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古代历史文献有大量来自公然无中生有的捏造/伪造，与号称收集自民间和地方教会的历史文献鱼目混珠，难辨真伪。古代传说直接由历史学家或民间收藏家书写成文字，即迅速蜕变为历史文献。文艺复兴时期大量真真假假的历史文献与失去的诸多古代文明有关。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等只是其中的几个。本文以介绍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历史学者，文献和文物造伪家，维泰博的安尼乌斯为重点，考察他试图伪造古伊特鲁尼亚文明历史的失败过程，折射其他古代文明历史的构建过程无法舍弃伪造资料。本文再次讨论了西方历史造假作为一个规模巨大而又无可回避的历史学术现象，不是一个有或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应该得到合法化的问题。

 

 

 

【声明：本系列关于西方历史所涉及古代、中世纪、现代民族和文明的历史资料均来源于西方历史学者于18-19世纪以来基于构建型历史研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和其他公开出版物，本文作者在此加以引用不代表本文作者认可这一知识体系的可靠性，可信性，和真实性。本人致力于在西方历史学体系内部，检查其资料和写作的合理性，自洽性，可靠性和可信性。】

 

 

 

 

（三）

 

 

 

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rediscovery）”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然无中生有，从传说中的古代世界汲取灵感，炮制虚伪的古代文物和文献，作为某个古代世界/文明存在的证据。

 

 

 

实际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来说，古罗马、古希腊都属于传说中的古代世界。

 

 

 

传说中的古代世界，特点是，关于这些古代世界的知识都来源于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故事形式，包括口头传说（如英国的亚瑟王传说），形成文字之后的传说类“历史文献”，说唱（如荷马史诗，旧约圣经），个人收集的古代事迹（如希罗多德，李维的“历史”），以及以个人演说和回忆为内容的关于古代的事迹。

 

 

 

个人创作，如修昔底德的“伯里克利葬礼演说”，以及李维等人著作中的各种演说部分，等，现代历史学家们一般认为应该属于类似戏剧创作一类，本质上是历史著作者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演绎（演义）为演说形式，放在历史人物的角色身上，以历史文献的面目为世人所知。

 

 

 

个人经历的记述（如修昔底德，色诺芬，凯撒等人的著作）有合规的历史资料价值。至于作者以及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在多大程度上属于虚构的文学创作，则另有争论。

 

 

 

中世纪欧洲传说中的古代世界/文明除了古罗马、古希腊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文明。这些文明在中世纪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亚述，古迦勒底，乃至古亚特兰蒂斯一样，都属于丢失的、传说中的古代文明。

 

 

 

对于一个正在进入文明时代西方民族而言，历经8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教化，尤其13世纪蒙古帝国带来遥远东方厚重的人文历史的冲击，身上的原始而又野蛮的气息正在渐渐消除，向往文明。这使得西欧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来源充满好奇和追寻，就像从小被领养的孩子进入少年之后，自我意识觉醒，就会询问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来自哪里。

 

 

 

这些失传的古代文明正因为缺乏官方、权威、可信的历史文献记载，所以关于它们的叙述仅仅停留在传说之中。传说，即便写成文字，也不能成为历史。但是，西方历史教科书上有太多直接纳入历史的传说，仅仅因为完成了从口头到书面的转换。

 

 

 

严格来说，要想让这些传说具有历史意义上的可信性，学者们必须提供有说服力的原始文献或者可靠的文物证据。

 

 

 

事实上，西方学者完全明白这一点。问题是，有说服力的原始文献和可靠的文物证据太稀少。

 

 

 

这就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旗手如14世纪的彼特拉克等人开始寻求古罗马、古希腊文献和文物。因为他们，包括他们的雇主教廷以及官僚和贵族们，以及之后几百年的西方学者们，都需要寻找来自古代的资料，构建历史，满足西方民族对自身历史的好奇。

 

 

 

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现在关于古罗马、古希腊的重要历史文献都是在这一时期收集起来，放在意大利教廷和著名城市如佛罗伦萨的各种图书馆，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了解、构建古罗马和古希腊历史的依据。其中的真伪问题一直是后世学者研究的主题。这一时期以后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品一般都很容易被怀疑为伪造。

 

 

 

在这期间，文艺复兴时期这批学者们还试图构建另外一些古代失传文明的历史，如伊特鲁里亚文明史，只是没有成功而已，虽然其构建方法与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历史”基本一致，但因为太过粗糙（比如编造的故事与流行的传说版本相差太大，或者内容太过冒犯，或者不符合一些明显的历史事实如书写习惯和书写材料等），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涉及到地域利益等）而不能为所有学者或者主流学者共同接受，从而导致失败。而主导这些历史构建的学者，最终也只能以他们的“伪造”被揭露，从而身败名裂。

