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边神推荐的一个李敖的采访，他带着17岁的小女友。 小女孩气质不俗，美丽清纯，看得出来是真心的崇拜和爱慕李敖。主持人问他，除了外表，你觉得女孩子有内在吗？李敖说：女孩子没有内在，任何女孩子不需要内在。

这个回答，在满脑子平权思想的当代女性眼里，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女人不需要内在，那么没有娇美的皮囊的女子过了18岁以后，每况愈下，到了40，50，是不是该去集体跳楼自杀？多么荒谬！可是，仔细想想，对于李敖，他确实不需要女人有内容，他自己已经有足够多的思想和资源, 根本不需要女人来锦上添花。他所需要的是激情, 美丽的少女就是他的灵感之源。

女人到底要不要内在？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婚姻家庭还是主要两性关系的模式。而家庭更主要的是私有制社会的经济单元。不说17岁，每个少女都会长大，女子18岁成年以后才是人生主要的漫长岁月。如果一个男人有足够的资源，也就是财力物力，能够保证他和子女终身的生活运作，那么从理论上讲，他并不需要一个有内在的女人来作为伴侣。

但是普通男性，需要一个婚姻中的女人，除了传宗接代和 bedroom的功能之外，在家庭的运作中，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她还是一个保姆，厨娘，室内装潢师，艺术指导，司机，家庭教师，升学指导，心理辅导师，清洁工，投资理财师，甚至是花匠，和水管工。更不要说，现代很多家庭，需要女人的一份工资来维持自己认可的生活水准。一个女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内在，是很难驾驭这些全方位的功能。

同样，普通女人需要一个能干会挣钱的丈夫，这个男人也需要提供物质和各种家庭功能的服务，如做饭接送孩子，辅导功课，报税买股票，铲雪剪树，家里小修小补。

一旦男人有了足够的资源，又不需要传宗接代的话，他的女人真的是不需要内在，貌美如花就可以了。

其实反过来女人也是这样，参见熟女Vera Ｗａｎｇ，邓文迪，现在的她们根本不需要男人锦上添花，所有一切都可以自己用钱搞定，有专业的厨子花匠理财等等，不需要一个男性伴侣三脚猫的操作。因而小鲜肉花美男，就成了这些食物链顶端女子的标配。

所以女人到底要不要内在？要看男人自身的状态。 对于普通男人，女人最好还是要有内在；对于食物链顶端男人，女人不过沦为男人的无数占有物品之一，提供色相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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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废话两句李敖。本人不才，没有读过多少他的书，所以不太了解他对社会思想进步有多大的贡献。不过他是才子 +渣男，看样子大家都是公认的。就事论事，我觉得他的渣男水平还是不够高。曾几何时，和胡因梦郎才女貌。我没有紧追八卦，只是断章取义地看了一些。  胡美人好像是内外兼修有内容的绝色美女。但是李敖根本无法 handle下来，结婚三个多月就吹灯拔蜡了。随后几十年，李敖一直没有放下，在电视节目里调侃、揶揄了70集。当他被告知只有3年的存活时间后，最想作别的两个女人之一。

相比之下，同是才子渣男的萨特，武功高强出神入化，是李敖等等望尘莫及的。存在主义的祖师爷萨特和女权主义的创始人波伏娃，山盟海誓惊世骇俗：“我们之间永不说谎永远挚爱对方，但我们永不结婚永不干涉对方同其他人的其它爱情！”， 他俩非法同居了50年，契约爱情了一辈子。

波伏娃和萨特一对“雌雄大侠”，手挽手，肩并肩，在当时思想萎靡没落的文学界，哲学界杀出了一条存在主义的血路，成为很多人的思想领袖。可私生活里，他们是一对滥情的“采花大盗”！萨大侠爱哲学更爱美人，一辈子女友更换频繁，潜规则女学生，和养女不伦恋，泡完姐姐换妹妹。而波伏娃是双性恋，她和萨特，萨特的女友们玩3p，她把自己的女友献给萨特，她为萨特拉皮条，她连萨特小女友的小男友也不放过！面对一群文学女青年哲学男青年粉丝团，萨特和波伏娃相对一笑，笑容暧昧复杂又邪恶，十足一对流氓，渣男渣女。 相比之下，李敖还是小儿科，幼齿级的。 

