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mmerfield
笔端无花，记录所见所闻所感，而已。
正文
在我们文革前所受的教育中，美国的黑人是被剥削被欺压的奴隶，是反抗压迫者的斗士，是我们的兄弟。可是在我第一次出国前的培训中，从美国回来的学者却闪烁其词地告诫我们要避免到黑人聚居的地区去，尤其是夜里，尤其是女性。但再要多问些具体的情况，他们就闭口不谈了。而我刚到美国不久就经历的一场夜晚惊魂，则让我对黑人的问题有了急欲了解的兴趣。
那是我第一次到美国不到两个月的一天晚饭后，我和两个合租公寓的男同胞一起外出购买食品。（当时为节省时间，我们合租公寓的几个大陆来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是合在一起开伙，轮流做饭，分摊支出的。）临走前我就告诉他们我兜里没钱，只是去帮忙拎东西的。在超市购物后，大约晚上九点，我们三个拎着买来的东西到附近一个公交车站等车。因为看到等车的长椅上已经坐着两个正在抽烟的黑人少年，我们就没有坐，而是站在长椅旁一面等车一面聊天。当时我站的地方最靠近长椅，两个男同胞则站在我的另一侧。正当我们聊得起劲，坐在长椅上的一个少年突然转身向着我说excuse me（对不起）! 我以为他要问时间什么的，就转过身对着他。这时，我看到那少年手里拿着一支枪，枪口离开我的腰部只有十公分，同时听见他说“你知道什么是枪吗？”我的天！枪谁不知道？那还有什么好说，我被控制，那两位男同胞当然也不能反抗了。于是那个拿枪的大约十四五岁的少年继续用枪指着我，另一个瘦小很多大约只有十一二岁的少年就来翻我们的口袋。我自然首当其冲。可我口袋里真的没钱，那小孩把我口袋里装的一本小通讯录当作皮夹给抓了出来。那时的我有点楞大胆，只想着要是丢了通讯录就和国内亲戚朋友失去了联系，竟然不管不顾地一把抢回了通讯录，嘴里叫着“no money, address! （不是钱，地址！）”(本来英语口语就不过关，这一吓，就只能蹦单词了。）也许那小子已经发现那不是皮夹，也可能他也很紧张，就由着我把通讯录装回口袋，他去翻两位男同胞的口袋了。说实在的，这两个劫匪也挺倒霉的。我们这些个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本来就穷，那天又正好是刚购物后，兜里实在是没什么钱了。那小子把两位男同胞的上衣兜，裤子兜都翻了个底向外，只在一个的后裤兜里找到一叠钱。天黑，人也紧张，小的拿到那叠钱后喊了声“快走！”两人就撒丫子尥得转眼不见了人影。好在我们的公车月票还在，还能回家。惊魂未定的我们回到公寓，我瘫在沙发上半天站不起来，心里一直嘀咕：要是刚才他给我一枪怎么办？要是刚才他给我一枪怎么办？我那没一起去的女室友还问我：那枪是真的吗？我的妈吔，那个时候谁还顾得上研究那枪是真是假啊？就是假的也得当它是真的不是吗？不然还能给人家比划点“功夫”看看？最搞笑的是，那位被抢了“一叠钱”的说，他那是一叠六张一元的“大钞”，统共被抢六元整！后来我和那位没被抢走钱的男同胞硬是一人还了他两元钱，美其名曰：用两元钱买个经验！一场惊魂记，总算有惊无险落下帷幕，但我想着那两个黑人少年，心里总想问问他们为什么会走上这么一条路。
后来在伯克利上学时，我经常要路过伯克利有名的人民广场。那里原是反越战时学生和运动参与者聚集的地方，到九十年代初已经成了无家可归者和乞讨者露营的地方，而这些无家可归者和乞讨者中有不少是黑人。也许是知道我对黑人问题的关心，我的同学彼得介绍我认识了尼娜和斯蒂夫夫妇。尼娜和斯蒂夫都是纯黑人，乌漆墨黑那种黑，长得非常漂亮。尼娜不是很高，但身材凹凸有型，浑身充满弹性和活力。棕色的眸子清澈明亮，非常灵动，看上去是满满的自信和快乐。斯蒂夫很高，肯定超过一米九。和尼娜不同，他是个安静的人。当他看着你时，你会看到他眼光中流露出来的厚道与关爱。我认识他们时，斯蒂夫26岁，已经从医学院毕业，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附属医院做实习医生，据说是麻醉科的，同时还在兼职做“on-call”。(就是不用每天上班，哪家医院临时需要就打电话来，他要走得开，就去兼职工作。)尼娜23岁，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在读学生，听说她本科是从哈佛的管理学院毕业的。因为斯蒂夫到旧金山工作，她就跟着到伯克利做借读生。后来又知道他俩已经有了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小贾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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