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修订重发了几个概念定义，涉及历史文献的可信性、可靠性，有效性，和历史叙述的真实性；讨论了历史意识对历史文献有效性的影响，对比了中国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四方面的不同，特别表现在西方历史文献的伪造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本系列关于西方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纪、现代民族和文明的历史资料均来源于西方历史学者基于构建型历史研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和其他公开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本文作者认可这一知识体系的可靠性，可信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本人致力于在西方历史学体系内部，检查其资料和写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很抱歉，上一篇出了一点技术性错误，可信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概念没有介绍完备。这里修订重发。】

 

 

 

历史文献的可信性(credibility)指的是历史文献（资料和古代著述）在形成过程中，相关历史资料收集者，著述/写作者的主观因素，包括虔诚态度，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决定下的资料收集和著述能力，表现为能否高质量地制备历史文献（保存/收集资料和古代著述），涉及到历史资料的广度，深度，细节、时间跨度，空间范围等所体现出来的，对历史真实性（veracity ）的接近，以及在利用这些历史资料进行历史写作/著述过程中所能秉持的客观性、公正性、中立性、理性能力和程度，写作/著述内容所能涉及到上述历史资料真实性诸方面的准确程度。反映的是历史资料收集者、著述者的主观因素在其给予历史资料真实性（veracity）和历史著述准确性（accuracy）等方面的影响。

 

 

 

历史文献的可靠性（reliability）指的是面对特定的历史描述对象（历史资料和古代历史著述所反映的历史对象，包括历史阶段，历史范围，历史事件等），客观存在的现有/现存历史资料和古代著述的完备性（completeness）、来源多样性（diversity）、不同资料来源和著述之间的一致性（consistency）；是历史文献（资料和古代著述）在客观性（文献本身）这方面的描述，不涉及历史资料收集者和文献著述者的主观因素。

 

 

 

历史文献的有效性（validity）指的是上述可信性（credibil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的总和；是历史文献（资料和古代著述）在客观性（文献本身）和主观性（文献制备者）两方面描述的共同指标。

 

 

 

历史叙述的真实性（veracity），基于历史资料而形成的历史著述对特定历史对象（比如历史事件，包括人物，时间，地点，过程，自认社会环境条件和背景，动机，结果等）描述的逼真程度。著述者越虔诚，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越高，被描述的特定历史事件在时间上越接近著述者，历史资料越完备、准确，则著述者所叙述历史的真实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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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简无思：西方文献史中的伪造文化（a）———西方历史的幻灭（9）”）

 

 

 

 

相对于尧舜以来形成的官方的、权威的、系统的、正规的、秉持天命精神的、世界上最早具备档案性质传承的中国历史记录资料，西方历史文献所展现的零碎的、自发的、个人层面的历史资料收集制备和历史著述特点，就具有类同于中国文学史上随笔，小说，笔记，演义的性质。

 

 

 

这同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缺乏类似中国自尧舜以来的专职史官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专职史官，即便希腊的城邦国家（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乡镇级别和范围）真的具有国家性质，拥有其他部门功能的官僚系统，也很难形成专门的政府部门，系统而又完备地蒐集、整理和保管档案，记录社会文化和人文发展状况；后世之人关于过去的记忆就只能来自前人偶然留下的传说。在书写工具如纸张、笔墨缺乏的情况下，一般只能是口头传说，说唱，如《荷马史诗》，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等；具备写作条件之后，才能经由具备写作能力的民间人士或前政府官员、将军等人，在偶发的情境条件下，写出关于过去的故事。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李维，塔西陀等所有的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学家”都属于这一类型。

 

 

 

