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黄氏藏书楼”

引言

听说黄忠先生自美国返温州探亲，记者赶到黄先生南浦水滨的“黄氏藏书楼”，参观他的书房和藏书。

多年前，大学刚毕业的黄忠带着29箱书只身来到温州教书育人。出生在福建泉州的黄忠，那年21岁。那时他居住的是集体宿舍，每天陪伴他的是一本本祖辈们流传下来的书籍。他每天清晨，在宿舍的高楼上背诵古诗文，夜晚则挑灯夜读。黄忠坚信读书能改变人，知识能改变世界。多年后，在温州的市井中有着这么一个传说——有位爱书如命的教授，每年都会把他书房里收藏的2万7千多册书籍拿出来晒晒太阳。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一位老人置身于书海之中，有朋友调笑说，黄忠晒的不是书，是幸福，是读书人的幸福。

说到藏书、读书、著书，在温州，黄先生的名字，屡屡被人提起。近日，记者有幸拜会黄先生，进入他的书房，聆听他读书的心得，藏书的乐趣，著书的感悟。

25日，午后的阳光打在脸上，让人心生暖洋洋的感觉。此时有本书可读，确是人生一大乐事。在这样的心境下，记者走进黄先生的书房。他正埋头读《庄子》，挥笔自怡，不时在泛黄有点破损的书面上圈圈点点。在略显凌乱的书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上面打开着一篇word文档的页面，题目是“读《庄》偶得”。书桌边上堆着半人高的书籍手写稿。黄先生果然是位爱书的读书人。

5个房间4个是书房

“你来了，走，我带你先参观一下我的书房。”黄先生放下手上的书说。跃层式的房子被黄先生改成5个房间，其中4个房间是书房。他解释说：“这样能让我随时随地可以拿到书，看到书，闻到书味。”

在黄先生的4个书房里，每个书柜都是里三层外三层，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客厅书柜的底部八个抽屉上贴着几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柳咏、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字样，看来是分藏16个专题的研究资料和书籍。

黄先生打开几个书柜，抽出部分书籍，告诉记者说，目前他藏书27000余册，涵盖文史哲经，儒释道佛；马恩列斯，经史子集；草木禽虫，中医本草……

记者问：“5间房，书房占了4间，其他东西怎么放？”

黄先生哈哈地戏谑说：“我把人生的五分之四给了书，自身、家人、亲情、同事、友人合占五分之一。”

卖金戒子、卖衣服买书

黄先生说年少时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书房，刚到温州时，住的是学校的集体宿舍。当时住在楼下东厢一间厅房，层高4米多，他把房间隔成上下两层，下层起居兼放4个大书柜，上层书籍就叠在楼板上，但还是有很多书籍没处放，就只好将读过的不准备收藏的书卖到旧书店去。

那时温州买书的渠道不像现在这样多，很多书籍没地可寻，就经常出外购书，往往是先到杭州的水漾桥旧书店，再去上海福州路、淮海路古籍书店，再到南京的夫子庙古旧书店，然后直上北京，到宣武门外的琉璃厂东街的中国书店。琉璃厂从明代永乐年间就是文人掏旧书古玩的好去处。黄先生说自己在琉璃厂掏到许多好书。旅馆住下来，就迫不及待地带了大网兜，有好书就“一网打尽”。

黄先生买书很舍得钱，但是，时常弄得身无分文。黄先生说：

“做学生时，有一次去杭州众安桥掏书，身上没钱，就把父亲给他的两枚金戒子拿到官巷口银行兑换。当时1钱黄金的价格只有9元6角，换得了17.6元，用其中的16元买了一整套二十四史，满满三大箱。”说到这儿，黄先生话风一转，带着惋惜的口吻说：“可惜这套书没了，你知道60年代藏书实为不易，生存才是第一要素。这套书后来因为一个同学老婆生病急需用钱，就拿去卖给了当时府前街4号的温州古旧书店。”

“记得还有一次，温州古旧书店有几种解放前“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引得”（索引），如《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等，价钱较高，身边没有钱，就把父亲给的一套美国夹克拿到四顾桥边上一家当铺去卖掉，换了10元钱，买回了宋、明、清三种传记和艺文志、食货志5种“引得”8大册。”

