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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 少儿与人民不宜 |
前几日，有媒体报道称，“按照不同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找回的大概只占0.1%”。就此，《法制日报》记者联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以辨真伪。陈士渠告诉记者“这些数字纯属谣传”，此前，他已通过其微博对此辟谣。
前几日，有媒体报道称，“按照不同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找回的大概只占0.1%”。就此，《法制日报》记者联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以辨真伪。陈士渠告诉记者“这些数字纯属谣传”，此前，他已通过其微博对此辟谣。
从辟谣微博的内容看，难说辟谣有效，它只是表示了否定态度，但缺少否定所需的证据。比如，“目前儿童失踪被拐基本都发微博，会有网友立刻转发给我,看看我的微博”。这话显然不成立。个人微博不是集中全国失踪被拐儿童信息的地方，各地警方和当事人对其没有汇报的必要，故而，拿个人微博上的“报案量”做证据很不妥当。
再如，“中国2011年出生人口是1600万，按照媒体所称的统计数据每年20万，那就占到每年新生人口的1.25%，随便挑几个小学问问，他们学校有多少人被拐了，都知道这数字严重失实。”且不说这种算法是否合理，小学生并非失踪被拐的主要群体，也不是信息特别灵敏的一群，实际上不会有关切者专门就此去请教小学生。
辟谣不简单，尤其是对流传数据的辟谣，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每年约有20万儿童失踪”，如果是谣言，那也属于“旧谣”，它曾被多家中央媒体引用传播，相关机构对此素无质疑之声，这无疑使得后来的引用者有了相信的充分理由。
这“纯属谣传”的数据，最初来源是凤凰卫视的《社会能见度》节目，2007年的。谣言发自何时何处，对辟谣者来说不可不察。由于那时说的不是现时的事，“追究谣言有效期”已过，这就不好对多年前的数据辟谣。同时，而今有媒体引用多年来没被正式机构否认过的数据，将视其为“造谣”也不对头——该有数的地方没有数，别处说出的有数你也没否认，多年间也没有数据更新，于是引用似乎有理有据，而辟谣的一方纵然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可以理解，大家希望从公安部权威人士那里得知真切的儿童失踪数据，这种与“谣传数据”不同的数据一旦摆出，辟谣工作也就完全成功，可是，公安部没有这方面的数字。
这个数据应该有。和高难度的“失踪人口”统计不同，对“失踪儿童”的准确统计，在全盘把握“失踪人口”数据之前就能做到。对失踪人口实现准确、全面的统计，仅公安系统一家的报警与办案信息还不够，而统计“失踪儿童”，仅汇总当事人报案信息，就基本反映事态全貌了。亮出来这种“不完全数据”，辟谣也不至于如此乏力。而现在，我们从辟谣过程间，看到了一项该做的实际工作没有做。
确认是否“谣传数据”，非了解原数据的收集方法和统计口径不可，否则就没法予以置评。中国失踪儿童问题严重吗？当然严重，设立专门的“打拐办”并一直忙活，本身就是问题严重的证明。况且，大家在网上常见找人吁求，看到寻人网站层出不穷，走在大街上不时会见到寻人启事，这些都是平时的生活经验。
不过，要认定当年传媒说的“每年20万儿童失踪”的信息真的夸大了许多，还是有武断嫌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0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指出，“美国儿童失踪数量惊人，美国司法部每年接到近80万宗儿童失踪或绑架案”。若统计口径一致、信息可比，中国失踪儿童数量比没有儿童买卖市场的美国要少得多。
“贪官外逃糊涂账”和“失踪儿童糊涂账”可有一比。2011年8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做了一次稀里糊涂、有苦难言的公开道歉，原因是引用的“4000贪官、卷500亿美元”这组数据“未经确认”。应该说，那组2004年起就被各大媒体传播也被中纪委领导引用的数据，确实是公认的未经确认，而既然未经确认，那就没人能够认定这数据是否有误、是否造谣。其实，这组数据并不是很负面，一份央行报告引用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可是，没见过有谁辟它的谣。
对流传的数据辟谣，仅表态不行，你得有“真数”，即便没有完整的真数，也得提交可供客观推算的部分真数。你既然认定谣言发生，那就得赶紧阻止它，坐看谣言、假数“长期有效”，那你就已经失败。除了你他人没有辟谣条件而你却毫无作为，客观上你也是谣言和假数的帮手。谣言、假数就凭着你没数不胫而走，它指出了你的软肋或无德、无能之处。“好师傅”，提醒你该做哪些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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