史料价值比较高的一些作品，比如以凯撒名义集结的《高卢战记》、《内战记》，也属于偶然的因素促发而写成的。凯撒为了向元老院解释自己的军事行动，反驳共和派元老的政治攻击，并作为其在罗马元老院和民间拥护者的宣传手册。书中对于每次战事不得不爆发的原因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用来辩护凯撒?多次违反了他自己在担任罗马执政官?时通过的法律如《尤理亚反贿赂法》?等等。当然，从历史文献辨伪的角度来看，罗马帝国崩溃后，这些著作流失民间，失去了官方文件和档案性质，在传抄过程中有多少失真，甚至伪造，都几乎无法判定，不得不与那些所有真假难辨，鱼目混珠的古代文献一起，经历必要的重新鉴定真伪程序。

 

 

 

这就涉及到第二个话题。

 

 

 

第二，缺失历史意识对历史资料有效性的影响

 

 

 

一个文明之所以能够被称其为文明，绝不仅仅因为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产产品达到了某一个高度。是否出现系统的社会形态，文化产品和政治管理，才是一个文明是否能确立，以及其先进程度的衡量标准。定性地说，不符合这些标准，就不能称其为文明，考古学上可能被定义为文化。定量地说，符合这些标准的文明之间，会有一个标准，大致在这些标准上达到什么程度，是衡量不同文明发展高度的必要指标。

 

 

 

1）高度的社会政治管理体系，外加历史意识，可以促使社会生活有序进行，并且有序地传承，恐怕是一个文明达到高级阶段很重要的标准。因为这个时候的文明主体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种“自在“，即自发，的存在，而是有了自觉意识的主动，即“自为”的生存，后者具有自主掌握自身命运的能力。

 

 

 

这是中华文明截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独到之处，可能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古典文明的原因，

 

 

 

自黄帝时代（约西元前2700年）起，中国即具备高度的理性管理意识，出现百官体系，产生历史意识指导下的历史记录。

 

【《路史·后纪一》载：“黄帝始分土建国”。据说，黄帝奠定天下后，“命风后方割万里，画野分疆，得小大之国万区”，制定国家的职官制度，如以云为名的中央职官，管宗族事务的称青云，管军事的称缙云，又设置了左右大监，负责监督天下诸部落。风后、力牧、常先、大鸿被任命为治民的大臣。他又经常封祭山川鬼神。他以神蓍推算和制定了历法。他定期巡视各地，了解人民生活情况，因此深得人民的爱戴。

 

此外，黄帝教民众生火做饭，吃熟食，又创纺织技术，制作衣服冠冕，御寒护体。他又命大臣负责不同的技术创造，如羲和?与常羲?分别负责观测太阳?和月亮?，臾区?观测行星?，伶伦?创制律吕?，大挠?创立甲子?，隶首?发明算数?，容成?综合以上六术，制作乐律?和律历?。黄帝还让伶伦?和垂?制造乐器磬?和钟?，沮诵?和仓颉?造字，史皇?作图，雍父?造舂?和杵臼?，夷牟?造矢?，挥?造弓?，共鼓?和货狄?作舟。

 

《路史》，宋朝?罗泌?撰，共四十七卷。此书为杂史。路史，即大史之意，记述了上古以来有关历史，地理，风俗，氏族等方面的传说和史事，取材繁博庞杂。

 

《路史》上自三皇五帝?，下迄夏桀?，对于中国姓氏源流有精辟见解，是远古洪荒史的代表作。

 

罗泌采用道家?等遗书的说法，文章华丽而亦富于考证，言之成理，书名《路史》，意思是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史”之意。从他的著作宗旨看来，深惜孔子“删书”断自唐尧?，忽略远古史的传统。】

 

 

 

黄帝以来历史叙述的早期文字显然早已流逝。《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均已不传。【《尚书序》则称：“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目前最早明确描述黄帝的传世文献，来自战国?中期齐威王?铜器金文。鉴于文本不存，仅见于历代其他文献的旁述，如果采纳严格的标准，我们也许可以将这段时期的历史归为传说。

 

 

 

