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关心自己的故乡，也一直定义自己是个温州人。其实这篇文章是为我的故乡而写，特别是最后一段，三年前的旧文。我愿自己的父母之地，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10月8日，刘晓波先生被授予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大概在三个多月前，在剑桥大学中国学生还举办过一场介绍刘晓波先生的讲座。就在10月10日，英国北大校友会就要在剑桥大学成立。于是我写信给组委会，“鉴于刘晓波先生获奖并曾经挽救了很多在天安门广场的北大学生性命”，是否授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

回信很有趣，表示理解我的感受，但是“考虑到很多校友会成员要回国工作，这么做不合适”，并认为协会是一个“非政治组织”。我当然认同即将成立的英国北大校友会是一个非政治的联谊组织，但是我们对于友谊的认识，显然不一样。再说，“要回去”的考虑很为大家着想，我也不坚持自己的提议。二十一年前，刘晓波先生也和这位校友想法一样，也是要回到中国去，并且即使出国了，还回去很多次，最后回到了牢里去。

要成立的校友会与庆祝刘晓波得奖没有任何关系，这点很清楚。不管是我的校友，还是刘晓波先生，最初回去的动力，也不一定是为了下一个诺贝尔奖，或许是其他诺贝尔奖，北大出国的理工科人居多。从得奖到今天，我一直在看推特，看网站，从中我读到了一个从来没有思考过的东西：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宣称的四大自由之一。我坚信自己生而自由，因此对于这种后天的抽象命题，没有关心的兴趣，很禅宗的。对于这种自由，我一直无法想象是什么一种东西。它显然不是温饱，没有吃饭那么定时定量；恐惧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很个人化，也不是人人可以分享的感受。对于没有出国经历的人来说，也许“要回去”就是一个很难分享的恐惧源头。北大似乎赋予了自己学生一种可能性，在统计上很容易与恐惧相关。

这里我要说一种日常生活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今天中国房地产界最为流行，因为拆迁遭到打压，强拆、被迫自焚等遭遇，已经成为周期性新闻。在北大和清华曾经出现过一次小级别的维权。当年，北大、清华两校教师因为住房问题，去申诉维权，也是遭到区政府信访办的呵斥和推搡，据说当时北大中文系主任几乎是被办事员揪起来。北大中文系孔庆东以自己单篇阅读量过万的博客和鼓动能力，让当时区政府大出其丑。这是教授们的恐惧。

孔庆东曾在2009年的博客中表达过另外一种恐惧，说自己也曾经见过很多的死亡，为了避开对特定日子的恐惧，孔教授的博客延迟了几天。这迟到的文章，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对付恐惧的习惯了。

要回国、要住房都成为一种可能的恐惧来源。现在，对刘晓波先生的获奖，今天的北大大概极少有人会做评价，法学院夏学良有一个面对镜头的短评，但也无法在大陆被听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可谓“倍享哀荣”，百年之后进入了另外一个新时代。我曾经去人民大会堂听演讲，当年唯一留在脑子里一句，是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爵士说的，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大意）。后来在英国，读到伦敦市长鲍里斯的传记，才发现这位爵士是他的教父。这么多年，北大暂时还没有成为中国社会高耸的灯塔，不过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学术行业最贵的“楼盘”之一。

现在，刘晓波先生获奖，也许会让他个人境遇更加糟糕，让支持他的人在日常生活受到更大的压力。但是，获奖证明了一点：他所做的一切，在自己的国家，被屏蔽，被删除，被封贴，而在这个国家之外的很多地方，有很多人在关注，在支持。这种关注和支持是使人免于恐惧的起点。对我而言，此次和平奖的意义也许在于重申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与刘晓波先生并不认识，也没有勇气在《零八宪章》上署名，只是读他的东西和事迹，默默地支持他，也祝福他和他的太太。比如，他的一名学生曾经在他去年入狱之后，撰文回忆他，说他“身体本来极好，摔跤也是一把好手”。摔跤是我喜欢的体育运动，这是一种扎扎实实的武艺，也许艺如其人，刘晓波先生就是这样的品质和人性。据说在他穷苦潦倒的时候，一位曾被评论界称为“痞子”的作家，帮助了一笔稿费，这位作家也是一位免于恐惧的人。

拥有理解自己的爱人、坚韧的品质、对个人理念的忠诚和珍贵的友谊，这是我看到的刘晓波先生。这四项品质几乎是中国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化身，在当今社会日渐稀缺，特别是官僚阶层。在这个国家，政府常常自诩有搞定一切的能力，搞定的时候，可以证明自己对了，搞不定的时候，可以证明别人错了。而一个拥有这样品质的人，坐在自己国家的牢里。这个自诩可以搞定一切的政府，是否应该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搞错，而不是搞不搞得定？

因为刘晓波的获奖，促使我自己思考“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我需要的，因为我也可能要经常回去。也是中国社会要面对的。就在刘晓波先生获奖前的周三，我在听英国首相卡梅伦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在英国经济不振，重新反思未来发展时候，这个年轻的领导人，几乎以备战的激情，拾起“你的祖国需要你”的调子。中国人可以嘲笑这是老牌帝国主义忍不住的“民族主义”情绪，反正，英国被国人视为没落的老牌帝国，常常遭到轻蔑。

假如中国，经济前景逐渐失色，政府对外强烈抗议失去了不高兴的资本力量，社会中所有的行为失去了经济利益的驱动，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家庭纽带变得脆弱不堪。总而言之，这个社会的诸多矛盾，被提前和谐，现在又逐渐滋生，惶恐、不安和不信任开始蔓延，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恐惧，如梦魇一样，再度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免于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