 

 

 

这里简要聊一聊被认为曾经与古希腊、古罗马同样辉煌，但后来同样消失的一段古代文明，伊特鲁尼亚文明，是怎样失去后世历史学家的青睐，没有得到充分的历史构建。

 

 

伊特鲁里亚（意大利文：Etruria），又译作伊特拉斯坎、伊特鲁利亚、埃特鲁里亚、伊楚利亚，是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古代城邦国家，地理范围相当于现今的托斯卡纳、拉齐奥与翁布里亚。在公元前6–7世纪之间，其城邦范围包括从波河河谷直至坎帕尼亚大区。伊特鲁里亚被认为是伊特鲁里亚人的国家，后被罗马人吞并，古罗马的伊特鲁里亚是其鼎盛时期。

 

据说，古伊特鲁里亚人在古希腊东方化的古风时期非常强大。希罗多德认为他们是特洛伊战争之后移居到意大利西北部的小亚细亚（今土耳其）的部分Lydia人。约公元前650年左右，伊特鲁里亚人主导意大利半岛，超过其他古代意大利民族如利古雷斯人等。他们的影响超越了伊特鲁里亚在波河谷和拉蒂乌姆的局限，达到坎帕尼亚，甚至能接触到意大利南部（包括西西里岛）的希腊殖民地。事实上，在一些伊特鲁里亚坟墓，例如托斯卡纳科梅纳（见卡米尼亚诺）的蒙特福里尼图穆卢斯，现代考古学家发现了他们与埃及贸易的实物证据——比如，埃及精细的彩陶杯。这种贸易要么直接与埃及进行，要么通过希腊或腓尼基的海上中介贸易进行。

 

罗马受到伊特鲁里亚人的影响很大。伊特鲁里亚诸国王曾经统治罗马，直到公元前509年，最后一位伊特鲁里亚国王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被赶下台，罗马共和国成立。现代学者认为，伊特鲁里亚人影响了罗马建筑和仪式实践，正是在伊特鲁里亚国王的统治下，罗马人建筑了国会大厦、克洛亚卡马克西马和萨克拉街等重要建筑。

 

伊特鲁里亚文明是早期共和罗马引入希腊文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十二位奥林匹亚神灵、橄榄和葡萄的种植、拉丁字母（改编自希腊字母）、建筑（如拱门）以及下水道和排水系统等工程元素。

 

语言方面，伊特鲁尼亚人使用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不属于印欧语系。伊特鲁里亚语消亡之后，人们不再传抄他们的文字。考古学家只能从伊特鲁里亚人刻在牌匾、界碑、手镜、花瓶、石棺、钱币或其他文物上的铭文中找到一些伊特鲁里亚文字的记录，但其中大部分文字记录只是关于丧葬的只言片语，如死者的姓名等，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文字相当少。只有零星文字记录，但无具体成章的。伊特鲁尼亚语似乎采用希腊字母，但无法解读。目前能够获取的文字是从存世的近千块石碑上取得的。在罗马历史里对这些文字基本无记载，仅在部分宗教仪式里，采用了部分文字，后逐渐也消失了。19世纪以为匈牙利官员在埃及发现了一块用来裹木乃伊的亚麻布，上面有整篇的文字，起初人们以为那是埃及文。1892年，德国学者“鉴定”出，这些文字是伊特鲁里亚文。然而由于没有相应文字对照，至今这些文字依然无法辨识。

 

伊特鲁尼亚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相互交融。他们有与希腊相似的神祇。并在雕刻与绘画中有明显模仿希腊艺术的痕迹。他们的宗教仪式、建筑、城市设计、风俗，甚至文字等又影响了罗马文明。伊特鲁里亚人遗留文物之特色主要留下的是大量的坟墓及其随葬品。

 

出土的壁画、石棺上可以看出，伊特鲁尼亚人注重饮食文化，喜好宴会场面；有各种器皿出土；盛产各种粮食与水果；食用动物品种繁多，母牛、绵羊等；开始使用香料为佐料，还食用野味；金枪鱼、是最常见的食用鱼类，并食用乌龟蛋；出土大量烤具，如烤炉、铁夹、铁钎、炖锅等；用手抓食品，用面包擦手去油，用浸过香料的水洗手；能常见到斜靠着，或躺着吃饭的姿势；常开宴会，有音乐、舞蹈伴奏，有各种乐器；喜酒，有各式酒器出土，并喜欢喝凉酒，采用深埋来保持酒的新鲜。

 