不过这样一来，如果采纳同样的标准，那么世间就没有曼尼托（Manetho）的《埃及历史》。因为现存的这部著作都是来自后世其他作者的转述。【曼涅托（Manetho，西元前四世纪末—西元前三世纪初），亦称曼内托。古埃及?祭司和历史学家，用希腊文写成《埃及史》一书，该书有片段为教会历史学家保存下来，成为今人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史料。】还有其他很多古希腊著作和人物，均因同样原因而必须归为传说。

 

 

 

唐刘知几在《史通·六家》说，“《尚书》家者，其先出于太古。《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 可知，在古代史家眼中，河图洛书应当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而《尚书》则产生于孔子在周王室图书馆读史，择要选取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典籍，汇编而成。周室衰落后其余典籍亦不存。殊为可惜。

 

 

 

 

又曰：“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也就是说，上古未知年代起。中国已经出现河图洛书作为最早历史文献资料；自从尧帝时代起，中国便已开始有明确档案记录的历史文献，于孔子时代编篡为《尚书》流传于今；中间于秦朝出现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导致《尚书》真实文本扑朔迷离，以致有今古文之争。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文本差别如何，其背后的基本事实是不容否定的，即，文字形态的历史资料《尚书》在先秦时代即已存在，并且是自尧舜以来的官方文告，人事，君臣讲话记录等结集。

 

 

 

如果暂时排除西方考古学猜测、想象、推断，”文字破译”而来的，死而复活，真假需辨的苏美尔、古埃及泥板和象形文字“文献”所构建的“古代历史”【顺便强调一句，本人认为，基于考古文物的发掘研究而产生的远古叙述，严格来说不能称其为历史。因为其性质基于猜测，想象，推断，属于人文发明和创造，与历史文献档案记录整理而来的历史叙述是差别巨大的两种性质的文本，不可以混为一谈。这个问题，以后有机会再强调】，那么，人类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证据佐证的历史记录体系是从中国开始的。也就是说，中国是发明历史记录，档案文献资料的国度。历史意识，历史资料的系统记录、保存管理，系统收集，专门官职的整理，历史写作，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人文发明，影响至今，规范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和国家的历史学发展形态，历时5000年。这一点，不容否定。

 

 

 

希罗多德，作为西方历史第一人，被不恰当地称为历史学之父。现代中国官方主流教科书人云亦云，也称其为历史之父，是中国主流历史学界缺乏历史学术精神和成熟学术能力的突出例证。

 

 

 

古希腊，在世界主流历史教科书中作为诸多城邦国家的地区总称，缺乏类似上述古典中国的系统历史意识，行政系统的历史档案记录资料；各种历史著述全部（！）来自民间社会人员基于其个人爱好、兴趣、责任感等原因创作而来；其著述在性质上不得不停留在个人层面，类似古典中国时代的野史，笔记，小说一类；其严肃性，相对于古典中国历史档案记录体系而言，可谓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并且，正因为缺乏来自官方垂范的历史意识、严谨记录和写作规范，民间性质的历史著述往往更像小说故事，说唱传闻；作为存在于头脑记忆和想象中的口头叙述，富于缺乏规范的民间夸张，以及口头传说中的以讹传讹，令其无法区分于真实的历史记录，使得哪怕最严谨者，如希罗多德也无法避免其作品中的大量错误，夸张，虚假不实，张冠李戴，正如历代诸多历史学家的批评；修昔底德也无法避免大段伪造伯里克利的演讲，以及其著作中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各种历史动机的记录与推测之间的混淆难辨等。

 

 

 

2）另一方面，正因为历史意识和历史记录行为的官方垂范，古典中国的历史文化又具有广泛，普及，而又严肃的特性。这是西方不具备的。

 

 

 

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地方志，族谱，家谱，个人日志，这一庞大而又系统、严谨的全方位历史记录体系，对于西方历史学家而言是一种震撼。他们很难掩饰对中华文明这一特征的敬畏和羡慕。这种人文体系默默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力量，而且是一种深刻而又成熟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解释了很多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以及可以展望的将来，正如罗素、汤因比这些人所看到的。

