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rry，这样称呼她，并非不敬。在“前三十年”，被扣上这顶“地主成份”帽子，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滂沱大雨，翻江倒海，十里长堤，树摇瓦飞。这是我第一天上学的情景：浑身湿漉漉，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吓得低着头。身傍一个陌生的女人向我怒吼：“为什么不叫'朱老师早晨'？！”

她就是我的第一个小学老师，朱洁。

那时候上哪间小学是按分配的。上一学年的适龄儿童，也许就分配在家门附近上小学，用今天加拿大人的话说，叫“社区学校”，至少是在鄰近邮政区域范围内。但那一年，我们“社区”的学龄孩子，都被分配到不同“邮政区域”的小学。我们当中的大多数，没有早歺，没有午饭，早上上学，中午放学回家，“午饭后”再上学，下午放学回家，一天来回四趟走街过巷，跑马路，穿“骑楼”，有鞋穿的，打赤脚的，你追我逐，风雨无改。

我算是幸运的。记得还在幼儿院大班时，家里大人不在，有时迟了缴交托儿费，饭钱或粮票，只能吃到小半碗饭。小学一年级开学初，我在学校饭堂搭食，中午就自个儿留在教室里，或在学校大榕树下的石板上听蝉呜。

这一天中午，胖胖的，爱穿白衣，黑衭的朱老师，罚我留堂，原因是个“亮”字，无论她怎么吼我，亮字头顶上的那一点，还是给我漏掉。于是，她罚我用大方格写两百个“亮”字。从此，我右手中指尖内侧凸起个小肉垫，直至用上了keyboard，它才慢慢消平。

“肥人多痰”。上课时，她时不时从衭袋里掏出“大方格”作业纸撕成四小张“手纸”，背对着学生把痰吐在纸内，再把它卷成纸团，丢在黑板一角下方的垃圾盆里，然后继续讲课。

不久，新老师来了，说朱老师是“地主婆”，被送回乡下了。直到我们离开那小学，没有人再提起她，或见到过她。“亮”字头上的那一点，至今还留在手指上。每当看到东方露出鱼肚白，老农我荷锄日出而作，摆弄园中毛瓜茄子，偶尔会伤感这段往事。几十年来，我身上总留有两三张手纸擦手抹汗，也许和朱洁老师的“大方格”有关联。

八十年代初我曾到过那大榕树下石板操场，蝉声依旧。童年那一幕又回到我的眼前：一个胖胖的爱穿短衭爱摇扇子的中年男子，黄某某，在批斗大会后将我从人群里挑了出来，把我父辈骂了个祖宗三代。不想多年后，这个人在路岔口向我问路。哈，那尊容，那声音太令人有感觉了，只是眼前的他手里拎着一根拐杖，走起路来有点吃力。

话说那天我刚从一位待我如慈父般的长者家里出来，沿着茉莉花小道走回自己的住所，正巧碰上这黄某某。刚才在长者家，我向他的夫人回复所嘱我联系办理她旧部下女儿入读外语系的事，才知道这事是黄某某所托，夫人并不知道我与这黄某某(这名字好记)的关系，直到他在问路，我才确认这事儿真巧合。人世间，冤家路宽，对不？这位研究生毕业的黄女士，您在这城里吗？

很多年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去实践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个梦想：让儿童在我的手上有个性，受关怀。九十年代末，我曾在一个联合国属下加拿大著名的儿童机构工作近四年，参与了系统设计到受派赴各地审核与评估系统的执行和运作效果。这期间，加拿大人跟我分享过《Anne of the Green Gables》和《Who has seen the wind》，通过亲身访问各地区域部门，又让我对加拿大贫穷阶层，尤其是单亲家庭儿童，有直接感性认识。我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我确信，我做了自己想做，能做而又快乐地做的事情。

无疑，朱洁老师给我的影响是平凡但终生受用；黄某某则激活了我内心的某点灵性。“前三十年”个人的遭遇或不幸，总或多或少地与时代及国家联系在一起。抱怨自己的经历，介怀自己的痛苦，报复“谁动了我的奶酪”，或诅咒某个人物甚至国家，都无补于事。在异国他乡，让自己及家人好好地生活下去的同时，又为自己的故乡，去祝福并感恩，我想，这才是生活的基本意义。

附：

今天，老燕经历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天。小燕给我的message写道：“Thank you, take care as well. You did a very great job today and I admire and will learn from your dedication to your parent”。村里农友说，你不给自家小孩“洗脑”，別人就会替你做。我说：“洗脑”真得要“汗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