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0年来，千年积累而来的档案型中国历史不断遭受践踏和攻击，被污蔑为虚假。与此同时，虚夸不实的构建型西方历史却在中国大行其道，确立光辉伟大的形象。在文明和民族利益冲突、竞争的背景下，维护自身民族的历史，就是维护自身的精神传统和民族生命的根本；揭露一个征服民族虚夸不实的历史，就是化解这个具有侵略意识的民族借此构建的具有征服能力的精神武器。

 

 

 

 

 

 

 

【请读者注意，本号完全免费。关注本号即可阅读本号所有文章。任何就本号文章的收费行为，均属于非法，请及时与本号联系】

 

 

 

 

 

 

 

澄清历史本来面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历史承载着一个民族和文明的精神传统，是一个民族和文明生命的根本。

 

 

 

在文明和民族利益冲突、竞争的背景下，维护自身民族的历史，就是维护自身的精神传统和民族生命的根本；揭露一个征服民族虚夸不实的历史，就是化解这个具有侵略意识的民族借此构建的具有征服能力的精神武器。

 

 

 

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历史在精神层面的重要性：它有助于凝聚民族的向心力，生命力，延续力；有助于强化自身征服自然的意志和智慧；有助于抵御外族侵略，保护民族生存于乱世。

 

 

 

历史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的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哪里？贯穿这三个问题的背后是文明层次的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能否生存，能否战胜各种来自自然和人类的挑战，能否繁衍不息，取决于它是否有一个强健的民族精神，后者会赋予这个民族以强大的自我意识，使其清晰认识到自己是谁，从“自发”而懵懂无知童年般的存在进入“自为”而清楚地了解自己在宇宙时空中的位置，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怎样做到，并且做好。

 

 

 

中国是人类文明中，消失的与现存的，唯一一个具有明确证据，从远古的黄帝时期便开始拥有明确历史意识，拥有历史记录传统，拥有成熟而又丰富历史学的一个文明。

 

 

 

中国是发明历史记录和历史学的国度。

 

 

 

正因为中华民族自黄帝时代就关注这三大核心问题，所以才会产生文明、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意识，才会出现面对过去的祖先祭拜、面对当下的历史档案记录，面对后代的历史著述。

 

 

 

祖先祭拜，历史档案记录，历史著述，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意识的一个完整实践，完整地保护了中华民族从过去，到今天，到未来的绵延传承和发展，也构成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中断文明的文化原因。

 

 

 

历史意识赋予了中华民族在民族和文明层面生生不息，世世不止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顽强不屈的意识，使得我们能够拥有近5000年不中断的历史，积累丰厚的历史经验、面对来自各种自然灾害，各个民族的挑战和侵犯而永远屹立不倒。

 

 

 

祖先祭拜，是历史意识的一种表现和实践。如果说纪录历史，保存历史档案，撰写史书，是历史意识在文字和学术领域的一种实践，那么，祖先崇拜就是历史意识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实践。

 

 

 

祖先祭拜（ancester tribute) 是一个民族承上启下的心灵（mind，psychology）生活和精神（spiritual）实践。与理性层面的历史回顾和经验总结一样，它有助于在意志和情感层面从过去的历史获取强大精神能量，战胜当下一切困难，以胜利的姿态走向未来。

 

 

 

西方世界没有相同的传统。因为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都缺乏历史意识。

 

 

 

在西方，与祖先祭拜平行的精神实践（spiritual practice）是宗教崇拜（religious worship）；与理性的历史意识无关；宗教信仰的理性部分存在于神学逻辑体系，两千年来的实践表明，两者融洽度不高。

 

 

 

西方人在试图理解这一陌生的文明现象时，把基于历史意识的中国祖先“祭拜”扭曲为具有宗教含义的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

 

 

 

这是非常错误的。

 

 

 

祭拜(paying tribute)，是对同为人类的已经逝去的祖先表达尊重的一种心灵生活方式，是一种世俗生活的精神传统，跟记载祖先事迹的历史著作一样；是人类世俗生命和生活在精神和心灵层面的体现。

 

 

 

崇拜，是西方语言中worship一词的中文翻译，即宗教崇拜，意指人类在神面前的谦卑和仰望，向往天界，脱离世俗。

 

