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马施”
与“巫马”同源的“胡名”、“胡姓”随处可见。《魏书》所记载的人名“务目尘”[56]，氏族名“侯莫陈”[57]；《新唐书》记载于阗王“姓尉迟氏，名屋密”[58]；宋代西夏民族则有“嵬名”、“讹命”等姓氏；《辽史　兵卫志》则记载了“属国军”名“乌马（山奚）”和“胡母思（山蕃）”。这些人名－氏族名，和中原地名“侯马”、“高密”，新疆地名“哈密”（维吾尔语读“库密”），西域古国名“胡蜜丹”等，可能都源自北方族名“库莫奚”一字。
我猜测后世的“宇文氏”，可能就是这个氏族。

“澹台访鹈鳌?
“澹台”当是“拓特”，即“鞑靼”之源名。蒙古人通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女真部落为“水达达”，亦可见“拓特”是个通古斯系姓氏。
“灭明”，北方诸族中没有这个族名的显性记载；但西域却有“迷密国”，它是“昭武九姓”之一的“米国”，《新唐书》说：“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59]。
“澹台访鹈鳌　』蛐碛Ω檬歉春闲帐稀巴靥胤弭秣”。

“闵损”、“樊须”
“闵损字子骞”之姓“闵损”，应即是“宓羲”；
“樊须字子迟”之姓“樊须”，可能是“伏羲”。
“宓羲”和“伏羲”，应同为族名“??”、“?羯”、“密须”之转音。

“句井”
“句井疆”者无字。“句井”应同“沮渠”，即“女真”或“朱里真”之异字。

“郑国”
“郑国字子徒”。“郑国”，可能是女真语中的“申科岸”，亦即“鹰鹘”[60] 一字。满、蒙两族男子以此字为名者甚多。

“秦?”
“秦?字开”。“秦?”当是后世鲜卑系民族部落名“叱奴”、“丑奴”或“叱那”，即蒙古语之“狼”字。

其他如：“?单”就是“契丹”；“廉?”和“荣旗”应是“如者”；“有若”是“斛律”；“梁澶”即“落坦”；“乐咳”则是“术和”。

上述的分析表明：在“中原汉语”已经形成的“春秋时代”，曾为“商族”聚居的“豫东北”和“鲁西南”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仍然保留了“夷”、“狄”民族的姓氏特征，这显示他们的确与后世远居北方的“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乃至“突厥语族”有着同源的关系。他们一定是在经历过了外来部落及其“藏缅式语言”的长期影响，才转化成使用“汉语”的“中原汉族”的。
春秋时代中原地区的语言可能还相当复杂，各部落语言的“汉化”过程也并不是同步进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语言，《左传　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记载了一则有趣的相关故事。吴国被楚国战败，而告于盟主晋国，各诸侯在一个叫“向”的地方聚会，主盟的晋大夫“范宣子”，逮捕了私通楚国的莒国公子“务娄”；他又怀疑“姜戎氏”泄密，而指责来会的戎子“驹支”；后者则作了一番颇长的辩解，其中言及：

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

这无疑说明，虽然那时“汉语”已经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诸戎”部落也积极参与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语言，与中原诸国的主流语言仍然是不同的。当然，象“范宣”、“务娄”、“驹支”这样的人名的出源也都可以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 春秋前后“齐”、“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名
尽管，许多中原部落在远古时代就逐个地离析出走了，有些则融合消蚀了，但它们仍然在黄河流域的留下了痕迹。在那些自“春秋”保留至今的中原地名中，许多就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部落名。对于中原地区地名的研究，也是追溯古代中原居民族属的又一重要手段。
引言中对黄河中游“三河地区”的“地名”和“戎名”的讨论，使我们了解到那里的古代部落，与“北方诸族”有着亲缘关系。而《汉书　地理志》所记载的黄河上游的“西戎”之地，即今天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北延安一带的汉代地名，亦与“北狄”族名有着鲜明的可比特征。例如：

“乌氏”、“郁郅”、“月氏” 即“兀者”，
“木禾” 即“??”，
“安俾” 即“阿巴嘎”，
“龟兹” 即“厥机”、“沮渠”，
“复累” 即“覆罗”，
“直路” 即“敕勒”、“叱勒”，
“回获” 即“回纥”，
“朝那” 即“叱奴”，
“独乐” 即“吐如纥”、“同罗”，

如果在“齐鲁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之间，也可以发现同样的可比性，那将使整个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的同源关系，得以全面展现。而这种比较也并不是难以实现的。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在二十世纪中完成的一项重大学术工程。对照该书的各代舆图，不难发现自“春秋”始，中原地名的记载数量有一个“飞跃性”的增长。它们中的大部分无疑是承继於前代的，其中还有不少一直延续使用到现代社会。这显然表明：从“春秋”起，中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已趋稳定。下文用于比较的“齐鲁”及周边地名都摘自《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了弥补疏漏，我们添以若干战国和秦汉时代地名，以及个别西域族国名，来强化这个对比。如：

