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系统研究，算起来大概要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始。之前的有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其中对诸家学说的本身却没有详细阐述。有人说，胡适著《大纲》的初衷，就是想替梁启超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我看未必。胡适兴之所致，有论必出，无梁也会有胡。

胡适为人历来多有褒贬，有说堪称师表，有说卑鄙无耻。这里以学论人，别不多说。胡有一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于是大胆疑古，大胆贬华；古籍多伪作，司马迁多胡说。于是随着考古发现，一遍遍小心地自抽嘴巴。胡另一高论救国：“全盘西化”。而今中国西化早已全盘，带来的是权力加资本的双重腐败，不知大师有知，做何感想？可见胡适作为宗师，其为学之法，略显浅薄。大师学贯中西，非老几这等工匠可比。原本不敢评说，然而事实如此，不敢不说。

或许正因为如此，胡不仅难与同时代的鲁迅等相比，即便是为人如冯友兰者，后来写的《中国哲学史》，也较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略胜一筹。胡适被人称之为“善作半卷书”者，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有人说是为盛名所累，多少有些道理，现时就有位“易大师”也是如此。可见为人为学，既有关系，有无关系。老子说：“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时不时地臭硬一下，未必不是个好主意。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原是胡适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经过整理，蔡元培作序，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出版。轰动一时。该书是中国人第一次采用西方的逻辑分析研究方法，对中国哲学史进行研究，在当时确实堪称是具有开创意义。以至于胡适本人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蔡元培评价此书有四种特长：第一，证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统的方法。

梁启超评此书：“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冯友兰也因此说：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然而，事物往往都是多方面的。一个学说，要能够经受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够看得出优劣。《中国哲学史大纲》，今日看来，其偏颇与谬误也是很多的。老几对研究“史”本身没有多大兴趣，仅就胡适在此书中的研究方法，以及有此得出的孔子和老子的思想的得失，进行一番探讨。这里抛砖引玉，也是因为多个网友的评论。希望通过这些讨论，能够对认识一些关键问题，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