 

 

宗教崇拜在犹太传统，具有祖先祭拜和上帝崇拜的双重性质。犹太教是具有历史和宗教双重成分的一种心灵生活和精神实践。世界上也只有犹太人能够拥有与中华文明相比拟的历史意识，慎终追远。虽然他们在历史档案记录和历史著述远远比不上中国历史的完整。具有历史意识色彩的祖先崇拜包含在犹太教，是犹太民族能够延续至今而没有被历史长河湮灭的主要原因，或者核心原因。

 

 

 

这个世界，只有犹太民族在民族和文化的悠久生命力方面可与中华民族相提并论。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千年如一日的祖先祭拜。

 

 

 

但是，犹太教派生而来的基督教不具备祖先祭拜的成分。因为亚伯拉罕不是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也不是古希腊、古罗马人的祖先。基督教对于西方民族仅仅作为从外族引入的一个宗教，借助神学解释，起到统摄民族心灵，规范精神秩序的作用。

 

 

 

上帝崇拜（God worship）作为一种宗教实践，在中文世界的对应是“敬畏天地”。与西方的人格化上帝不同，天地精神是非人格化的、超越人性的普遍意义上的上帝。人格化上帝则具有全部的人类情感，正面和负面。所以，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化上帝是人类内在情感的潜意识投射在外部所形成。

 

 

 

将祭拜等同于崇拜包含着一个巨大扭曲和贬抑。因为崇拜在西方文化里，还暗含着否定：对正神上帝的崇拜是允许的，但崇拜的如果是任何其他对象都属于偶像崇拜，都是错误行为。中国的祖先“祭拜”，不，祖先“崇拜”，没有崇拜正神上帝，而是崇拜祖先，面对祖先的画像或者牌位跪拜，就属于偶像崇拜，所以是错误的。

 

 

 

用这种概念替换和推理，西方传教士歪曲并贬低了中国祖先祭拜的意义和价值。借助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失败，西方势力成功地在中国洗脑了一大批中年和青年，开始了一个至今长达100多年的历程，连绵不断地致力于否定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抽掉中华文明的精神脊梁，形成精神真空，全方位拥抱西方文化和信仰体系，彻底皈依西方文明。

 

 

 

遗憾的是，主流中国官方学者自民国时代起，没有人看穿这一点。从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员，到学术界，大家都人云亦云，心甘情愿地捡起这顶“祖先崇拜”的帽子戴在头上，展开自我批判，否定历史，在不知不觉之中矮化乃至丑化中华文明以理性主义的历史意识为核心内容的精神传统，甚至将其归结为封建迷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华文明最核心部分的历史合法性，进而否定了中华文明的现实合法性。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主流政治文化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摇摆不定，迷惘茫然的原因。也是政界内部，政界和文化界之间不协调的根源。

 

 

 

只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回归传统中华身份的正当性，才能真正厘清改革开放的边界，才能真正清晰地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权，才能真正恢复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尊严，也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要复兴的是什么。

 

 

 

 

 

（二）

 

 

 

 

 

西方世界开始意识到历史的重要性，开始追溯过去，从时间关系来看，是在蒙古帝国让西方知道远在东方的中国拥有漫长历史记录之后才开始的。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1525）可能是西方有史以来首次具有某种程度官方背景的历史著述，虽然佛罗伦萨在当时仅仅相当于一个社区规模的城邦国家。具体中国历史学传统如何影响西方，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学学术话题。

 

 

 

此前，可以归类为早期历史学活动形态如古希腊的“唠古” （logograph），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都属于发生在个人爱好层面，基于自然人性对过去所发生事件的好奇和回顾，属于文学的，讲故事/传奇一类的性质，具有偶然性，自发性，个体性。跟文明、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意识无关。

 

 

 

古希腊没有在文明、国家和民族层面发展出历史意识。

 

 

 

也就是说，古希腊没有在文明、国家、民族的历史意识层面询问并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虽然古希腊神话从神话角度传承了具有历史色彩的民族来源的传说，但这并没有启发古希腊人民发展出具有自为性质的历史记录和历史传承意识。

 

 

 