Anyway 不管是谁，终究会跌入历史长河，成为一颗粉末。 顶级大师们，会因为他们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留下一丝闪光。 我们普通人，除了色相，还是好好修炼自己的内在，自己的品行，不要给后人留下话柄。

您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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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2:17   李敖: 任何女孩子没有内在。

边神的原帖：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1372/201803/25768.html?#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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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神的介绍李敖第二贴：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1372/201803/37712.html?#comments?

我改变了对李敖的看法，整体来讲，李敖对社会的贡献是正面的，瑕不掩瑜。 下面的文章收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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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这个时代被李敖奚落了 但他的情绪是挫败的

他愿意为自己的价值舍生取义，让自己活得这么困难。歌德讲，一个人幸福的泉源就是他不幸的来源。李敖是了不起的，但他自己为之做出的牺牲、别人对他的批评就会成为他另一部分扭曲的来源。

口述：陈文茜，采访：刘周岩，实习记者：刘馨遥

他选择了蜀道独行

在他告别我们之前，多数人早已告别了他。而我至今仍无法提笔，写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你们让我谈，我就来谈谈，一个跟很多人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李敖。

李敖的生日是4月25号，他如果活到84岁，我们就相识整整41年了。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认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坐牢出来。如果换作其他人，已经吃了这么大的苦头，坐牢出来后一定会想办法低调，该受的教训已经受了，接下来得想办法生存下来。

可他不是，他没有想办法讨好谁。他在《文星》杂志时期写了《老年人与棒子》等很多重要的文章，在台湾已非常有名。如果他愿意做一点点妥协，以他的才华与知名度，可以通过著作拥有很高的收入。李敖不愿意这么做。美国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国民党不让他出去，但蒋经国方面也派人希望能够跟他和解，让他去做东亚研究所的合作研究员。他绝不向体制妥协，因此，他不得不做很多人不屑做的事情。

李敖曾经谈到，最不舒服的是人们常常把他跟龙应台相提并论。所以龙应台比较倒霉，她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他就写《大江大海骗了你》。除了他对龙应台的学问不以为然之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龙应台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比较懂得妥协的文人，她的写作诙谐，文字洋洋洒洒就能引起很大的共鸣。李敖觉得这种人得到掌声，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取巧。所以，我只能说“攻击龙应台”是一个现象。他骂龙应台，多少有不服气的成分。在他不服气的时刻，是不是表示，他认为这个时代的掌声，给了不应该给的人？这个时代被他奚落了，但他的情绪是充满挫折感的。

李敖一方面显得很幽默、快乐，另一方面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蜀道上独行的孤独。知识分子的基本形式是从“五四”开始的，李敖承继“五四”那一群人的精神。所以，在李敖的身上一直贯穿着两个因子：一是“五四”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二是梁山泊式的侠义。已经有人用“东邪西毒”来形容他了，这可能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可我觉得李敖好像不完全是这样的人。他会做梁山泊的人才做的某些事情。比如台湾乡土文学的倡议者高信疆，他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如果没有他，当时很多的乡土文学，包括陈映真的书籍都很难出版。高信疆后来与《中国时报》的老板闹翻，就去了北京，发展也不顺利。后来他得了癌症，又回到台湾，潦倒到连找到一个好坟的钱都没有。李敖拿了70万台币给他。这是近10年前的事情，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

