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中国宪政的困难之路。

大哲学家刘小枫最近在一篇演说中，谈到中国的宪政困境，整个文词绕到云山雾里，着实的说，让人很不知所以。事实上，应该说对这种言不由衷的“政治哲学家”已失去阅读性趣，自然的产生厌倦感。而这种厌倦感多少和哲学家的言辞诘兀，自然有极大关系。


但因为大学者的政治宣告，以哲学思想高度对民众的启蒙，受到喉舌的管道大力倡导，诚属必然现像。


刘小枫认为中国宪政的困难，仅在于所谓的历史上的政治原因，或所谓的美国横阻因素。对于种与事实剥离的论述，我们只能说， “当哲学家一开口，所有人都晕了”，来阐明我们的感受。我们甚且可以这样说，当一个哲学家，背离他的哲学良心，进而阐述他所不知，或不擅长领域时，以及政 治意图驾越他所熟悉的知识场域时，那么只能给人感受到一片混乱浑浊的思想，抓不出他所要表达的东西。也许，包含他自己都不能相信他自己所表达的意念，和真 实的现实面是同一的，所以混浊成为他所要表述的唯一的清析。


假设我们要问个所以然，必然要跳出事件外，才能窥视事件真正的意义在哪里。然而在这里，我们无意去对大哲学者刘小枫进行语汇或思想的分析。因为与其去对某人进行行为或语言分析，不如直剥事务本身核心来得更有意义一些。


无疑的从近代而言，宪政，始自满清末年到今日，中国经历总总历史折磨苦难，到海峡两岸对峙，宪政以臻百年有余。迄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以德国魏 玛为蓝本的中华民国宪法，分立海峡两岸。中华民国宪法在蒋氏家族裸退出台湾政坛，获得区域性的法理实践。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宪政，还存有姓资姓社或姓中的 杂音嗡嗡作响。


这种分扰，我们可以从环时和红旗文稿对宪政是西方的陷阱，和光明日报发表许崇德教授的《宪政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可揆诸一般。贺卫方和王天成则忧心，阻碍宪政的除了权贵外，意识形态更是其中最大阻力。


贺卫方教授和王天成等的忧心，诚有所本。但如果我们回首西眷，看看从魏玛到纳粹，一路走来的德国知识阶层的沉重反思，更能理解，以权贵的意识形态作为宪 政阻力，并不足于说明宪政的困难所在。这点在于阿伦特的《责任与判断》中有很睿智的谈到，“人类对于德国犹太人所经历、纳粹夺权带来的震撼，是一种诡异的 误解，但那绝对是政治性的误解，而不是个人性的误解。”阿伦特指出：「我们不需要透过希特勒的掌权，才知道纳粹是我们的敌人吧？很多人在好几年当中一直是 很低能的。非常明显的，绝大多数的德国人是站在希特勒后面的，我们也早该知道的，不应该等到一九三三年才如此震撼性地大吃一惊…」这里我们可以充份了解到 阿伦特所说的，亦恰如其分的点明了中国宪政的真正宪政困境。


中国宪政的真正困境不在于意识形态，而是默默站在反对宪政背后的多数人。我们更可以这样说：普遍性的政治命运，从来不是我们的敌人做了甚么，而是我们的朋友做了甚么。中国宪政的命运，只有在人们相互信赖，以一种不能言喻的信任，勇于投身于维护她的环境中才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