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周時羌在文獻中消失

西元前十一世紀，周人結合西方各族群的力量共同克商。在此前後，周人與其盟友逐漸東方化；他們繼承了許多商人的文化以及書寫傳統。西周時人留下的直接史料，最豐富的便是西周金文。在西周金文中「羌」字非常罕見，更無被用作人群稱號的例子。有些先秦文獻，如《尚書》、《詩經》、《逸周書》、《易經》、《左傳》與《國語》等，其中部分材料被認為成於西周，或反映西周時的情況。在這些早期文獻資料裡，无只出現在《尚書·牧誓》、《詩經·商頌》與《逸周書·王會》之中。

《尚書·牧誓》是一篇武王誓師伐紂的文告，在此文告中，羌為周人陣營中的八個「異族」之一(其餘為庸、蜀、鬃、微、盧、彭、濮)（6）。本篇文辭溡祝?行┯谜Z又是戰國時才有的用法，因此許多學者皆指出《牧誓》為戰國時人述古之作（7）。在這篇文告中包括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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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文部分為：(武)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7) 屈萬里，《先奏文史资料考辨》(台北：聯經出版社，1983)，322。

的所謂「牧誓八族」大多不見於金文，而見於戰國文獻之中，也說明這不是商末的作品。《詩經·商頌》中關於羌的內容為：「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韓詩》與《史記》都稱商頌是宋國貴族正考父所作，以頌美宋襄公之詞。白川靜、王國維對此都有考証而同意此說(8)。值得注意的是，這兒所稱的遠方異族為「氐羌」而非「羌」。在《逸周書·王會》中出現的也是「氐羌」。在商代甲骨辭例中，常出現有 (以羌)，意思是擄獲或徵發羌人（9）。由字形看來，先秦文獻中的「氐羌」很可能便是甲骨文中的「以羌」，只是意義有了變化。宋為商人後裔的封國：可能是，春秋時期的商頌作者仍可以看到祖先傳下來的文獻，但他們已不清楚「以羌」的真正意思，而將它當作一個異族稱號。總之，在西周時並沒有一個當時存在的族群被稱作「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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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前，335。

(9) 董作賓，<殷代的羌與蜀>，《說文月刊》3．7(1942) ：107；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280。

周代之戎、姜姓族舆羌的關係

雖然西周時沒有稱為羌的民族，但是姬姓周人的親密戰友兼姻親，姜姓之族，卻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羌人的一支。其原因為：首先，在字形與字音上羌與姜有密切的關聯。其次，羌人與姜姓都是住在西方與商人敵對的人群。第三，更直接的証據來自《後漢書·西羌傳》：這篇文獻記載，漢代河湟西羌是「姜姓之別」。根據這篇文獻，西周時的戎人也是羌人的一部分。《後漢書·西羌傳》中的說法很值得懷疑。首先，在先秦文獻與金文中，「羌」與「姜」從來不相混淆。其次，雖然姜姓族與羌都是商人的西方敵人，但他們的地位不同：羌是可以被用為犧牲的人群，而姜姓之族與姬姓周人都是渭水流域的重要氏族。姬姓周人曾受商人之封，為商政治圈的一員，因此他們的姻親與盟友應不至於被當做野蠻的非人類看待。再者，姜姓之族的分佈主要在渭水流域的中游，由寶雞到西安一帶。如果甲骨學者的考証可靠，那麼羌或羌方的分佈與位置是在商人與姜姓族的中間。

至於西羌如何成為姜姓的別支，我們從《後漢書·西羌傳》的相關記載中可看出一些端倪。其文為：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瀕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

由三苗與三危的線索，可以看出《後漢書·西羌傳》作者如何得到此結論。首先，《尚書·堯典》中記載，三苗被放逐到三危。三危即在西羌所居之地(河關之西南)，因此西羌便是三苗的後代。《左傳》中又稱，春秋時期「姜戎氏」的祖先原住在瓜洲。魏晉時期注釋家杜預認為，這些被逐的「壞分子」所居的西方瓜洲、三危都在同一地。西羌傳作者可能持同樣的觀點，因此姜戎氏也成了三苗的後代，西羌則是姜姓(姜戎氏)的別支。顯然，這種結論是在中國注釋家的傳統中被創造出來的，而非根據歷史學家的文獻證據，更非是作者對當時人群、地理的實際觀察採訪結果。無論如何，「羌」是商人對西方異族的通稱，「姜」則是西方某族群的自稱。他們可能有部分重疊，但並非同一。