他的前几任女友都说他看钱看得太重，包括胡茵梦也这样讲他。他既需要钱，又很爱钱，可仍然没有一件事情比他在乎的信仰来得更重要。《李敖有话说》这个节目既没有广告，又总是触犯底线，人们劝他不要讲这些。他去找刘长乐，动不动就说“我跟你们凤凰缘已尽了，我要跟你们‘翻了’”。刘长乐说：“我们可不要跟你‘翻了’，我们讲的是长久的关系。”刘长乐常常让我传话给李敖，请他珍惜凤凰这个平台。但因为李敖坚持某一些事情，他非讲不可，最后他就说：“那我不要做节目了。”凤凰卫视是他最重要的收入，他这么爱钱的人，立刻就不要钱了。所以，我也想问那些批评他的人，你们会为在乎的价值、信仰做到不要钱吗？

活得不一样

李敖坐牢的经历，实际上给了他很大的创伤。坐牢之前，他已被软禁，每天都有人跟踪。那时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家里非常穷，李敖自己也很穷。在那种情况下，他有梁山泊式的侠义，他拿钱把女孩的一家人统统带到台北，给他们租房子。他觉得那时所有的人都跟他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只有这一家人还一直愿意跟他往来，所以他心里充满感激。

后来李敖去坐牢，10个月后第一次被允许看报纸。你知道他看到的消息是什么吗？这个女孩的结婚启事。这个女孩家里太穷了，没有李敖照顾他们，一家人在台北活不下去。所以10个月后，女孩嫁人了。她嫁人那天，在报纸上草草登了一个启事。启事登出的当天，狱警就叫李敖了：“哎！你今天可以看报纸了！”李敖好高兴，然后看到那个报纸，他终生难忘。
 

旧时的绿岛监狱，李敖曾关押于此（于楚众摄）

难忘到什么程度呢？难忘到他得了脑癌，在最后一两个月快要死的时候，他几乎是完全昏迷的，他夜里做梦还会叫那个女孩的名字。他讲话已经口齿不清晰，照顾他的特别护士第二天问他的太太，说他晚上一直叫一个名字，这个人是谁？他太太立刻就知道是谁。

这代表那个女孩是他难忘的女性吗？我不这样认为。这个女孩后来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算是间接认识，所以我就问李敖，要不要安排他们见面。按道理，李敖不受男女之情束缚，如果他还爱那个女孩，他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但他跟我说：“不要了。”

对他而言，往事是不回头的，这个女孩在李敖被软禁的时候一直陪着他，后来嫁人也是不得已。他那时一直觉得，要用全部的意志力来对抗社会的体制和媚俗的时代，他付出的代价不是只有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坐牢、失业、穷、负债、用变相的方法赚钱，不是只有这些东西。他付出的代价，其实还包括了一个人幽微的感情。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必须承认一件事情，看到报纸的那一刻，他彻底地被国民党打败了。

有些人批评他，他们在叙述某些事的时候，他们从来没看到，李敖本身是一个斗士，而他们是妥协者。作为斗士，李敖有不同的逻辑和不同的身份。比如，他在“立法院”戴着防毒面具喷催泪瓦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跟美国人勾结在一起，他觉得无力回天，这是他对抗社会的方法。如果你把他的大前提看清楚，你会发现，他把自己搞得像小丑一样，是一件非常凄凉的事。他一方面很凄凉，一方面是斗士。其他人根本就是懦弱者，他们可能西装笔挺，看起来很有风度教养，可背后包含了多少妥协、懦弱和伪善。

他的一生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惊喜，怎么可以有人把自己折磨成这样，就为了对抗、证明某些东西？他折磨自己的绝对没有比折磨别人的少。对我而言，他的存在是一种鼓励，鼓励我可以活得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成为现在的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敖。

1982年2月，服刑6个月的李敖走出监狱大门（人民文学出版社《李敖自传》供图）

我每次住院他一定都来看我，专门负责来讲笑话。我很爱养狗，我的狗就是我的小孩，狗死了我就哭，哭到两三条街外都听得见。他觉得我只要狗死了，我就快死了，他就会来看我。他看我的方法很滑稽，他觉得人不应该停留在伤感，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钱，都是白花花的现金往地上甩，还一直说：“我们挣了10万块，可以买一只狗，可以买两只买三只狗，你不要哭了！”一个人养了18年的狗刚刚死了，哪有兴趣去买狗？但是呢，你又会觉得他很可爱。

