渡移民去获得融资，获得外部对他的人力资本的投资。”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龙登高说。

“一般来说，10年以后，他就可以到纽约之外开一个餐馆，买房买车，这个时候他就成为老板、成为企业家了。他们十年磨一剑，几乎算是翻身了，而且他们的下一代也跟着翻身了。”龙登高说，“这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不具备普遍性，只有极个别的人才能够这样。你想啊，我们的农民到深圳、北京去打工，他要获得北京户口、深圳户口，几乎不可能，但是他偷渡到美国去，他就有可能获得绿卡，甚至可以获得美国国籍。”

也可以说，偷渡费就相当于一张入场门票，偷渡者们之所以不惜花费巨款买票，目的就是能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将来。

现在，Nick和Sherry即将要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家中餐馆。从打工仔上升到老板，这意味着夫妻两人将要进入更加繁忙的工作状态，没有个人空间、没有朋友圈，全身心投入餐馆的经营中。就像另一位偷渡者安琪所说的那样，“我们一辈子都在还债：先还偷渡的债、律师费的债，再还买餐馆的债，最后还买房子的债、子女的债。太累了。”

安琪今年27岁，是2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家名叫“长城”的餐馆的老板娘。在纽约待了10年，安琪几乎每天都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她没有去看过自由女神像，也从没有出州游玩过。自从17岁离开福州至今，她从没有回过一次老家，一天工作超过12小时，日日如此。

安琪说，2011年怀上二女儿乐乐时，很多人劝她不要再工作了，“我知道油烟对胎儿不好，但也没办法。”直到乐乐出生前的1个小时，她还在店里忙着炸鸡块。现在，乐乐也被送回福建老家抚养。她说，现在的目标是多赚点钱，把中餐馆转手卖掉，做一种既能尽快还掉债务又能照顾女儿的工作，比如美容店。

枪口下谋生

在纽约，比起在家做饭来说，人们似乎更喜欢用电话叫外卖。从写字楼到公寓，经常能看到一些华人外卖郎送餐的身影，尤其是遇到周末或是刮风下雨的坏天气，有时候一部电梯里甚至能同时遇到四五个送外卖的华人。曾经在纽约做过外卖郎的林慈飞说，目前纽约的中餐馆90%以上是由福州人经营，这些外卖郎也多来自福州。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中餐馆走俏，纽约地区经常发生中餐馆外卖人员被打、被抢甚至被杀害的恶性案件，过去几年里被害的外卖郎多是福州人。今年43岁的老王来自福州连江，他的工作就是在唐人街一家中餐馆送外卖。老王说，由于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到美国八九年来一直都在送外卖。“刚开始送外卖时，由于不懂英文，想找个人问路都找不到。好不容易把餐送到之后，顾客又说等得太久，不要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走进僻静的地方，就怕遇到抢劫的。”

2014年2月25日，中新网发出一则报道：在美国马里兰州一家中餐馆工作的陈先生，在送餐途中???到一男一女持枪抢劫。子弹从他的后脸颊射入，最后医生从他的耳后脖子部位取出弹头。事情发生在2013年10月。当天晚上11点左右，陈先生接到一位顾客的订餐电话后，便根据对方提供的地址送餐过去。到了送餐地点，他的送餐车还没有停好，一个女人敲开右边的车窗，问他送餐费多少，就在这时，另一名男子从左边车窗朝陈先生开了枪。

后来，陈先生听说，这对抢劫犯提供的送餐地址根本没有人居住，警察告诉他，这两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抢劫中餐馆送餐人员。

中餐外卖店在纽约迅速增多，一些业主为了增强竞争力只好延长营业时间，无形中为抢劫犯提供了便利。他们无奈地说：“谁愿意拿生命开玩笑?还不是为了多赚些钱。”

在纽约，这些通过各种渠道来到美国的福州人，由于语言不通、债务繁重或是还没取得合法身份，挣的钱一般都放在身上，而且大多数人即便被抢了也不敢声张，使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近些年，福州人因送餐而遇害致死的案件不下于10起，这些受害人中，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只有18岁。