關於戎與西羌的關聯，《後漢書·西羌傳》中說得更是模糊而牽強。自司馬遷著《史記》以來，四裔傳成為中國正史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四裔傳的內容，主要是對華夏邊緣族群的風俗習慣、社會組織，及當代該族群與中國的往來關係作民族誌式的描述，有時亦包括同一地區民族活動的傳說與歷史性記載。譬如，在《史記·匈奴列傳》中司馬遷首先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其次，他敘述匈奴的風俗，而後又用相當長的篇幅敘述戎翟的歷史。但是，他並沒有宣稱戎狄與匈奴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似乎他只是將匈奴之前北方及西北的民族活動，置於可能有關的匈奴列傳之中。

《後漢書·西羌傳》的體例完全比擬《史記·匈奴列傳》。傳首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這是一段傳說史料。接著描述羌人的社會及風俗習慣，而後敘述戎人的歷史，其中穿插有關氐羌與羌的記載。然後，作者記述秦人滅戎的經過，以及戎人受秦所逼西逾汧隴，又變回到酋豪分立的狀態。而後，作者又敘述漢代河湟羌族的始祖傳說：「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顯然不同於司馬遷的是，《後漢書·西无傳》的作者有意將姜姓、氐羌、戎與漢代西羌的歷史銜接起來。

事實上，河湟羌族與「戎」在文化上、社會結構上、經濟生態上有相當大的差別。河湟羌族直到西漢前期還與中國無甚關聯，而諸戎則相當受華夏文化的影響。河湟羌族是遊牧人群：戎相當依賴畜養動物，但春秋時的戎人並非遊牧人群。河湟羌族為了適應遊牧生活，早已發展出由大小豪酋統治的分裂性社會結構：各個戎的群體，則統於單一的領袖。《後漢書·西羌傳》的作者似乎也注意到，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的領袖自稱「子」(華夏封建國的爵號之一)，以及戰國時大荔、義渠戎的領袖也自稱「王」：這與西羌有相當的差異，因此他以「(戎)餘眾皆反舊為酋豪」來做解釋。事實上，分裂性結構是許多遊牧社會的特色，這與當地的經濟生態與人群親屬關係都有密切的關聯，並不是輕易可以變來變去的。

部分西方學者傾向於將「戎」視為具某種血統，或使用某種語言的人群，因此努力將戎與現代某種族或語族的人群聯繫起來。如Friedrich Hirth認為戎與突厥族(Turkish)有關：WolframEberhard則認為他們是先藏族(Droto-Tibetan)（10）。在這種學術傳統下，E．G．Pulleyblank則將戎，以及華夏化之前的姬姓與姜姓之族，都當作是藏緬語族Tibeto-Burmans的一支，如此也將戎、姜、羌聯繫在一起（11）。這種看法值得商榷。首先，「藏緬語族」是現代語言學家的概念：是以語言學上某些客觀特徵的相似性來劃分的人群範疇。這個人群範疇，與以主觀認同來凝聚的民族沒有絕對的關聯。其次，事實上並沒有任何證據可證明戎人說的是與現代藏緬詔有關的語言。甚至於，我們很難說戎人的語言與古漢語究竟有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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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Friedrich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184-88; Wolfram Eberhard, Kulturund Siedlung der Randvolker Chinas, supplement, ToungPao 36 (1942).

(11) E.G.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Historic Times,"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419-21 。

《左傳》中有一段記載，敘述姜戎氏首領對晉人說的話：「我諸戎語言飲食不與華同」。這段史料經常被學者引來證明，戎人的語言、文化與華夏不同是一客觀存在的事實。但基於我在羌族地區的田野調查經驗，我對這結論不那麼有信心。理由是，在族群認同上最重要的不是語言的客觀異同(語言學者的判準)，而是語言的主觀異同(土著的認知)。臀如，對語言學家來說，黑水藏族與茂汶羌族說的都是藏緬語族羌語支中的羌語，兩者只有方言上的差別。但許多茂汶羌族認為黑水人也是羌族，所以他們覺得黑水人說的話與他們「差不多」。但是，當許多黑水人自認為是藏族，與東邊的羌族沒有關聯時，便認為羌族的話他們聽不懂。同樣的道理，當姜戎氏說他們的語言與華夏不同時，他只表達了與華夏不同的認同：我們並不知道究竟他們與華夏在語言上的差別有多大。語言的客觀同異，在族群認同上既非充分條件，亦非必要條件。而且，語言是一種經常在學習、假借與遺忘中的動態經驗。因此，即使我們知道戎人與羌人說的是那種語言，也不能解答他們在族群認同與族源上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