他八十大寿的时候，我要送他礼物让他挑，就跟他说：“李大哥，我要买瓷器给你。”他很喜欢瓷器，事实上，他是一个品味很好的人，他以前宁可饿肚子，也要买很好的东西，希望有好的生活品质。他喜欢英国的东西，刚好Wedgewood出一套纪念款的瓷器。另外，德国Meissen的瓷器也很好。我给他讲，中国最了不起的就是瓷器，欧洲最开始烧瓷都是软瓷，没有硬瓷。德国的泰勒神父来中国传教，在景德镇发现了烧瓷的秘密，他回去后，德国皇室把全国的瓷人都召集到一起，像监狱一样把他们关起来，逼迫他们烧瓷。有些瓷人半夜从高墙中跳出去，有的摔死了，有的摔断腿。英国知道德国烧出硬瓷后，找到断腿的瓷人，后来烧瓷就不再是什么秘密。我对他讲，德国Meissen的瓷器太贵了，如果要买的话，我只能送他一个壶和一个杯子，另一个可以送一整套。那我问他要哪个。结果，李敖就说：“我两个都要！”那我就都买给他了。所以，千万不要在李敖面前卖弄历史知识，你会下场很惨。

他转念不过来

李大哥并不是与我没有任何冲突，其实是有过的。比如，他很讨厌连战，但我跟连战在“立法院”里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他后来又和小孩子吵架，还骂大S的婆婆。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无聊，骂人家婆婆干什么？”其实，他真正的原因是不喜欢《康熙来了》。他认为，《康熙来了》教坏了年轻人。他其实很疼爱蔡康永，觉得蔡康永很有才气，但是堕落了。他以为，一个社会的开放不应该是每天教你听一些低俗的东西。

我已提到，一个人想要对抗时代，会有某些人格的扭曲。他觉得他坐牢那么久、努力那么久、对抗那么久，争取来的自由被这些人搞成低俗。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他为什么去踢馆《康熙来了》，我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上失败的东西太多了，我承认失败后就会转念。所以，我现在说自己是住在台湾台北阳明山的村民，其他事与我没关系。我关心地球，关心全球变暖、中美贸易冲突、难民问题等，但我不关心《康熙来了》。李大哥虽然有幽默感，但他是斗士，转念转不过来的。

他骂大S婆婆的时候，他很生气地问我：“你怎么可以不跟我站在一起？”我就说：“因为你自己神经病，谁要跟你站在一起，我人生就三个原则。第一，我绝对不会得罪厨师，因为厨师可能会在你的饭菜里吐一口。第二，我绝对不会得罪医师，因为我生病要靠他。第三，我不会得罪殡葬师，因为人死了躺在那个地方，你不知道他要怎么对待你的尸体。所以，这三种人我都不得罪，你自己要得罪，你自己去。”他听完就哈哈大笑，他觉得我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可以跟他有交情。

李敖是个跟伪善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在他与《康熙来了》有一点冲突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飞机刚好碰到蔡康永，他就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他听后很难过，康永是个很善良的人，他以为李敖这几年过得很好，没想到他过得这么不好。为什么他会觉得李敖过得很好？除了没有往来之外，康永很难意识到李敖这种人对台湾的希望，包括一切从政治到文化现象的希望，而最后这个希望变成愤愤不平。
 

李敖参加《康熙来了》节目的剧照

李敖之女李文手持2005年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在北京的合影（于楚众摄）

李敖知道自己得脑瘤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文茜，明年我要去北京办一个藏品展，把我与胡适字画几十年的浮生之缘，一个个地写出来。”之后，他就开始收集资料，从那时开始，我就请我的秘书每个礼拜三不要来我这里上班，去帮他剪贴、找资料，中午扶着他出去，在外面有尊严地吃一顿饭。后来，他跟我讲，那段时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以为他可以完成这本书。他说：“文茜，我们说好明年去北京，李小姐（秘书）也要陪我去，我们是一起的，不要忘记我们一生都是一伙的。”这就是他面对脑瘤的态度，他预计只剩三年可以活，他要怎么样活到分分秒秒都是值得的。