男性服饰多为长袍式，并有披肩；女性多为长袍、束腰，并有斗篷，面料轻盈带绉折；鞋的种类繁多，带有帽子。今日的TOSCANY地区还能看到一些这样的服饰。珠宝首饰制作工艺发达，技艺精湛。

 

宗教方面，伊特鲁里亚亦是个迷信的民族，宗教仪式及祭祀仪式周密繁复。他们关注

 

自然现象；建立祭坛、神庙等；用动物的内脏获得预言；相信人的生老病死等法则；开设有专门培养占卜人士的机构。

 

伊特鲁里亚人认为宇宙是个十字架，分成四个部分，分别有各自的吉凶。东方为吉（东北最吉）南方为土地神、自然神西方为阴沉的地狱（西北地区最凶）；伊特鲁里亚人非常宿命，认为人无法战胜自然；人有七次十二个周期，无法超越这个年限。因而对死后世界非常着迷，有来世信仰；他们采用火葬；有些采取骨灰瓮形式安放，有头盔形、房屋形、人形等。有些还用石棺（集中在伊特鲁里亚地区中部及南部，TOSCANY地区），初期采用陶土制，后采用石料。棺上有盖，盖上塑人像，斜靠状，石棺上有浮雕，多记载宴会歌舞场面，或是神话故事。坟墓内有壁画，内容与石棺上相似；考古学家发现正规墓区，有规则、秩序。

 

 

 

按照历史教科书对伊特鲁尼亚文明的上述这种描写，它应该是一个可以看作与古风时期的希腊文明程度不相上下，并且实际上启发古罗马的一个重要文明。在古罗马和古希腊历史尚未构建并且进一步润色，加工，打磨到目前这样的光辉形象之前，尤其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伊特鲁尼亚文明在“历史”地位上不低于这两个同样失传的，同样处于传说状态的文明。彼时，人们对这三种文明的研究和发掘，采用了大致相同的模式，即文献的“重获（recovery）”，文物的“发掘（unearth）”，以及对这些重新发现（rediscovery）的诠释（interpretation）。

 

 

 

但是，古伊特鲁尼亚最终没有得到如古希腊、古罗马一般在现代西方历史教科书中的地位。这很难说是因为它没有留下与古希腊、古罗马可媲美的辉煌历史资料。因为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的这些资料在多大程度来自虚构（fiction），伪造（forgery），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西方历史学家都是很清楚的。

 

 

 

伊特鲁尼亚的古文明没有得到同样高度的确认，那么，努力推广这一文明的学者们就只好失去在历史研究领域的风光，甚至身败名裂。他们为了鼓吹这一文明的努力也就失去了主流社会的加持和保护，无从掩饰地暴露出其赤裸裸的伪造原型，狼狈不堪，遗臭万年。

 

 

（四）

 

 

 

伊特鲁尼亚相当于今天意大利托斯卡纳和维泰博地区。这里要介绍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考古学家，15世纪维泰博的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和17世纪的库齐奥（Curzio Inghirami），都来自这两个地区，都具有鲜明的地方主义情结，为了给自己故乡增添光彩，伪造伊特鲁尼亚历史不成功，反而为其所噬。

 

 

 

维泰博的安尼乌斯（拉丁语：Joannes Annius Viterb(i)ensis；1437年1月5日-1502年11月13日）是一位意大利道明会（Dominican Order）修士、学者和历史学家，原名维泰博的Giovanni Nanni（Nenni）。现在，他在西方主流学术界以捏造历史，伪造文献和文物而闻名于世。国内学者诸玄识先生指出他与古埃及史的伪造密切相关，这是正确的。但至少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有不少学者坚定为之辩护，认为他的一些著作并非伪作。更甚而有之的是，一些西方历史学界的重磅级人物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Erasmus，J.J. Scaliger，在明知他的文章所述不实的情况下，依然引用这些不实资料，

 

 

 

安尼乌斯是一位资深多米尼加教派教士。他从圣玛丽亚·索普拉·密涅瓦的普通研究院（the studium generale at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获得神学硕士学位，该学院是圣托马斯学院和安杰利库姆圣托马斯阿奎那宗座（教廷）大学（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PUST】)的前身。在1466年之前的某个时候，他在校担任讲师，受到西斯都四世（Sixtus IV和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的高度尊重；后者于1499年任命他为圣宫住持（Master of the Sacred Apostolic Palace 【Latin: Magister Sacri Palatii Apostolici】）。

 

 

 