 

 

 

 

仅就学术层面而言，之所以西方历史学家会因此而敬畏、羡慕，是因为古希腊以来，西方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类似的历史文化传统，直到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开创现代历史学。【利奥波德·冯·兰克（德语：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他主张研究历史必须基于客观地搜集研读档案?资料之后，如实地呈现历史的原貌，他的这种史学主张，被称作兰克史学?】

 

 

 

此前，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教会、文艺复兴时代的某些城市、乃至欧洲和英伦三岛的某些王朝历史文献都无法避免上述自发、偶然、个人层面的特点表现在历史资料搜集和著述，即便有官方介入也缺乏系统的历史资料的严谨性如古典中国，或者兰克以后（post- Ranke）的西方历史学。

 

 

 

3）不仅如此，正因为缺乏官方垂范的严谨精神，正因为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历史文献所具有的自发的、偶然性、个人性，也使得历史文献的伪造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格拉夫特（Anthony Grafton，1951- )指出，西方历史文献的伪造(Fogery)贯穿了西方文明2500年的全部历史。伪造催生了“揭伪”（Critics，或译为“揭伪学”）。事实上，“伪造”（Forgery）和“揭伪”（Critics）2500年来缠绕不休，”如同拉奥孔与蛇之间的缠斗”。【取典于”拉奥孔与儿子们”的群雕形象。拉奥孔的故事曾是索福克勒斯?的一部已失传的戏剧的主题。拉奥孔为了表明特洛伊木马?是一个诡计，用一把长矛刺向木马，不料被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或海神波塞冬?派出来的毒蛇绞杀，特洛伊人因而相信木马是用于献祭的圣物。】

 

 

 

正因为西方从来没有档案记录型历史的意识和文化，没有官方有意识地记录和保留历史文献的传统，所有（！）后来基于构建历史叙述的历史资料包括曾经有过的官方档案，个人著述等历史文献，都处于自然飘落于历史长河的随机存活或消失的状态。官方文书出于一时之需而作，人们写作出于即兴或随性，或个人爱好、兴趣和责任感，自发创作，自然传颂，这就带来创造与伪造的天然混杂不分，层出不穷。

 

 

 

格拉夫特在其新著《Forgery and Critics》（新版2019）中分析了历史相关的文献伪造在过去的2500多年层出不穷的原因，有多种：

 

 

 

 

 

 

 

 

 

 

 

 

• 造假骗人开玩笑（hoax）；
• 造假把自己的作品/文章说成过去某著名作者以便赢利，这一部分最多；
• 为了宣扬自己的理念，托名于古代大家；
• 为了宣扬古代某大家的理念；
• 出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觉得圣经表述不完备，自己伪造经文或使徒信件，为自己所坚信的信念提供证据（伪证）；
• 伪造历史文件证明自己/或者教会拥有合法财产；
• 伪造历史文件证明自己/甚至教会“自古以来”就拥有某种权利和权力；
• 伪造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来证明自己的历史判断，夸耀自身所在族群的历史荣耀；
• 伪造圣经历史文物；

 

 

 

等等不胜枚举。

 

 

 

文物和古董，以及其他领域的伪造尚不在上述所列。

 

 

 

如果伪造（forgery）一词与作者的主观欺骗动机密切相关，另外一种常常与伪造在客观效果上难分伯仲的现象就是错典（Pseudepigrapha，一般字典译为“伪经”，似乎不妥。）。错典指的是古代文献发现者将手中的古代文献错认为另外一个古代作者，通常是比较有名望的大家。比如色诺芬的《雅典政制》现在被认为是时代和姓名不详的另一位作者的作品，一直被误认为大家色诺芬所著。这类错认的历史文献数量同样庞大。

 

 

 