他还告诉我：“我没有想到这么快，我为了赚钱花了太多时间。”他的儿子还没有念完博士，女儿才刚刚开始读硕士，他还要每个月提钱给大女儿。他疼爱孩子的方法就是给他们钱，所以他养家的压力很大。

他从59岁开始才可以做电视节目、出版书籍，可以有比较高的收入，所以他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视上，花太少的时间在著作上。他对我讲：“文茜，你没有我的困扰，不要重蹈我的错误。我虽然著作等身，可是我最认真写书的时候是在我50岁以前。60多岁的时候，我可以写更好的作品，但我花太多时间在电视上了。”所以，他得了脑瘤后就每天写下去，写到什么程度呢？我的秘书跟我讲说，写到他站都站不起来。

从他知道得了脑瘤开始努力写东西，到病倒下来，不到6个月。他原本是希望把那个文物展办在北京，把他人生的缘分、文物背后的历史写成一本书籍，也做成一档电视节目，这是原来全部合起来的构想。李敖去年曾宣布要做《再见李敖》这个节目，跟仇人、朋友告别。优酷找他签约的时候，他以为他还可以，他要好好地做这个节目。

不过，他做节目不是要跟各种人见面，他想把北京藏品展里的文物考证、故事讲清楚。后来因为他病倒了，他们就想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邀请来宾制造话题性。因为他已经签约了，就变成他的经纪人去授权，可能那时他们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他已患肺炎。那篇《再见李敖》不是他的文笔，可能经过他点头同意，但不会是他操刀的。他不会那么无聊，把自己最后的人生花费在这种事情上。他想好好做的就是北京藏品展，可是壮志未酬，老天连最后一点愿望也没有给他（时间去实现）。

注定孤独

他晚年其实很孤单的，他本来就不爱与人来往，社会的走向更让他感觉到世态炎凉。孤独是内心的题目，不是单指人际关系，他觉得他的一生是一场空。你看他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蛮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李敖内心，他就是这样看待这个世界和他的关系，就是我一开始告诉你的那样，这是一个蜀道上的千山独行者。

现在的台湾社会“媚俗虚假”，“媚”是指谄媚成功者；“俗”指的是，我们其实已经没有文化深度了，现在是狗仔化的社会；“虚”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洞的、无聊的；“假”，大声喊的口号都是假的。这样的社会怎么会纪念李敖？纪念一个人首先是要理解他在大时代里提醒了你什么，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怀念他，但是有权力、资源的人怎么可能觉得李敖提醒了他什么？

早在2007年的时候，我听说有人要给他做一个纪念馆。当时的文化局长是我的好朋友李永平，他曾是李敖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当时，他对李敖无微不至、照顾有加。李敖就跟我说，他真的是非常体贴，每天都会接李敖，各方面细心，比我好多了。可是节目做完以后，这个人就跟他不再往来，在李敖生病、去世以后也没有怀念他。李大哥讲得很极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要完全拆出来，否则是会伤人的。当时台北市拨了一个房子要给他做李敖纪念馆，就叫“李敖书房”，李敖也很有兴趣，跟我们到处看房子。但最后，他们就是不愿意，因为李敖充满了太多政治不正确，即使在那个年代跟他最有交情的人当上了文化局长，手中有权力，也不愿意。

现在，民进党当权，有人要给他褒扬令。李戡问我：“怎么讲我爸爸好话的，反而都是民进党的人？”他问我这个事情怎么解决。我说：“不管是谁，你爸爸不会接受褒扬令，因为他一生都站在权力的对立面。”这是属于他父亲的高度。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不是要对抗，而是我与你隔着一条河的距离。你做得很好，我可以隔河给你掌声；你做得不好，我可以隔着一条河批评。但是我永远不会和权力百分之百站在一起。

他的人生，有想尽办法快乐的一面。可是其中的主轴，其实是一首悲怆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