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安尼乌斯高调声称自己精通东方语言。Jones Hopkins University 现代语言和文学教授沃尔特·斯蒂芬斯（Walter E. Stephens）在《Giants in Those Days: Folklore, Ancient History, and Nationalism (Regents Studies in Medieval Culture)》一书中说：“他在闪米特语言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甚至曾经被其他头脑清醒的教会历史学家高度赞扬，而这完全是虚构的（安尼乌斯压根儿不懂闪米特语）。”安尼乌斯还声称能够阅读伊特鲁里亚语（Etruscans），而这也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安尼乌斯是维泰博（Viterbo）人。维泰博据说是伊特鲁尼亚文明的中心城市。安尼乌斯似乎并没有如同后来的彼特拉克，波焦等人在发现和伪造文物方面追求财务自由的证据。他并不好财，所以 他伪造文献和文物可能并不是为了卖钱。但他似乎比较好大喜功。这不但表现在他喜欢吹嘘自己的才学，同时还表现在他的家乡情结。他编造了一个自大洪水以来的故事，让他的家乡维泰博因为伟大的古代伊特鲁尼亚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而光芒四射，会给他带来无限的喜悦和不可征服的骄傲。他与他的同乡友好都有一种热爱家乡的伟大热情，希望世人相信维泰博因为伟大的古代伊特鲁尼亚文明而鹤立鸡群。

 

 

 

他最精致的一场考古学骗局发生在1493年秋天维泰博地区的一个葡萄园。在那里，他主导了一场奠定了未来西方历史研究方法学革命的考古学挖掘。据略晚于他的历史学家、文物收藏家，金币学家，大主教奥古斯丁（Antonio Agustín, Archbishop of Tarragona 【1517-1586】）在《对话（dialogues）》一书中披露，他事先准备好了一批铭文石碑，并用某种方法“盐腌”过，以使其看起来很古老，埋在一处他知道即将动工开挖的工地下面。在估计到工程即将进行到他埋藏铭文石碑地点的时候，他便赶到工地，为的是怕工人们挖不到。他告诉在场人员，说他收藏的一本书里说到这里是一座人类历史上最早古庙的遗址，比罗马建城要早2000多年，地下一定有很重要的东西。果然，不久工人们就挖到了那块石碑。他立刻装出很惊喜的样子，扑上前去，有模有样地认真拷贝上面的铭文，并立即叫人跟他一起将石碑送到市政府，信誓旦旦地告诉市政府官员（长老）们，说咱们维泰博出大事了，发现惊天动地的文物了。他说这块石碑表明，维泰博是Isis and Osiris（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流传甚广的生殖女神/男神夫妇）创立的。由此证明维泰博是一座人类历史上极端重要的城市。

 

 

 

1498年，安尼乌斯首次出版了一本对于他一生而言最重要的著作，展现了他天才而又精妙地“重新发现”古代历史的成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震撼了世界。这本在罗马印刷的《Auctores vetustissimi》由17个据称是古典文本组成的选集，约300多页，而实际上所有这些文本都是他自己写的。在书中，他假借一些著名古代历史学家的名义，包括Berosus，Fabius Pictor, Cato, Manetho 等人，虚构了涉及罗马，伊特鲁尼亚，意大利，希腊，埃及，巴比伦，迦勒底甚至犹太的古代史。声称伊特鲁尼亚语是犹太希伯来语的前身，而当时没有任何人能说伊特鲁尼亚语包括他自己。他声称能说希伯来语也被后人指为作假。

 

 

 

正如奥古斯丁关于碑铭的故事所反映的，安尼乌斯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家乡维泰博,努力用虚构的资料（如这部17卷本的被后世学者称为《Antiquities》的伪作）证明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甚至比巴比伦还古老，而巴比伦因为通天塔（Babel tower）的缘故一直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被广泛认为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安尼乌斯想证明伊特鲁里亚人是诺亚（Noah）最宠爱的孙子科默斯（Comers）的后裔。诺亚就是《圣经》记载的全世界唯一借助方舟逃脱大洪水的那个人，后来扎根在维泰博地区并统治伊特鲁里亚人，教他们各种魔法和科学的学科，使他们区别于世界各地其他人类。事实上，他认为伊特鲁里亚人是世界上最博学和最虔诚的人，甚至比希伯来人在博学和虔诚方面开始有别于外邦人（gentiles）之前。

 

 

 

他声称伊特鲁里亚语是希伯来语的一个古老版本。伊特鲁里亚人因而毫不奇怪就是维泰博人。诺亚就是伊特鲁里亚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主教，而诺亚的虔诚则表明他作为真正的罗马教皇远在异教的罗马建立之前，而基督教几乎是多余的。这就引发了全基督教包括犹太教世界的众怒。

 

 

 

