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最近收官，不出意外，经济学奖全部授予美国人，虽然他们是土耳其或英国出生，也在英国受部分的教育。美国仍然是强大得令人难以置信，100%的今年的诺贝尔医学、物理、化学和经济学奖得主都在美国受过教育或从事研究。

很多人的获奖成果都是在美利坚的土地上取得的，美国科技的原创力始终是美国繁荣的基石。美国个人GDP以8万对比德国的4万，这对于美国这个如此大体量和种族相当复杂的国家尤其难能可贵，只有少数瑞士或挪威等发达国家的GDP超过了美国。

现在仍然是一等美女嫁美军，二等美女嫁德军的时代，很多共军连四等美女都娶不到，当然这是玩笑话。

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的畅销书《为什么国家失败》的内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还有经济学论文。以此标准为什么不授予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福山诺贝尔奖？当然福山比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影响深远。

我读过不少这书的章节，内容与我们很多人的认知都相反，北欧社会主义的评委能认可不简单。麻省理工学院的Acemoglu和芝大教授James Robinson的结论是，在殖民时期政府的设置以及对当地土著和奴隶的态度决定那个殖民地是否繁荣。

他们惊人地发现是，在对待黑奴的态度上，英国殖民的北美比西班牙殖民地的南美要好很多。虽然都是奴隶，但是美国黑人的命运要好很多，他们列举的西班牙对南美黑奴的残酷态度令人吃惊。当然这是在约翰逊民权法案实施和养懒人之前，美国黑人的命运变差也是制度和自身的原因造成的。

Acemoglu直指民主国家更容易成功，并且认为现在中国的成功不能在独裁统治中长久。现在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呈现向下沉的趋势，大家都在跑。可见他的观点：“Broadly speaking, the work we have done favours democracy,” Acemoglu said. He added that while China’s recent success in high-tech sectors was “a bit of a challenge” to their conclusions, “our argument has been that this sort of authoritarian growth is often more unstable”.

（“总体来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利于民主，”阿西莫格鲁说道。他补充说，虽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近期成功对他们的结论是“有些挑战”，但“我们的观点是，这种形式的威权主义增长往往更加不稳定。”）。

这是选自Acemoglu政论性文章：“China’s trajectory does not bode well for the future. It may not be a pariah state yet, but its growing economic might threatens global stability and US interests. Contrary to what some social scientists and policymakers believed, economic growth has not made China any more democratic (two centuries of history show that growth based on extraction and exploitation rarely does).”

（“中国的发展轨迹对未来来说并不乐观。它或许还不是一个被排斥的国家，但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正在威胁全球稳定和美国的利益。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想法相反，经济增长并没有让中国变得更加民主（两百年的历史表明，基于掠夺和剥削的增长很少能带来民主化）”。

这些是更多他分析中国的情况：

“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的转型，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追赶型增长，如前所说，无疑对中国非常重要，而中国也在这个阶段做得非常成功。我们可以从多个不同层面看到这点。比如从资源配置方面的指标，可以看到中国很多产业在这些指标上做得非常好，资源错配的现象随时间减少。但追赶型增长，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因为顾名思义，追赶型增长依靠的是技术转移、外包生产。这种技术的采纳和改进，到工资开始增长之后就行不通了，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现有增长方式的潜力将枯竭，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而创新需要我前面说过的那些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

中国近期在独裁统治中的成功，也是对福山文明终结论的挑战。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MIT在经济学领域的肯定，不仅两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有位还从MIT博士。一个理工院校，MIT的政治学也是世界顶尖，原因就是他们更加重视数据与事实。

以前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Krugman和Peter Diamond，都是从耶鲁读完本科去麻省拿的博士。根据耶鲁精神创办和经营的芝大盛产诺贝尔奖得主，今年的诺奖得主的博士是在耶鲁获得的。这是学术界的美谈，芝大教授的太太离婚还在协议书中要求分老公未来的诺奖奖金。

今年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系统，共有四位相关的学生或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以此标准，以前这时候很热闹的斯坦福为零，校园非常冷静。今年斯坦福没有任何校友获得诺贝尔奖，斯坦福那地方是钱迷心窍的学校。本科毕业生的诺奖得主只有可怜的1-2位，相比耶鲁超过16位本科生成为未来的Nobel Laureates。

MIT新科诺贝尔奖得主Acemoglu虽然喜欢到我同学经营的中餐馆《素描湘》就餐，那餐厅开在MIT校园的附近，但是美味的湖南菜不能阻止他建议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的立场。

这些取自Daron Acemoglu与今天与他分享诺奖的Simon Johnson共同署名的文章：

“First, US firms should be discouraged from placing critical manufacturing supply-chain links in countries like China.“ (“首先，应该阻止美国公司将关键制造供应链环节放置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Second, we must hasten the transition to a carbon-neutral economy, which is the only way to disempower pariah petrostates (it also happens to be good for creating US jobs). But we also must avoid any new reliance on China for the processing of critical minerals or other key “green” inputs. Fortunately,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countries that can reliably supply these, including Canada, Mexico, India, and Vietnam.” （“第二，我们必须加快向碳中和经济的转型，这是削弱被排斥的石油国家权力的唯一途径（这对创造美国就业机会也有好处）。但我们也必须避免对中国在关键矿物加工或其他重要“绿色”投入方面产生新的依赖。幸运的是，有很多其他国家可以可靠地供应这些资源，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和越南。”）

“Finally, technology policy must become a key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f the US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that benefit capital over labor (through automation, offshoring, and international tax arbitrage), we will be trapped in the same bad equilibrium of the last half-century.” （“最后，技术政策必须成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果美国支持那些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动的技术发展（通过自动化、离岸外包和国际税收套利），我们将陷入过去半个世纪里同样的糟糕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