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左右的“事”

老几

每到六四，就觉得要说些什么，否则觉得欠些什么。看看这个世道，我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看到安博对左右说“不”，我来给左右说“事”。

北雁高飞留言说她表兄就是在六四中被打死的，我替她和她的亲戚难过。可我又能说些什么？中国人自古苦难多，近代更多。北雁这么开朗的一个人，家族背后却藏有着这样的悲伤。我只能什么也不说，就只好面对北雁的留言，静静的看着，就如同两个无助的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看着看着，我久已麻木的心就又跳了一下。这里提到的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

于是我就明白“伤心”是什么意思了。当人们看到一个悲惨的事，就要把“心”“伤”一次，看的多了，“心”要么就伤死了，要么就伤残了。总之，心不正常了。

死人多了，就习惯了，慢慢就成了统计数字，不再是人，自然也就麻木了。这就是有知识的好处，能把死人的事，变作为数字，自然就无心可伤了。于是有些人说天安门死了几千，有些说不对是几百。另外一些则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天安门广场上根本就没有开枪。于是几拨人为此打的不可开交。这就是聪明人的好处，能够把一个人命关天的根本性质问题，变成琐碎的数字地点问题。类似的聪明有很多，比如三年灾害饿死人的问题。即便是数字相对确定，如南京大屠杀三十万死人的问题，也没有用，日本人就不认帐。

凡事有例外，有一个名叫张纯如的女性，她就不够“聪明”，把数字变回成了人，结果自己受不了，终至于伤心忧郁，弃世而去。这在华人世界是个例外。张纯如更像是犹太人，把受难者落实到人，杀人者追究到人。聪明的华人是不肖于这样，所以孔子说仁，我们一定要说他虚伪。我们求大不求小，具体个人无关紧要。

网上左右掐。有句名言概括：左派无良知，右派无人格

老几一直想不通，左派不是号称为了人民吗？怎么一到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屁股老是在统治者身上？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归根结底，我们干什么都是要“大”。干事情要大，轰轰烈烈，效果不管；挣钱要多，摆得起大排场，道德不管；谈论人物要大，名气越大越好，芙蓉姐姐，香臭不管；上网要热闹，点击要多，质量不管。干事业要理想大，效果不管。为什么会这样？现在我明白了，因为自我感觉太“小”。

华夏民族在历史上被皇家慢慢练就了奴性，近代更被元蒙满清西方列强打断了脊梁。没有了内在自尊，自觉渺小；心有不甘，只好追求表面的“大”。因为我们求大，自然心中就无视渺小的个体。所以具体的人，不是我们关心的事。即便这样，“人命关天”，都还是社会的准则，因为“孔孟流毒”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开始了视人如草草芥的先例；批林批孔，圣人贬成老二；于是有了六四的枪炮声，于是我们可以对鲁迅时代四十几个学生的死表示愤怒，对六四更为残暴表示理解。因为…

观古今中外，杀人者无一不是高举上帝科学道德主义理想爱国法律自由人权的大旗；无一不是正义在手，大义凛然；无一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匡扶正义。结果无一不是人民受难。

杀人者我们阻挡不了，只希望能够死的明白点。也希望左右多关注杀人者，少关注的对方。左右再“坏”，不过是帮腔者，你们的正义感一直都用错了地方。

左派体会不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真谛和中国社会进步的一面。他们一方面以毛时代一无所有的所谓“公平”，反对邓时代发展中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在国外专挑西方的缺陷，用西方的破布，做中国皇帝的新衣。只要你说中国不好，他们就会说西方如何如何。这也不算稀奇。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太舒服的……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现了就更好。”别人既然能有臭虫，我为什么不能有？这就是左派的认知水平。

右派既学不会西方文明的真谛，又看不到西方社会的阴暗。他们和左派一样看不到中国的优势和进步，基本上没有传统文化的基础。自身缺乏人格修养，却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指导别人，贬低传统文化。“中国人都是猪，我是中国人，但我不是猪。”这就是右派的思维逻辑。

这些都是太多事实总结的，本来也不再有兴趣说。想想六四，我还是说了吧，因为这左左右右太搞笑了。就当我在这沉默的气氛中，增加一点笑料吧了。不然还能怎么样？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即便是真的猛士，力气用错地方，也是死路一条。何况我们本就是一群苟活者，懦夫而已。懦夫英文和失败者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失败，因为我们懦弱，所以一切不如意，都怪父母。李刚他娃欺负了我，我就回家骂爹妈，怪老天为什么我爸不是李刚？！人家西方先早把世界抢了个遍，偏偏孔老二要叫我们做君子不要做强盗。归根结底，都是祖宗的错，这就是我们左右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