春秋、战国、秦、汉时代齐、鲁及周边地名 北方诸族部落名
公丘、冤句、魏其、郁秩、夏丘、 兀者、兀惹、（焉耆），
尉氏、雍丘、於余丘 
东阿、东牟、东垣、东昏、单父、 东胡、屠何，达斡尔，
堂阜、堂邑 
祝其、赘其、垂葭、曲池、曲成、 沮渠、厥机、主儿扯、
楚丘、渠丘 朱里真，女直，
颛臾、丘舆、钟吾、龟阴、壮武、 昭武、仲云，
曲阜、曲沃 
取虑、昌虑、訾娄、邹卢、陈留、 敕勒、叱勒，
巨鹿 
牧丘、马泾、蔓葭、麦丘 ??、?羯、勿吉，
咸丘、安丘 按出虎、安车骨、（奄蔡），
鲜虞、鲜牟、豕韦、司吾 室韦、失韦，
外黄、五吾、高鱼、武垣、滑 乌护、回纥，
无娄、袁娄、缘陵、胡陆 斛律、乌洛侯， 
廪丘、闾丘、梁丘、犁丘 如甲，
蒲姑、平阴、符合（符离） 仆骨、婆莴，
符离（符合）、浮来（包来） 钵利曷、步六孤、（蒲类），
高唐、狐骀、邯郸 乌谭、（和田），
菟裘、陶丘、桃丘 突厥、泰赤兀，
石门、?瞒 悉万、乞伏、（悉万斤），
须句、石? ?狄、失吉，
高密、姑幕 库莫奚、（哈密），
重馆、长葛 镇国，
逼阳、平阳 白羊、伯岳吾，
京兹、长勺 （精绝）、（金积），
即墨、葭密、羁马 吉里迷、（且末），
夫钟（夫重） 覆钟，
夫余 扶馀，
祝柯 术虎，
胡阳 呼延，
舞阳 兀颜，
不其 白狄，
夹谷 夹谷，

通过上述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若干现象，并得到一些结论：
其一， 后世北方诸族部落名“兀者”、“东胡”、“沮渠”、“昭武”、“敕勒”、“??”、“室韦”、“回纥”、“斛律”等，对应着为数众多的中原古地名，因此这些后来的北方大族，也必定曾是上古时代的中原大族。
其二， 被认为是“通古斯系”的部落名“兀者”、“沮渠”、“??”、“按出”，与“东胡－鲜卑系”的“东胡”、“室韦”、“昭武”、“敕勒”、“回纥”、“斛律”等部落名转化成的地名，呈交错分布。因此，它们的血缘和原始语言究竟如何区别？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其三，地名“桑丘”在多处出现，它们与“襄丘”或“商丘”一样，显然都曾是“商部落”的聚居地；鲁国的“曲阜”，晋国的多个“曲沃”，可能都是源于族名“昭武”的地名；山东半岛尽头的“即墨”（应该读作“即密”），与远在晋西南的“羁马”，相隔千里。这些同源地名四处分布的现象，说明在远早於“春秋”的时代，黄河流域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民族－部落的迁徙和融合活动。
其四，“中原地名”与“北方诸族族名”间的全面对应表明：后世所谓“通古斯”、“蒙古”、“突厥”诸族，都是“古代中原民族”出走北方的胞裔。而“中原汉语”与现世“北方诸族语言”间的截然不同，则又表明：使用“藏缅式语言”的后来部落的不断注入，是这种“古代汉语”形成的根本原因；而“北方诸族”先祖的出走，则一定是远早於“中原汉语”形成的年代的。

二、 语言比较的证据
上述“姓氏”和“地名”研究表明，演变成”汉族“的中原古代居民，与“北方诸族”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如果我们能从“中原汉语”中发现“北方诸族语言”的成分，也将是这种联系的重要证据。经过数千年的渗透和融合，北方诸族仍然使用着相当不同的语言，这些区别也必然是承继于上古时代中原语言的多元性。因此，将“中原古代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逐一比较，不仅是对“汉语”的“语谱分析”，也是解析“汉民族”内涵成分的有效手段。
现代语言学并没有注意到上述的现象，西方语言学界是将“汉语”和“藏缅语”视为亲缘语言的。所谓“汉－藏缅语系”诸语言，大部具有单音节词根和每个音节都有固定音调的特征。尽管，这个理论几乎完全忽略了“汉语”与“北方诸族语言”的关系，但它仍是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理论体系。“汉语”和“藏语”间的大量的基本语词间的语音对应现象，构成了这个理论合理的内核，如：

汉语 变通字 吴音 藏语[61] 
我 吾、俺 ng nga 
五 ng nga 
鱼 ng /nyu nya
二 贰 nyi nyii 
太阳 日 nye nyime
耳朵 nyidu nyendjoo
一 dji
三 sum
四 shi
死 xi / shi shi
有 yoo
不 莫、没 mee
作 做 chee
候 huu
结束 卒 tsha
名 ming
谁 suu
氏族 ruu
鸟 雀 dja
鼠 dji 
狐 woomo

尽管这个表列的容量有限，但已经足以洞察“汉语”和“藏语”间的亲缘关系。特别是汉语的“南方方言”与“藏语”，在“我、五、鱼”，“贰、日、耳”，“四、死”，“雀、鼠”这些无关语词间的语音“同构对应”现象，看来“藏语”与“南方汉语”的关系，要比与“北方汉语”的关系更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