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年了，看见一些书“内部发行”，不少电影“内部放映”，许多文件“内部传达”，或者“传达到×一级”，开初时总纳闷：哪来的这么多“内部”，是国家内部？抑或是人民内部？还是别的什么内部？但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懒得纳闷了。后来细读《理想国》，在柏拉图谈论他视为理想国家第一大事的教育时才发现那些“内部”并非今人首创。顺带着，还悟出了一些个中奥妙。 在柏拉图心目中，教育既是把天性优秀的人塑造成合格统治者的唯一途径，也是统治者使臣民的人性按国家要求正确发展从而创造一个“和谐协调的幸福国家”的唯一手段。为政者只须抓好教育这一件大事就行了。不过，国家大事虽只此一项，要按柏拉图的标准实行却不容易。仅清理、审查教材、书刊一项，就够当政者忙不胜忙了。要想了解这项工作是何等艰巨，不妨看看柏拉图本人如何示范充当教材、书刊检查官。 根据希腊传统，柏拉图把对青年的教育训练分为两部分，“用体育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希腊人的“音乐”不仅指歌唱和演奏，还包括诗歌和戏剧——作者）。由于关涉人的心灵，音乐成了重点审查对象。首先须审查过去已有的东西。在希腊民族声望很高的赫西俄德甚至荷马的作品也不例外，全部要拿来逐字过目。这一过目，就过目出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柏拉图指责赫西俄德把神描写得丑恶不堪而动摇了人们对神的信仰。他主张为尊者讳，诸神之间的残杀、说谎、好色、明争暗斗即便是真，也“最好闭口不谈”；他抱怨荷 马描写的地狱阴森可怕，更反感荷马居然让大英雄阿喀琉斯在阴间发出叹息而有损英雄形象。他断然要求删掉这些不利于未来战士培养勇敢精神的内容。他还认为荷马诗中反复出现的“阴间”、“地狱”、“死人”、“悲惨的科库托斯河”……之类词使人毛骨悚然、软弱消沉，也应该“废除”。至于英雄人物犯错误甚至“嚎陶痛哭”更是有损形象，当然也属“不宜”……。不过，虽说这么吹毛求疵令人难受，但平心而论，他对赫西俄德和荷马却算最客气的。挑剔、删砍之后即请二位已作古几百年的大诗人体谅理想国“净化空气”的需要，而且坦承删去的都是人们最喜欢听的好诗，只不过“愈是好诗我们愈不放心人们去听”。如此，便产生了“内部传达”的原则：“如果非讲不可的话，也只能允许少数人听”。 对其他诗人可就不客气了，既不请求原谅，更不手下留情来点内部保留。大刀阔斧之后还要强迫诗人们必须按国家制定的写作规范来写。首先是主题先行：对神要赞美其伟大、高尚；对城邦生活要歌颂其成就和公民之间的和谐。高贵、优雅的柏拉图近乎蛮横地宣布：“必须强迫诗人按照这个意思去写作。”诗人们既不能写神蓄意给人们带来痛苦，也不能用实例去证明现实中邪恶者享乐正直者痛苦，而必须坚持正面宣传的主题思想，“去歌唱去说讲刚刚相反的话。”倘若神真给人们带来痛苦，诗人应“宣称神做了一件合乎正义的好事”；倘若世上真的恶者乐善者苦，诗人应说明，这是神要善者从苦中得益。大诗人埃斯库罗斯就因为在诗中揭示了神蓄意给人们带来痛苦，遭到拍拉国严辞警告。 规定了正面宣传的主题思想，接下来便是预定形式或体裁。理想城邦只接受一种体裁，即“单纯善”的体裁，而不接受那些“迎合人们趣味的”混合体裁。单纯善的体裁要求使用“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所谓好言词，是废除了使人感到悲哀、软弱、恐惧，不会调动起人的丰富情感更不会刺激起人的欲望的言词；而朗诵者使用“变化少、节奏也几乎相同”的声调，演奏和歌唱时不使用音域广的多弦乐器和多调乐器而只使用七弦琴和短笛，这样，不会出现使人产生放纵意向的复杂音乐，也就形成了好风格。诗人们如果不服从主题先行、形式预定的规定，是外国人不准进入理想国，是本国人则逐出理想国。总之，绝不允许这些搞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人“在我们中间存在下去。” 这实在是很苛刻。但为何要如此苛刻？柏拉图在告诫领袖们时道出了其中奥秘：只有始终守护着教育，不让其内容翻新，才不致“违犯了国家秩序。”他断言：“因为音乐的任何翻新对整个国家是充满危险的，应该防患于未然”。他郑重得近乎滑稽地宣称：“这场斗争是重大的，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其用语之现代，令人恍如正在聆听教诲。当然，也许并非他用语现代，而是现在的人经常仿古，令听者古今难分。

   柏拉图把他提出来的守护教育的一揽子措施叫作“净化”。在实施了这些我们一点也不感到陌生的细致具体到连语词、音调、乐器也详加规定的净化工程后，他的理想世界犹如一个靠人工输入净化空气的密室，这个密室将一切自然空气拒之于外，以免室内空气混入杂质。在这个理想世界中，文化气氛纯洁无暇，不过，洁净得近乎贫瘠单调；居民思想纯正，只是，纯正得终身难以产生新鲜体验和独到见解。当然，他们更不会有害于既定的国家秩序，因为他们中间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象他们的理想世界设计者柏拉图那样的人：他的感受性敏锐、细致，思维敏捷、深邃而又富于批判精神。因为，柏拉图无缘生活在他自己设计的这么一个空气纯净的密室般的理想世界中，他不幸诞生于其中并浸润于其中的那个雅典社会空气非但不纯净，相反还复杂得很。雅典从来就不在乎城邦的社会空气纯不纯。这里文化开放、广纳各方诗人、学者；多种艺术风格、多种思想流派并存，彼此论争、渗透。然而，柏拉图的不幸对他未必全无好处。至少，他就是在这里砥砺了批判这个养育了他的社会的思想锋芒（这种批判锋芒在《理想国》中、在他洋洋大观的别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和训练了他建构理想国的想象力。假如他诞生并成长于有如他自己设计的这么纯净的理想世界中，他自己纯倒是纯了，可《理想国》多半也写不出来了；如果碰巧还能具有写作《理想国》的智力，那他多半又会象逃离地狱似地逃离这个人间天堂。所以，复杂也有复杂的好处。不然的话，距柏拉图二十几个世纪之后的理想国居民们怎么会拼了老命也想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