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陈列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图书馆的科学同行的合影，四位全部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里面包括现代生物医学领域家喻户晓的人物，也让我想起他们那些改变人类科学走向的发现，像斯坦福大学教授Arthur Kornberg和他发现的DNA聚合酶。但是这远非一张简单记录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的照片，因为这四位还加上另外的四位诺贝尔奖得主全部出自同一个实验室：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Cori实验室，位于照片右手第二的长者Carl Cori（卡尔·科瑞）和他太太Gerty Cori （戈蒂·科瑞）曾经是那个实验室的主人，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斯曾经是研究代谢和生物化学的麦加。

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对圣路易斯，对华大和对美国来说都是如此，一个实验室孕育了八位诺贝尔奖得主。科瑞夫妇当年离开动荡的欧洲，成为美国容纳世界范围内逃难的科学家的象征，这在以排外著称的川普即将上台的前夕显得格外重要。

科瑞夫妇仅孕育了一个孩子，但是他们盛产高质量的科学弟子，包括华大传奇的丹佛斯前校长和内科系的长时间的前任系主任。最近科瑞夫妇的独生儿子Thomas Cori决定，把他父母的两枚诺贝尔奖章捐献给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华大新闻作了报道后我即去参观，真沒想到保管珍贵资料的专业人员还让我亲手尝试了一下诺贝尔奖章在手上的感觉。

在医学院图书馆六楼的医学历史研究中心外，有个介绍科瑞夫妇的墙面和展柜，存有不少照片和实验室仪器，还有诺贝尔奖章和证书，但是那里特意说明奖章和证书都是复制品，真正的东西在七楼的稀有图书室里。我就再上了一层楼，看见展室深处的办公室有位先生在里面。我敲门进去，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后，他即带上手套相当专业地为我展示了这些历史文物级的珍品。他打开桌上装有科瑞诺贝尔奖的小方盆，首先向我解释为什么使用四个小方盆去装两枚诺贝尔奖章，原来除了两枚科瑞儿子赠给的真的诺贝尔奖章外，另外两枚是卡尔·科瑞的第二任太太赠予的复制件。戈蒂在获诺贝尔奖的同年被诊断患有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骨髓纤维化)，十年后于1957年去世，享年61岁。卡尔在华大工作到1966年退休，35年的华大岁月。卡尔在戈蒂病逝后何时再婚的不清楚，他退休后作为访问教授在哈佛一直工作到生命最后的1984年，以87岁高龄逝世。

那位先生乐见我的拍照请求，他还向我展示了当年诺贝尔奖委员会介绍各位获奖人的小册子，特地翻到科瑞夫妇的页面。他出乎意料地问我是否愿意试着握一下那奖章，然后就有了我这博文的题目。我幸亏那天去了，因为后来再去已经没有这机会了。我几年前开始写系列诺贝尔奖的文章，前年参观过瑞典斯特哥尔摩的诺贝尔博物馆。也有幸见过很多诺贝尔奖得主，第一次是在1991年与华大校友诺贝尔奖得主Dan Nathans同行一段路，他当年来华大医学院参加百年院庆，但是“奖章在手中”的感觉从来没有过，我确实拥有象华大校长接受采访时说的激动而神圣的感觉。这自然是枚影响深远的诺贝尔奖牌，撇开它的含义不说，近70年悠久的瑞典纯金的东西在我手中沉甸甸的。孩子参加过科学竞赛的家长或许知道，美国高中奥林匹克有个定量估算 (Metric Estimation) 的竞赛项目，就是要求选手迅速准确地估算出物品的重量或长度等定量指标，我很难估计出那奖章到底有多重。回家当天正好看见煮好的盐鸡蛋放在桌上，我趁新鲜的记忆作了一番比较，那纯金诺贝尔奖章大概相当于三个鸡蛋那么重。看来什么都可以是对照组，鸡蛋可以与诺贝尔奖章比较。