不过，西方历史文献最大的问题是，可能的真品与错典，伪造，等混杂在一起，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真假难辨。而判别真伪的标准也很有限，现在能识别出的伪作仅仅是现代技术和能力条件下所能识别出的一小部分。目前尚列于真品范围的文献依然有很多处于学者的争议之中。而构建西方历史所赖以采取的历史文献即来源于此真假已辨和难辨的文献库。很多已经被识别为伪的文献依然被广泛引用于历史教科书，如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讲》，亚里士多德的《论宇宙》等，西塞罗的《安慰（Consolation）》等。更不用说尚处于争议状态的众多其他文献。

 

 

 

Freeman Arthur （1938-）于2014年出版了一本书，《Bibliotheca Fictiva: A Collection of Books &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Literary Forgery 400 BC-AD 2000），上至古希腊出现文字书写时代开始，详细列出了西方历史上与文献伪造有关的书籍和手稿目录，跨越了2400年。这本书定义和描述了这些文献伪造的性质和流派。涉及到一些著名的骗局，作者还提供了对伪造者及其伪造作品比较具体的评论，包括他们的受骗者和最终的揭露者。当然这本书也涉及到了一些非西方国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一睹为快。

 

 

 

4）公平地说，伪造，如果我们在此仅关注历史相关的文献伪造，是人类世界的普遍现象。文献伪造哪里都有，中国也一样。

 

 

 

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文献伪造长期以来甚至直到今天，都是一个缺乏内在文明精神和内在文化机制约束的巨大存在。

 

 

 

更重要的是，西方历史的著述常常建立在这些可信性（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不高，不准确（low accuracy）或伪造（forgery）的历史文献之上。根本而言，构建而来的西方历史基于有效性（validity）不高的历史资料和古代历史著述，其真实性（veracity）就同样很低不高。

 

 

 

古典中国，正如前述，很早就有历史记录的传统。上古时期，巫史同源，均担负着与上天神明沟通的重大职责。及至后期分化出专职“记事之史”，其基本志向依然如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恪守“秉笔直书”，“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的职业道德，一丝不苟。博学广文，如司马迁，”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数千年的史官群体，兢兢业业，基本上都在践行与司马迁相同的理念：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

 

 

　　 

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中国史官群体，其志就是在于通过历史记载，达到整合孔子以后的天下秩序，延续自古以来的道统，学统和政统。这是一个极其严肃，庄严，和神圣的事业。

 

 

 

西方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类型的一批人。古希腊没有出现建立在世俗世界历史学家，以天道为己任，记载历史，从中梳理道德秩序。中世纪的欧洲确实有一批教士学者，献身于弘扬耶稣教义，但却不惜选择为了他心中（自己理解中）的基督教义，而歪曲历史真相，或者以假充真，或者编写伪经，伪造圣徒书信，不一而足。

 

 

 

不管怎样，西方世界由于缺乏历史意识，长期生活于宗教氛围，缺乏世俗人文道德价值中传世与不朽的动力，从早期直至19世纪之前，都没有确立严肃、庄严、神圣意义上的历史资料记录和著述传统。其历史文献的写作长时间里属于自发的、偶然的、个人的文学创作，故事传诵，宗教辩论，利益维护，甚至后来为了有利于证明西方中心论，而构建了一个西方历史，自古希腊起（甚至“溯源”到性质迥然不同的考古学产品如苏美尔文明），源远流长，宏伟壮观，可以征服一切的光辉历史形象，有助于精神殖民其他民族和文明。出于这些明确的世俗、宗教利益和征服的目的，因而文献造伪也就难免层出不穷。

 

 

 

 

 

接下来，向大家介绍一些著名和非著名的文献伪造案例，从中大家可以看到西方赖以构建各阶段历史（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直至20世纪）的历史文献在有效性、可信性、可靠性方面的实际状态，从而有助于判断历史教科书中其历史叙述的真实性。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