他的这些描述表明伊特鲁里亚人以及维泰博镇在人类从远古走向今天和未来的过程中发挥了中心地位的主导作用，声称维泰博是伊特鲁尼亚国神沃尔图姆纳的法努姆（圣地）（Fanum Voltumnae）。他说这些历史已经消失了很久，但是被他发现了。他在上述文中描写诺亚在圣经洪水108年后殖民了意大利，创造伊特鲁尼亚帝国帝国，以一个祭司身份统治世界，从古代伊特鲁里亚人一直延伸到古典罗马时代，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而教皇便是诺亚全球统治的合法继承人。这个故事编得太过自我中心，无法与流行的其他版本的传说故事如旧约圣经相匹配，冒犯了其他传说拥有者的尊严，是否因而成为后来被人们遗弃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安尼乌斯的这本书很轰动。安尼乌斯“找到”的这些文献和文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第一，在他以前，西欧地区没有出土过古代古代手稿和铭文，更不用说用这些直接来自墓葬的古代手稿和铭文、文物直接证明古代文明。而且，第二，这是罗马历史学家李维（Livy）以来，人们首次发现他的作品中五次提到的圣地，Fanum Voltumnae。至少从15世纪开始，现代历史学家一直在寻找沃土姆纳，但圣地的确切位置仍然未知。李维确实曾经描述过伊特鲁里亚领导人在圣地举行的会议，特别提到了两个团体申请协助Veii市发动的战争的会议。

 

 

 

安尼乌斯的影响是巨大的。虽然他的著作很早就被人质疑，大约在他去世之后就遭到同时代和后世学者的广泛攻击和揭露，包括他同时代但略年轻的Erasmus, 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 以及更晚辈的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Juan Luís Vives, Beatus Rhenanus, Melchior Cano, J. J. Scaliger and Isaac Casaubon等。但是更多学者普遍接受了他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思想，包括发掘文物的考古方法，虽然他自己的考古学挖掘产生的都是虚假证据。而实际上，以历史学研究为目的的考古学研究其实是从他开始的。诡异而又不难理解的是，后世考古学界在完美继承他以考古证据治学的严谨学术思路的同时，也完美继承了他考古过程中的作假，乃至完全伪造的风格。祖师如此，后必效焉！

 

 

 

这是本文行文至此的重点敲黑板内容：安尼乌斯开创了历史研究的考古学方法。后世学者在否定他伪造考古证据的同时，正面肯定了他强调明确的书面文献，文物，出土铭文的历史研究方法。但是，从他之后直到今天的西方考古学的学科风格和具体实践来看，西方学者们果真在实践上完全否定了他伪造证据的治学学风了吗？没有！至少事实证明，西方历史和考古学界的伪造之风愈演愈烈，至今不绝。

 

 

 

（以下来自网路）

 

 

 

回顾世界考古史，最臭名昭著的造假事件要数英国的“辟尔唐人”事件。1911年，英国一个名叫查尔斯·道生的古物收藏家和考古爱好者声称在南部苏塞克斯郡的一个砂石坑中发现了一些人类的头骨碎片，随后道生又和古生物学家在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又找到了一些头骨碎片和半块下颌骨。这些碎片的发现曾一度被认为填补了从猿到人的纽带空白。这些“化石”以当地村庄名被命名，被称为“辟尔唐人”。

 

　　报道称，然而，40多年以后，一些英国科学家利用形态学、含氟量分析、物理测定、化学试验等手段对“辟尔唐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所谓“辟尔唐人”的头骨是晚期智人的，下颌骨和犬齿是用现代类人猿的材料制作而成的，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有人工刮磨的痕迹。曾在国际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的“辟尔唐人”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骗局。

 

　　1991年，一名历史学和洞穴学专业的学生塞拉芬·鲁伊兹声称在西班牙北部的苏维亚尔达洞穴遗址发现了冰河时期的岩画，距今约有1.3万年历史。然而，就在这一发现被公布后不久，来自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考古学家们提出了岩画中的动物在欧洲南部的灭绝时间与岩画追溯时间存在矛盾的问题。随后，通过科学分析，科学家们还发现这些洞穴岩画使用的颜料中存在有机物和人工纤维，无疑是造假的作品。所谓的“发现者”鲁伊兹在骗局败露后退还了当初收到的1250万比索的奖金。

 

2018 年西班牙《趣味月刊》7月号刊登题为《被怀疑的考古学》的文章称，英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梅拉特1962年在土耳其发现了著名的加泰土丘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9500多年，是目前已知的人类最古老定居点之一。不过，瑞士考古学家灿格日前经梅拉特儿子同意在其故居寻找未公开的考古资料时，却意外发现其中藏有梅拉特伪造的壁画和碑文，这些东西此前被伪装成是在加泰土丘遗址发现的。梅拉特的部分考古研究涉嫌造假的事实也被曝光，尽管2012年去世的他已无法为此承担责任。