古罗马传承了罗摩路斯（Romulus）与瑞摩斯（Remus）的狼孩罗马城来源的传说，同样没有能发展出文明、国家、民族层面的历史意识，没有在这样的层面上系统回答文明、国家、民族关于自身身份、历史起源、未来展望这三大核心问题。

 

 

 

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所有民族和文明都不具备与中国同等性质，同等水平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实践。这是那些民族和文明往往经不起岁月冲击的原因。它们或者早已消失，或者即将消失。

 

 

 

不具备一个漫长而又真实的历史，一个民族就无法真正汲取历史教训，无法总结如何维持内部健康，如何面对自然灾害，如何面对外部打击和入侵的真实经验，就无法避免因为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 被历史的激流冲刷在历史长河，或者无影无踪，或者残留遗骸。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民族也就不会拥有一个强大的精神背景依托，从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精神力量的哺育和支持。

 

 

 

以14世纪文艺复兴收集古罗马和古希腊文献为标志，西方学界出现历史意识的觉醒，从而开始层累地构建古代西方历史，包括构建古希腊、古罗马历史。

 

 

 

假如古希腊和古罗马还有一些至少可以追溯到12-14世纪以来“重新”面世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和著作，那么，对于古埃及，两河流域，则是在毫无可靠文献资料的情况下，通过考古学手段“发现”泥板文字，石碑，借助有效性（valid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都值得严肃商榷的“文字破译”法，以完全的主观猜测，想象，构建（虚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历史”。

 

 

 

唯一一部来自公元前三世纪曼尼托（Manetho）的《埃及历史Aegyptiaca》，实际上也是现代学者通过收集后世学者著作中的文字含义，段落“百纳集合”而来。其中最早的学者约瑟夫斯（Josephs）是公元1世纪人，差了200多年；最晚的是1000年后的辛塞勒斯（Syncellus），公元9世纪人。这些几百年后的学者是怎么读到曼尼托的著作，他们的引用在什么程度上可靠，都是值得进一步了解的问题。

 

 

 

其他历史构建方法包括，通过发明概念和定义，发明各种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等，在论述中拔高西方历史和西方文明的价值。

 

 

 

比如，没有可靠的历史记录和档案？没关系，可以发明各种概念和理论，确立出土文物，各种器物，各种文献和残留文字的历史学价值，从中想象/构建/夸大出一个文学化但“符合历史规律”的，生动的历史叙述，并命名为“历史”。古代西方历史（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就是这样构建（虚构）出来的。

 

 

 

西方古代历史的构建，实质上就是以《圣经》以及《荷马史诗》为蓝本，借助15-16世纪早期发明的考古学，在某种合理的规范下，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诠释或者“文字破译”等等。这些都是西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字学家的合作努力，合理化各种方法，“寻找”证据，讲述一个世俗故事。将《圣经》和《荷马史诗》改头换面，从传说，甚至某种意义上的神话传说，转化成一部信史。

 

 

 

在这样的构建中，西方古代历史终于得以诞生。就像教科书中说的那样，西方文明可以追溯到圣经创世纪伊甸园所在的两河流域，经历摩西五书所描述的中东地区，古埃及，再到旧约时期的 巴比伦，古希腊，耶稣时期的古罗马，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合宗教期待，与圣经大致符合的古代西方在上帝怀抱中成长的历史。

 

 

 

而这样的一部“信史”一旦“成立”，即重复一千遍之后最终被广泛接受，毫无疑问将具有不亚于《圣经》的精神价值。因为它不但可以证明《圣经》作为历史的真实可信，还具有除了宗教信仰之外的世俗历史所具备的精神价值，如前面提及。

 

 

 

对于具有海盗历史的西方世界，这部构建而来的西方古代历史将提供除了物质力量诸如武器，工业产品以外的精神征服力，用于征服诸如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让他们低下骄傲的头颅，心悦口服地匍匐在西方面前，因为西方不仅能发明现代科技，而且还拥有比任何文明包括中华文明都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苏美尔文明。西方文明的强大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历史的。所以，归顺吧，世界！归顺吧，中国！

 

 

 

而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却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绝大多数技术原型都在中世纪晚期开始，来自中国，阿拉伯，拜占庭等其他文明的传输。

 

 

