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毒”的父母系列之后开始说起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把焦点从“有毒”的父母如何造就“受毒”的孩子转到如何减少负面的影响上。

认识到“有毒”的父母是基础，但做为成年人，改变自我毁灭的行为，并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只能从自己做起。

以后所涉及的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为了替代心理治疗，而是为了强化和帮助心理治疗，诸如：个体，家庭和团体类型的心理治疗。实际上自我治疗是有的，但涉及虐待或创伤之类的情况，接受专业治疗是最基本的。

如果有酗酒或其它成瘾影响到当事人的感觉，还暂时不能用这些方法。所以，起码要求是对成瘾要戒除6个月后，再开始我们将谈方法比较安全。

因为在治疗开始的阶段，你的情感还很脆弱，揭开和探索童年的伤害是很痛苦的，这些痛苦的情感很可能导致成瘾行为的复发。

还有，告诉你只要按这些方法做就可以一夜之间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更是不专业的表现。但按这些方法坚持下去，配合治疗，你终究会惊喜地发现自信和自尊的感觉，找到新的自我，建立新人际关系。

无须宽恕

临床上遇到一些案例，他们从不同的渠道得来类似的观点：“宽恕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因为有不少心理治疗流派，或宗教的，灵性的或哲学的原则强调这一点。最初的工作中，我也是这么认为并这么做的。但渐渐发现这样并不那么有效。对某些案例来说，这样的建议给当事人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宽恕是分两个方面：从受害人角度是：放弃报复的需要，免除了当事人的责任。抱复是一种消极的心理动机，它将使你陷入泥潭：反击的快感只是一种幻象。会造成更多的挫败和不幸福。这一种宽恕是需要的。

从施暴者的角度：施暴者要承担责任。我觉得不能不管三七十一地为责任人推脱，宽恕不能假装说这种伤害没有发生，更不能假装对受害者的生活没有影响。特别是严重虐待无辜儿童的人。只有两方面都做到了，才能是真正的宽恕。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受害者角度不去追究，施暴者那边不承担足够的责任，没有足够悔改，那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否认。

借用一个比较宏观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对亚洲造成巨大的灾难；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灭绝。中国在日本没有承担足够责任和没有足够悔改的情况下就放弃了报复，这是一种变相的否认。而另一方面德国向犹太人谢罪了，犹太人当然没有采取极端的报复手段，但是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在牢记着那段历史，对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我不去说，但客观上那是犹太人心中永远的痛。

一味地强调宽恕最危险的结果是消弱了你释放压抑情绪的能力。你怎么能做到宽恕了你父母同时又接受你对他们发泄愤怒？责任只能有两个去处：对外，伤害你的人或对内，你自己。总归要有人负责任，如果宽恕了有毒的父母，那么就得自己承担受伤害的责任，实际上自己成了痛恨的对象。

太急于去宽恕，往往忽略了治疗自己痛苦的过程。实际只是表面的掩盖，深在还有感染或脓肿存在——情感上就抑郁或焦虑。

芳芳从12岁起抑郁，13岁计划自杀，以后有几次自杀行为被送医治疗。她是教师，却经常抑郁的无法继续工作。她自小受到极严酷的管教，同样做教师的母亲声称教她成为淑女，但却不断打击她幼小心灵，她自已对童年的记忆就是恶梦。她是虔诚的基督徒，教会的小范围内知道她的情况，牧师和其它教友也很热心地帮助她，并撮合同样是教徒的母亲。据她讲：“每次这种聚会，会有拥抱和眼泪，都会说对不起和没关系，母亲过后好象还有些怨我在别人面前说她的不是，我也很难受，这样重复过好多次，但过后会更抑郁，只能再也不去和母亲参加任何团体了”。她受教义的影响，把宽恕母亲放在第一步，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双方并没真正从心底悔过和宽恕，却要求在道义去宽恕对他们很残酷并伤害他们的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负担，这种负担令他们更沉重。当为了某种外在的需求去表现宽恕时，会给心理上投下沉重的阴影。

可是不少人还死死抓住他们的幻想：“我所要做的就是原谅和宽恕，我会好起来的，我将会有很好的心理健康状态，每个人彼此相爱，彼此拥抱。然后，皆大欢喜”。

结果发现这些凭空许愿只能导致更多的失望。向着幸福扑去，却摔的头破血流。这短暂的幸福不会持久的，因为他们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没有真正改变。

在后来的一次团体治疗中，没有母亲的参加，她开始谈自己的事不带一点儿情绪，象在讲别人的故事。多次团体治疗之后，有一个组员讲了她的经历，与芳芳的经历有惊人的相似。芳芳不能那么冷静了，她抱着那个组员大哭，并大骂“你爸爸是个魔鬼，我恨死他了”。再后来，她慢慢地放开自己，开始放弃自己的淑女形象，她嘶叫，咒骂，控诉父母毁了她的童年和以后的生活。与组员拥抱时，最初她是那种僵硬的礼仪式的拥抱，经过情绪的发泄后，我们可以感到她的身体是放松的。从那时起她的治疗到了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