 

报道称，这起事件震惊了整个考古圈。灿格在发表于美国“趣味”科学网站的一篇研究报告中指出：“很显然，梅拉特在某些方面是天才，但他将才华用错了地方。他的行为对该领域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其实，这些被揭露的考古造假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造假事件只不过没有被揭露而已。有些很明显的考古学造假事件，因为种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包括学术界内部互相包庇，造假学术机构自身势力强大，而无法得以揭露。比如，2019年英国西伯克郡东南部的博克斯福特小镇出土据称1600年前的壁画，其中的作假痕迹只有中国大陆人才能识别。

 

 

 

以下是“网易”2021年4月20日的一篇报道《英国出土千年壁画，发现5个简体中文：“吉姆在这里”，引发热议》，摘录如下：

 

?

 

 

英国西伯克郡是东南部一个古老的城镇，这里虽然没有庞大的城市群，却有13个镇，而西伯克郡就占了两个小镇，数千年前，罗马人就在这里驰骋，留下了不少的罗马文化。

 

2019年，人们在博克斯福特小村庄里面发现了一座1600年前的罗马遗址，虽然不是大型古墓，其出土的文物却价值非凡，英国媒体称其为：半个世纪来，最伟大的发现。

 

英国考古人员发现的是一幅壁画，这幅壁画被称为“马赛克画”。

 

“马赛克画”是用一些黑白相间几何图腾拼接起来的，其做工考究，艺术相当高，因此成为了贵族们竞相追捧奢侈品。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制作“马赛克画”以来，现存的“马赛克画”不超过3幅，可想而知这幅壁画价值所在，也难怪英国考古人员会如此激动。

 

考古人员花费了10天的时间，一点一点清理了壁画，经仔细评估、研究发现这是一座，长宽均为6米1600年前创作的马赛克画，艺术程度更是极为罕见的精品。

 

壁画所讲述的是古希腊奥运会的起源，宙斯的孙子佩洛普斯，参加伊利斯国王设下的战车比赛并迎娶公主的故事。因为场面盛大，慢慢就演变成了奥运会。

 

除了壁画以外，还出土了一些零零星星小物件，有小型的人石像，石猫以及一些手工制品，最值得注意是其中一块小石板，如果仔细看，你就会发现上面雕刻了五个汉字：吉姆在这里。

 

一看到英国文物撞脸简体中文，有人就觉得是恶搞，不过太阳报、BBC、英国早报等权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如果是恶搞那就真是“大头”了，恶搞的可能性非常小，难道1600年前，就存在简体中文吗？

 

要知道汉字简化起源1922年，就算古人也有用一些简化汉字，但是它怎么会出现在英国遗址当中。

 

英国考古人员对此也进行解释，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是简体汉字，只是古人在创造的时候，雕刻的粗糙一些罢了。

 

 

 

类似的明显作假，却为西方考古学术机构坚定否认的案例不胜枚举，恕本文在此打住。

 

 

 

安尼乌斯的这种好大喜功，自吹自擂，不懂装懂的虚伪学者之风在文艺复兴时代其实并非偶然。作为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实际奠基人，虽然因为伪造的劣迹而终于不被主流学界认可，却同时成为考古学和伪考古学的奠基人。

 

 

 

安尼乌斯这种开风气先的虚假考古挖掘，严重影响了后世西方考古学家的治学态度和风格。以至于我们今天在了解安尼乌斯这一西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泰斗级别的人物之后，有充分的理由质疑早期西方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发现是否真实。

 

 

 

比如，在他去世之后大致100年左右，伊特鲁尼亚地区的Tuscany，一位青年贵族库齐奥（Curzio Inghirami，Dec. 1614 - Dec. 1655）受安尼乌斯的启发，制造了一系列的文物伪造事件，声称在他家庄园附近发现了90多个被称为scarith（一种由黑泥或沥青与毛发混合构成）的空囊，里面装有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伊特鲁尼亚文明被罗马所灭之前的一位祭祀写下的预言和相关历史，造成当地官员和学者的轰动，并引起西方历史学界的普遍关注。相关故事细节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就不展开讲述。读者可以自行查找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意大利圣母大学古典建筑系（University of Notre Dame’s School of Architecture）教授Ingrid D. Rowland 所著《The Scarith of Scornello A Tale of Renaissance Forgery》。

 

 

?