2004年2月，年仅18岁的福州长乐籍外卖郎陈煌在皇后区的一栋公寓里惨遭杀害。当天晚上10点半左右，4名少年因无钱购买一双价值100多美元的运动鞋，便兴起了打劫中餐外卖郎的念头。他们先用棒球将陈煌打晕，再用刀子将他捅死，随后将尸体弃至几公里外的一个小池塘里。负责验尸的法医在出庭作证时，做了2个小时左右的报告。报告中指出，陈煌全身共有25处伤口，4颗牙齿掉落、6颗碎裂或受损，这些都是由重物击打所致;他面部的颧骨、额头都遭到外力重击，很多伤口都是致命伤。媒体评论其为纽约近年来最残忍的一起华人被害案。

农村“洋娃娃”

晚上11点下班之后，Sherry一洗完澡就迫不及待地和老公打开电脑，与远在福州长乐的父母和儿子进行视频通话。大洋两岸的相隔，让这些远在异国打拼的父母尝尽了思念之苦，只能通过每天晚上的视频聊天来缓解。

“我很想念在老家的儿子，说实话，天下没有一位母亲愿意将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送到其他地方，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这都是生活所迫。”提到儿子阿布，Sherry的眼泪不停地在眼中打转。

在美国，不论父母是哪国国籍，只要孩子出生在美国境内，就可以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而在这些美籍婴儿中，有一部分从出生起就意味着要开始一段长达四五年的“独立生活”，他们就是被送回福建老家的美籍“洋娃娃”。

由于没有时间照顾年幼的孩子，一般来说，在纽约唐人街打拼的福州父母，都会在孩子出生3~5个月后，委托回老家的亲戚或是通过专门的渠道，将孩子送回老家。当然，在这之前得先拿到孩子的出生证明，并为他办好美国护照和中国旅行证。这些几个月大的婴儿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其他亲戚家里，待5岁左右再回到远在美国的父母身边。

父母们选择这两个往返的时间点是有一定根据的。

婴儿出生3个月后，耳膜的生长已经基本健全，不会因为越洋航班的气压对他们造成身体伤害，而从心理上来说，婴儿待在母亲的身边越久，对母亲的依赖也会越严重。

选择让孩子在5岁左右回到美国，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刚开始学着与外界接触，这个时候学习英语很容易，而且美国公立学校不收费，还有专门的校车接送，相比于孩子在国内接受教育，父母能省下很大的一笔费用。另外，幼儿的美国护照只有5年有效期，这时候也正是他们更换护照的时间。

据福州市侨联统计，目前寄养在福州的美国“洋娃娃”大约有1万人，其中长乐市5000多人，连江县琯头镇2500余人，马尾区亭江镇2000人左右。长乐市潭头镇幼儿园老师罗善峰说，园内的孩子一共300多个，外籍的60多人，大概占了五分之一。“因为自己父母没有在身边，这些孩子一般会跟老师比较亲近一点。”罗善峰说，“肯定也都想父母的。”

这些“洋娃娃”吃着从美国邮寄回来的奶粉和零食，却十分缺少与父母的亲密接触与交流，所以常常对幼儿园的老师极为依恋，有些孩子甚至拉着老师的衣服，叫她们“妈妈”。

琯头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倪法林说，“洋娃娃”的父母远在海外，为了弥补感情上对孩子的亏欠，只能在物质上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条件。比如连江当地有种黄梅鱼，一斤几十块钱，但是无论价格多贵，老人们都会买给他们吃。由于老人对孩子过于溺爱，而孩子们回到美国后与父母之间又存在着隔阂，很容易导致各种教育问题和家庭问题的出现。美国华文报纸经常出现因华人子女不服管教，父母对其进行体罚，最终导致监护权被剥夺的报道。

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渠道从福州进入美国的父母们，不惜欠下巨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美国，为的只是将来能够光宗耀祖、泽被后代，然而这样的结果不禁让人感到心酸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