 

我们研究历史，澄清历史，就是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揭穿西方历史虚幻的假象，消解这些虚夸不实的历史形象带来的殖民主义精神征服力，让不明真相的中国知识界清醒，从而能够正常地站立起来，找回自己的主权和尊严，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交给虚幻的“超人”西方民族。

 

 

 

 

 

（三）

 

 

 

 

 

清龚自珍《定庵续集》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老子作为周朝守藏史，读遍王室历代传承史籍，参悟大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都体现了对数千年的历史演变的积累、了解和体悟而达到的智慧提升。用今天具备线性描述功能的白话文/西式语言来表达，即科学逻辑理性的表达模式，就是：在历代积累的人文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观察人类活动，从中研究并发现历史规律。

 

 

 

真正能参透历史大道，掌握历史规律的民族和文明，才能真正在历史长河中自由搏击，驾驭浪潮，克服挑战，永恒不死。

 

 

 

自从1840鸦片战争年以来，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的一系列亡国灭种的重大危机，局面严峻。抗日战争意味着中国的近代厄运来到谷底。触底反弹之后的中国重新崛起，尤其最近70年来的奋发图强，折冲樽俎的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智慧无敌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龚自珍还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抹去一个民族的历史，意味着抹去一个民族的精神存在，让他们在精神上瘫痪下去，失去自身身份认同，在精神上向征服者屈服。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北美洲、南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历史，就是一部武力征服和精神征服协同并进的历史。

 

 

 

抹掉印地安人，墨西哥（阿兹台克）人，玛雅人，毛利人的历史记忆，消灭这些民族的历史传承，从精神上抽掉这些被征服民族的脊梁，替代以西方民族的基督教/天主教，使得西方人轻易从精神上征服这些民族，将他们驯服为西方文明统治之下的殖民地。

 

 

 

西方殖民者禁止这些民族以自己的语言和历史教育自己的儿童，代之以设立西式学校，强迫这些民族的儿童入学，教授西方语言，并且为这些精神殖民活动打上美丽的标签，“改造落后民族”，吹嘘自己为这些民族“带来了现代文明”，实际上是为了达成在文明和文化层次永久巩固对这些民族的改造和同化，确立自己的征服者地位永远牢固，不可推翻。

 

 

 

这是在美洲和澳洲，西方殖民者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彻底征服并消化了这两块土地上的原住民，成了这两块土地的主人。

 

 

 

在中国，西方殖民主义者一直努力做着同样的事情。

 

 

 

只不过庚子事变之后，西方世界意识到武力征服中国是一个不可能任务，精神和文化层面的征服才是最后有效的手段。

 

 

 

民国以来，西方势力在中国全面推进文化征服事业，用以在信仰和意识形态领域取代传统中国的精神信仰，儒释道思想。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全方位下手，利用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外交，经济和工业产品的失败，向中国社会灌输西方必然先进，中国必然落后的信念和意识形态，除非中国完全采纳西方文化和精神信仰。

 

 

 

巴黎和会以后，西方势力资助了一大批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宣扬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贬低乃至消解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与之相对应地，不断在中文世界构宣传、抬高、虚夸西方历史，建立中华文明低劣，西方文明高大而又辉煌的话语体系。

 

 

 

（对中国历史的消解是一个敏感话题。这里删掉756字。）

 

 

 

西方历史的高大形象是在100年前慢慢形成，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很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历史的悠久在世界独一无二。只是最近40年的加速出现的一些“新思想”、“新知识”让人们“意识”到，原来中国历史并不悠久，也不伟大；西方历史才更悠久伟大。而这样的“崭新认识”，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作为80年代以来“睁眼看世界”的一项伟大成果。

 

 

 

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一旦中国社会承认西方历史虚夸不实的高大形象作为真实的存在，就意味着屈服于这一历史形象所带来的精神征服力，意味着放弃抵抗，在精神文化领域举手投降，甘作俘虏，然后听由发落，如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顺从地接受西方世界的支配。

 

 

 

效果很显著。100多年尤其最近40多年来，中国主流文化教育界的精英阶层一直流传这样一个观念，即，中国历史虚无，西方历史高大。结果就是，在今天的中文世界，尤其在经历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群体或多或少都相信xxxxxxxx，西方民族天生神武。以至于胡适的那句谦虚到失去主见的名言至今还在流传，“我们要像小学生那样学习西方”。