 

 

 

Curzio 的这一伪造很快就被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位来自奥图曼帝国，希腊裔的博学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无情揭露而彻底失败。他没有能够如愿获得名声和尊重，却在后来的二十几年里被迫不断为自己的谎言辩护，不得不编造更多的谎言，以至于最后身败名裂，郁郁寡欢，以41岁的英年早逝。但他所虚构的相关伊特鲁尼亚地区的历史依然被一些严肃的历史学家引用。最近的一次引用甚至发生在1965年。

 

 

 

西方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伪造虽然在学术伦理和规范中正确地处于被否定的状态，但在实际学术活动中却屡禁不止，在多大程度上令人质疑西方的历史构建过程不可信性，必定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话题。对于富于严谨历史记录传统，罕见大规模历史和考古造假的中国学者和历史爱好者而言，如此广泛、常见、高层次、无所约束、精心设计、涉及从教廷到世俗官方机构的大规模造假参与构建的历史，必须属于不可信的D级历史叙述。

 

 

 

正如本系列（7）曾经指出的，如果说伪造文献，伪造证据，伪造文物可以发生在所有地区的人类文明，那么，以中国为例，这样的伪造是边缘性的，不入流的，为主流社会所抛弃和鄙视的。而在西方，这样的伪造发生在西方文明的核心层面，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系统性的，乃至文化性的，甚至历史哲学性的，具有学术合理性。简无思：虚假和伪造的历史文献（上）———西方历史的幻灭（7）

 

 

 

然而，令中国读者无法理解的是，西方主流学界虽然不再接纳安尼乌斯等人，但安尼乌斯式的造假行为却在最近几十年得到了不少主流学者的辩护，甚至形成了一套宽容的说辞。

 

 

 

比如，英国利兹都会大学的Nick Temple在2002年第二期的《Public Archaeology 》中发文“Heritage and forgery: Annio da Viterbo and the quest for the authentic”为安尼乌斯辩护。文中，他探讨了从文艺复兴到现代以来历史“伪造”在西方文化历史遗产的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

 

 

 

Temple专注于安尼乌斯的作品，探讨了这些虚构的构建对罗马和其他地区的地志（topography，自然和人工建筑的描绘）的象征性影响。他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伪造并不总是被视为不诚实的行为，有时是为了揭示更高天意秩序的必要过程。这种以对神圣恩典的信仰为中心的秩序构成了一种无处不在且开放更新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他强调，伪造不是破坏这一历史传统，而是为这一崇高天意秩序的揭示提供服务。现代学术界关于“伪造”的观点在技术和工具层面，基本上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虚构、再发明，反而否定了这种假设中的历史传统，而这种传统本来应该得到发扬光大，哪怕基于虚构。他认为，Annius的伪造方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明历史资料学方面的调查应该怎样才能恰当地与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思想并行不悖，双管齐下，即，考古事实与考古想象相辅相成，互不偏废。他说，伪造这一概念和历史真实遗产之间的关系，说法不断变化，实际上是历史作为一种“神话-历史”世界观过渡到历史资料客观性的一种表征。也就是说，历史原本是关于人类起源至今的一种虚构神话和实际历史之间的混合，现在历史学追求历史资料的客观性，有点勉为其难，而安尼乌斯式的伪造只不过是这种勉为其难的外在表现而已，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的。

 

 

 

这就与本系列在前文提到的汤因比为虚构历史辩护遥相呼应了。

 

 

 

正如本系列（4）提到的：简无思：构建而来的西方历史——西方历史的幻灭（四）

 

 

汤因比认为，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有三个主要方式，而这三个方式体现了三个不同的历史研究阶段或层次，1）观察和记录（ascertainment and recording of facts)，2）总结规律(elucidation of general laws)，3）虚构（fiction）。

 

他认为观察和记录历史现象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其目的是总结关于历史的科学规律。而实际生活中的历史现象是不可能得到完整而又真实记录的，所以，在总结了历史规律之后，虚构反而可以重新叙述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

 

所以，汤因比说，正因为如此，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虽然有很多虚构（fiction），但正因为这样的虚构，才使得他所描述的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比枯燥无味，残缺不全的历史事实更显得真实可靠，更能反映出罗马帝国的衰亡作为历史规律的必然，更符合罗马帝国的历史真相。

 

同样，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英国史》虽然有诸多不确实的”事实”，但它“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国历史。

 

 

 

Temple在这里以天意秩序为由为伪造历史，伪造历史文物辩护，意思是，这种伪造维护了天意秩序在历史叙述中的表达，是神圣的，宗教意义上的，因而是正当的，是必要的。

 

 

 

这又呼应了本系列（7-上）所引述北卡大学宗教学教授Bart D. Ehrman所说，中世纪教会伪造案中，出于信仰和传教的崇高目的而伪造，伪造因而具备了正当性和必要性。

 

 

 

现代学界出现这一为伪造历史辩护的倾向，一方面反映伪造和伪造历史在西方历史构建中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这一伪造在其历史构建中的必然性，和来自宗教信仰和历史哲学层面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因而是不可避免的，必需的。