“还有一次在蝉街一家旧书店看到一部清代版本的《楝亭集》，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文集，要价50元。可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53.5元，买了书只能喝西北风了。书已经先拿回家，借不到钱，第二天只好还给店主。

古籍每册都价值万元以上

在黄先生收藏的书籍中，有不少价值不菲的“宝典”，

黄先生说自家没有宋、元原版书，只有明刻《十七史》，而最为宝贵的是收藏有各种版本的李商隐诗集及其笺注本。如康熙初刻本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乾隆刻本《义门读书记》（中有读李义山诗笔记）、姚培谦《李义山诗集》、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嘉庆刻本冯浩《玉溪生诗集详注》，同治三色辑评本《李义山诗集》（两部），以及槐庐校刊本纪晓岚《玉溪生诗说》，求恕斋初刻《玉溪生年谱会笺》等等。

黄先生笑着说，“你别看这些书破破烂烂的，市价可不低，每本都在万元以上。当然，读书人讲究的是学识而不是钱财。这些书籍每本都有我儿时读书的烙印。”说着，黄先生拿出乾隆刻本姚培谦的《李义山诗集笺注》，说：

“这是1962年7月，父亲寄给我的，拿到书的时候，我在书页上写下：

‘看到这本书的扉页，儿时的美好记忆一下子全都苏生过来……’

记下了我当时的真实感情，此中蕴藏着的父子之情，是只有自己才知道的。”

“我岳父马士孚给了我一部三色本评笺的《李义山诗集》，连自己所藏，就有两部。岳父还为我辑录、抄写了历朝300多家对李商隐诗的评论，对我完成《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5大册，帮助很大。所以我的藏书，集结着两家长辈的心血和情感，这也是我舍不得将书随便借人的重要原因，不只是“价值万元”的问题。

书还在用，概不外借

黄先生说：“我的藏书除了两家大人旧有收藏的外，都是两夫妻一生辛劳，省吃俭用换来的；重要的书，是在什么情况下买来，至今都能回忆起来。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许多线装书，包括中医书籍都被送到五马街口焚烧。文革中，有些人来家里借书，不借就说‘小气’，但都是有借无还……”

黄先生谈起，最让他气愤的是，有的人借了书，一拿走，几年都不还；有几次在路上遇见，要他还书，还挨了对方的骂：

“他妈的，几本书值个屁钱”！至今没有归还。

黄忠说：“从那以后，我就发誓，绝不再把书借给人家了。”

黄先生说，发誓以后，他在家中大书柜顶端写了一个大牌匾：

“私人藏书，概不出借”。有些想来借书的人，看到这块大牌匾，也就不再开口了。

一次，有个朋友，还是开了口要借，恰好他要借的书我有复本，就拿出来，说：“这书我有两本，这一本送给你。但是，今天如果你要的书，我只有一本，那就对不起了，我已经发誓自己的书不再外借。你看看匾额上的字……”有人说我是“爱书如命”，我不知道这话是褒是贬，但我确实将书视为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虽说今年已经75岁，但是这些书我还在用。五年前去美国我带走了20多公斤有关辛亥革命的书，我参考这些史料，写成了一部55万字的长篇小说《昨夜群星陨落》（黄山书社出版）。3年前我回国一趟，又带走了30多公斤的书，我用这些书，完成了《郁达夫毁家诗纪考辨》（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王映霞晚年的心声》（河南文艺出版社）、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灵峰血魂团纪事》、《一春梦雨》（未刊）、《评刘心武续红楼梦的七绝和联句》（澳门《南国人文学刊》）。正因为这些藏书我还在用，所以不管是来要求全部买走的，还是希望由图书馆收藏的，目前都还没法答应。王蒙倒是给我出了主意：身后继续藏着，还替我写了个“黄氏藏书楼”的匾额。

枕边明月，广博与专精

随着年龄的增大，黄先生对书籍，对知识的渴求越来越强烈。家中收藏的2万多册书，除了作为工具书的外，他大多都翻阅过。“黄氏藏书楼”座落在南浦水滨，清晨有波光帆影，晚上有明月清风。他给自己镌刻了两枚闲章：“窗前明月枕边书”，“生涯尽在一楼书”。