 

 

 

小学生是没有自主能力的，需要老师替他做所有决定。中华民族如果真的像小学生那样站在西方国家面前，那将无异于听人宰割。实际上在现实世界里，愿意扮演小学生角色的中国知识界人士为数并不少。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现实。

 

 

 

如果中国主流知识社会不再坚持中华文明的自身身份合法性，蔑视而后虚化中华文明的实质性内容，包括精神价值，世界观，人生观，历史，医学，各种学术传统，各种传统生活实践，甚至几乎包括语言和文字，那么，无疑是在挖掘一个巨大的心灵空间，为西方思想文化进入中国做准备，轻易使得中国数代人在心甘情愿中接受西方文化历史和精神价值的洗礼。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民间基督教如雨后春笋一般令人瞩目。西方世界惊喜莫名。后来他们知道，这段时期因为种种突如其来的思想混乱，中国大陆人民的精神信仰近乎空白。各种不同阶段的传统思想和精神价值被抛弃，人民心灵空虚，如饥似渴。不仅基督教，各种气功流派也纷纷登场，有些干脆以宗教形式几乎彻底征服全中国。

 

 

 

一个民族在文化精神领域的内乱意味着堡垒已经从内部攻破；堡垒的攻破意味着对外部的投降，对外部的投降意味着即将在心灵和意志上交出民族主权，交给心目中终极真理的代理人。既然自己是劣等民族，自己的文明是劣等文明，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更加文明，更加高尚的种族呢？

 

 

 

我们在历史文化和精神价值层面放弃了自我，否定自己的历史真实性，也就否定了历史所承载的精神价值，也就否定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存在的合法性。

 

 

 

我们忘掉了自己是谁，否定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民族拥有独立文明的身份、灵魂和精神价值，也就失去了健康的民族灵魂。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对俄国一系列的割地赔款，使得我们被失败主义的情绪困扰，进入整个民族的集体忧郁，倾向于百年如一日，无止境地否定自己，批判自己。这样的精神状态是不健康的。

 

 

 

70年来，在政治和经济相关的国家主权这方面，中国尚能良好地维护自身利益。最近40年来在部分领域虽然有以主权换利益的倾向，但没有形成成主流；虽然有时也发生很多因为谦让主权而造成重大利益损害，但因为这样的策略暗含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所以，总而言之，无可厚非。

 

 

 

但是，在文化、历史和精神价值领域，民国初年以来的形成的全盘西化思潮愈演愈烈，尤以最近40年为甚，90年代终于渐渐主导国家发展战略。这导致各种西方世界的基金会有机会合法地在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培养一大批坚信西方文明为人类发展终极目标的学者，他们对西方价值体系和物质文明在中国的普及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一思潮必须得到遏止，以保证未来中国依然能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产生坚持国家和民族主权的领导人。退一步说，即便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民族国家主权性质不变，如果中国社会的思想，价值，文化，生活方式都变得像西方一样，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恐怕就将等同于中国的西方化，中国的成功恐怕就等同于西方文明在中国的成功。也就是说，即便政治和经济主权依然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实际上我们完成的是自我殖民，让自己成为西方思想殖民地，在不知不觉之中。

 

 

 

本文作者并不害怕中国成为西方殖民地，假如西方文明果然是人类终极理想所在的话。

 

 

 

问题是，本文作者在西方生活数十年，清晰地观察到西方文明的深层核心相对于古典中华文明而言非常浅薄。如果我们牺牲了一个精神价值非常深刻的文明，去换取一个精神内涵浅薄而没有前途、甚至必将因为自身内部逻辑的悖论而必然走向自我毁灭的劣质文明，仅仅因为它在物质文明的层面十分绚丽灿烂，那是十分冤枉的！！

 

 

 

就好像一个传承久远的世族，变卖了全部家当包括久蒙灰尘的黄金宝玉，换回来一大批光灿烂的黄铜制品，不知道它们将会生锈，暗淡，还以为发了大财，正在走向进步。

 

 

 

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优劣是另外一个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