我曾经在以前的文章中是这样介绍这对诺贝尔奖得主夫妇的：“美国拉斯卡基础医学科学奖的首次颁奖就是授予华大医学院的科学家，那可是最能预测未来诺贝尔奖的一项世界级科学荣誉。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和生物系曾经做出了改变世界的科学发现，像首个生长因子的发现和糖代谢的基本原理等等，华大拥有的二十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中的大部分都在其医学院，其中九项诺贝尔奖的主体研究工作是在圣路易斯完成的。大家讨论诺贝尔奖的师承聚集现象的时候常喜欢提及华盛顿大学的Carl Cori，因为从他和他太太的共同实验室里产生了包括他们在内的八位诺贝尔奖得主。也就是说，生物医学领域的诸如DNA聚合酶，重组DNA的关健技术，第二信使和蛋白质的磷酸化等重大发现或发明都源于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这么一个犹太人的实验室。"。现在看来这介绍存在不准确的地方，首先卡尔·科瑞不是犹太人而是天主教徒，戈蒂·科瑞是犹太人但是她后来叛皈了天主教，所以他们美国出身的儿子汤姆打趣说，自己一半是天主教徒，一半是犹太人。

科瑞夫妇为捷克布拉格大学（当时叫德国布拉格大学，German University of Prague）的医学生，那大学就在美丽的布拉格河边，我始终认为布拉格是可以和巴黎比肩的最优美的欧洲城市。他们相识于1914年，一战爆发后，卡尔参军为奧地利-匈牙利帝国服务，戈蒂则成为医院助理。战败后他们在医学院重逢，于1920年结婚，并且同年医学院毕业和第一篇论文发表。戈蒂的犹太身份可能使她遭遇迫害，而他们很早就是合作的关系，加上美国的机会，使他们在维也纳短暂停留两年后，于1922年到美国纽约水牛城发展。科瑞夫妇在水牛城的大学医学院的九年里发表了五十篇论文，凭此多产记录华大医学院院长把卡尔挖来做药理系主任。科瑞夫妇抵美国后六年就成为美国公民，他们对美国之认可和对欧洲之失望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奖章捐赠新闻中，借助对戈蒂经历的介绍让人们想到当时女性科学家的地位，太多现存的照片都是卡尔以领导者的身份注视戈蒂做实验的场景。当时他们离开水牛城时只有华大同时给两人职位，康乃尔，多伦多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都只同意给卡尔职位。但是即使如此，戈蒂加入华大时的工资也只有她丈夫的十分之一。美国职位都是有档案可查的，他们对这些履历资料保存得非常好，梁思成的宾大成绩单永远在那里，这是华大医学院诺贝尔墙面的铜版里关于他们在华大的任职信息：

Carl Cori：

1931-1946, 教授，药理学

1942-1966，教授，生物化学

Gerty Cori：

1931-1944, Fellow and Research Associate, 药理

1943-1944，Resaerch Associate, 生物化学

1944-1947，副教授，药理和生物化学

1947-1957，教授，生物化学

卡尔在华大的全部职位至少是正教授，还前后担任过药理和生物化学两系的主任。相反，同年出生的戈蒂在华大做了十三年的Research Associate的非Faculty（教授）职位，我从中国来的第一个华大职位就是这个，现在Research Associate被Staff Scientist的职位名称代替了。戈蒂提升为生化正教授的那年正好是他们同时获得诺贝尔奖的1947年，这还与她丈夫卡尔在1946年成为生物化学系主任相关。欧洲的诺贝尔奖对戈蒂友善些，使她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得主，美国的首次拉斯卡奖则仅授予卡尔一人。戈蒂的Research Associate的工资只有系主任丈夫的十分之一，可能与她的职位和妇女当时工资本身偏低有关，再加上当时美国学术界更加重视系主任或教授的传统，现在华大的职业科学家的薪水最低可能是非临床科系主任的工资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科瑞夫妇发现了乳酸循环（又称科瑞循环)，也就是葡萄糖借助乳酸在肌肉和肝脏里的环路途径。鸟类可以有效地利用氧，它们的肌肉通过有氧呼吸产生足够的能量，飞行以英里计算的长距离也不知疲倦；人就差远了，只有在急需和无氧的情况下产生乳酸贡献有限的能量给肌肉。科瑞夫妇更重要的发现应该是糖原裂解成葡萄糖的中间产物葡萄糖-1-磷酸和它的磷酸酶，这磷酸的重要性可能被他们实验室的一位年轻人深刻地认识到，他从华大医学院毕业后去海军服役，然后重回圣路易斯入科瑞实验室做博后，他就是后来在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大学因发现蛋白质磷酸化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Edwin Kre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