黄先生认为：

读书人看书读书，要入脑，入心；既要广博，又要专精。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史、哲、经是基础，一定要广泛浏览，要有一定的广度，这就是“博”、“博学”、“广博”。甚至像自然科学类的《花镜》、《广群芳谱》、《禽虫典》、《草木典》、《本草纲目》等等，也都可以翻翻。你想写首诗，里面涉及到梅花、紫薇花、五针松等等，你对这些花木本草的习性不了解，怎么能写出好诗？你不知道鹧鸪、杜鹃的叫声和谐音意义，又怎么能理解辛弃疾“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词句的深刻含义呢？

当然，作为学者，读书更应该有深度。所谓学问“渊博”，“渊”就是渊深，就是深度，就是专精。学问广博和专精要统一起来，广博，基础打得既广又扎实，在这基础上才能谈得上“起高楼”。广博就是地基，就是基础，专精就是楼房，就是高楼。地基不广，楼就盖不高；当然一味广博，就变成了“杂家”。我提倡“广博而不杂乱，专精而不简陋”。我研究文学、历史、传统思想文化，而且写过大量的诗歌、散文，甚至中、长篇小说，可谓广矣，但这些都是“广博”，是基础功夫，是在打“地基”。而重点则在古典文学，“楼顶”只在唐宋诗词；最下功夫的是晚唐李商隐的诗和南宋陆游的诗词，父亲所谓“陆刚李柔，唐宋须读此二家”。

书看得多了，你自然而然地能辨别他人文章说得对不对。有个教授在博客上写了篇关于“正统”的文章，说中国“正统”起源于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我在评论中指出他的错误：

中国“正统”不是起源于《三国演义》，北宋欧阳修就写过《正统论》。陆游《南唐书》为什么要以南唐为正统，将先主、中主和后主李煜，都列为“本纪”？原因即在南宋偏安东南一隅，建都临安（杭州），与南唐偏安、立国于金陵（南京）一样，所以借南唐影射南宋，反对以中原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朝代为“正统”。

千万字著作，五次获奖

黄先生不仅藏书看书，而且还自己著书，他的学术研究以诗词为主，兼及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借助家中藏书，他的笺注之学得心应手，最重要的就是花了46年的宝贵时光，完成了《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5大册350万言，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唐诗研究中的地位。此外，还有《李商隐诗选》三种，《李贺诗评注》、《李商隐研究》、《李商隐传》、《唐诗与道教》、《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古典诗词考证与解读》、《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等20多种学术著作。创作有诗歌选集《潇湘水云》，散文随笔集《昨夜星辰》（上下）、中篇小说《沈园泪》，长篇历史小说《昨夜群星陨落》等，总计一千余万字。

黄先生是国内较早运用文艺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诗人情感心态”的学者。他的《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一书，曾获浙江省优秀社会科学三等奖。199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国际学术会议。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先生在会上作了《中国大陆唐诗研究回顾与前瞻》的演讲，评述这本书说：“《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对白居易、元稹、李商隐、韩偓的心态都有较深入的阐述。”

黄先生的《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荣获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出版二等奖，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杰出作家、前中央文化部长王蒙为该书作序，在序文中称许说：

“今知吾兄，几十年的劳作所成《类纂李商隐诗笺注疏解》即将出版，非常高兴。此书中既有硬的学问，如编年中的纠错，各种疏解汇集与比较，分类的方法，也有更活泛的对于诗心、诗情、诗魂的触摸与共振，包括对于各诗旨意的认定与对于诗歌艺术的评价。”

结束前，黄先生提到年初七到永嘉朋友家做客，朋友编了一本《小村大嶂》的村史，讲到一个小小村子1949年后，竟涌现了数十位中、高级人才，还出了两个留学生。作者请黄先生为这书写序。他在序文中有一段话说：

宋真宗赵恒在《励学篇》中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剔除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糟粕，不亦有可供参考、借鉴的地方吗？“知识改变命运”，诚哉斯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一个人，一个村子，甚至一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