 

 

 

这也就再次说明了本文作者在本系列前面几篇文章中提到的，西方历史构建过程中的虚构和伪造不是一个有或无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正当的问题，正如这几位学者竭尽全力为伪造辩护的那样。

 

 

 

汤因比和Temple显然认为，不仅仅那些古代历史学家的虚构和伪造因为出于他们自身的正当理由所以可以理解，而且，这样的理由是如此正当，虚构和伪造可以作为一种合理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取得正当地位，因而是合法的。虚构和伪造合法化，意味着西方历史从古至今乃至未来都可以讲之适用于历史构建。

 

 

 

这就彻底解构了西方历史在事实层面的可信性。

 

 

 

西方历史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历史，那么，它只能是一种创造，一种艺术品，一种不能区别于想象和臆造，服务于历史学家心目中天意秩序和历史规律的文学编排和艺术创造。

 

 

 

这样的西方历史，作为history，我们没法说什么。但如果表述为中文“历史”，是极其不恰当的。

 

 

 

西方历史，因其历史方法学层面，历史规律层面，和信仰层面所赋予的普遍虚构和伪造，因而可信性必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巨大问题。

 

 

 

安尼乌斯所在的年代正如学界公认是一个虚构和伪造辈出的年代。事实上这一虚构和伪造直到现在依然屡禁不止，这与上述学界在基本良知的禁止下依然出现为之辩护和合法化的种种理由有关。这就导致一个显然无人可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除了安尼乌斯、库齐奥等学者毫不留情地被学界抛弃，以历史伪造者的面目载入史册，是不是还有很多同样的的学者及其著作堂堂正正地留在主流学术殿堂里，接受人们的敬仰乃至朝拜？

 

 

 

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我们这里举的两个例子并非所有人都持否定立场，将他们归为历史学界的负面人物。正如前面提到的，他们直到上世纪中叶甚至今天都还有人为之辩护或者更有甚者，引用他们的著作作为历史依据。

 

 

 

前面提到的揭露库齐奥的那位来自奥图曼帝国（继承前拜占庭帝国疆域）的学者，Leone Allacci （1586-1669，希腊人，母语为希腊语，9岁来到意大利，在当地希腊语学校学习，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曾经揭露多部流传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为伪造；卢克来修的《物性论》曾受到质疑是彼特拉克找到希腊学者创作的赝品或伪造；李维（Livy）的《历史》中有不少受到怀疑是伪造；塔西陀的作品被很多人怀疑是波焦的伪造。类似的质疑太多了，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原因只有一个：几乎所有西方古代“历史文献”，无论在上帝眼中的真假如何，严格说来，都属于来路不明，因而真假难辨。

 

 

 

这些指控不一而足。但令那些被指控的作品最终能站住脚的原因并非大家相信他们不是伪造，而是这些作品本身具备令人难以割舍的哲学，历史，科学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伪造品本身很精美，人们会倾向于将它当作真实作品，哪怕明知那是赝品，哪怕将它归功于错误的作者。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文集就是其中最好的例子。显而易见的现实是，亚氏和柏氏不可能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写出如此丰厚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本身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人们不愿意也不会轻易将其扔进垃圾堆。但如果没有其他更可信的作者领取他们的作者，大家也就方便地让这两人享受”托马斯效应”：富有者会得到更多。

 

 

 

同样的道理，塔西陀的《历史》，修昔底德的《战争史》和《演讲》，内容如此精彩，所以没人会追究它们的作者到底是谁，是否由同一人完成这些作品，归功于修昔底德好了。

 

 

 

但是，如果中文读者真的不知底细，按照阅读精确中国历史的习惯，以为这些名义上的作者历史上实有其人，恐怕十有八九乃至更多，都会犯错。阅读西方历史的诀窍是，知道它虚虚实实，那就虚虚实实地去读。不可以将这些作者的名字，出身年份和地点当绝对的真实。因而，也不可将西方历史教科书中的年代当真以为真实不虚。

 

 

 

西方历史尤其古代史，没有可能具备高可信度的真实。正如今天我们看到的安尼乌斯事迹，几乎都是从传说加工/虚构/伪造/发展而来。因为中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无一例外，都不是来自官方严谨的即时记录累积而来；绝大多数都是私人作者后世“调查，询问构建而来”（见本公众号其他文章，参考“history”原始定义的讨论）。

简无思：西方历史的构建性质和可信性分析

简无思：两种历史类型 

 

 

 

这是为什么西方资深历史学家都知道，西方历史，供研究而已，可以享受研究中思辨的趣味，就真实性而言，无法与小说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