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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位喜欢历史的美国朋友经常向我提起毛泽东的错误政策直接导致了，三千万左右的中国人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性死亡。他进一步认定仅从政治人物导致所领导国家的公民死亡人数的角度看毛泽东超过了斯大林的可怕程度。我认同大跃进等政策性失败应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果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则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虽然我曾与这位美国博士激辩过。他出示的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是依据中国那三年的人口增长停止甚至降低，然后根据正常的人口增长曲线计算出来的非正常性的死亡人数，正如上图表示的未经核实的1959，1960和1961年的中国人口数量。当时没有计划生育，战争或大规模的流行病，人口不增或反降的最大可能就是饿死等非自然死亡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细看下面评论影片的一段（从0：51：57至0：59：23），那些描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场景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出自中科院院士等知识分子之口的描述还是指的发达大城巿的状况，农村的情况不用想像应该更为恐怖。我也从此片第一次得知饿死几千万的证据同样可能来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请看截图和此片0：57：37的位置），相关结果还写成了学术著作在香港发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曹树基教授（现上海交大教授）在他的＂大饥荒：1959-1961的中国人口＂一书中指出的非正常性死亡人数为3245.8万。如果此数据靠谱，按中国在六零年的大约六亿七千万的人口总数计算，那些年每一百中国人中就有四至五人以非正常性的方式死亡，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谢谢详尽分析，很给力!
我不否认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灾难中有人为因素），有较常年更多饿死的民众。可是，增加N千万？那是无耻之徒的造谣。
你见谁都骂，你妈教你的？你确实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三千万理论刚出笼时，是以河南一省为目标的，不说整个村死就完不成指标，后来无法自圆其说才开始扯上四川。
你是职业化，当然是不会情绪化的了。否则为何看客问你证据，你却蓄意把话题转到祖父母、测血清、玩网名游戏、大跃进、学过数学、等等这些事情上干什么？说你顾左右而言它戳到你的痛处了吧，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诬蔑看客说脏话。无能啊无能！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父亲讲的。那时候他在大学念书，自然灾害后期，情况有些好转。我奶奶去学校看他，带他去下馆子。他们在桌上吃鸡，就有乞丐在桌子下面捡骨头吃。你看文革前，当时的民风多好。
很多文章也考虑过相应的低生育问题，还有数据，你可找到相关材料阅读。
熙来同志，你是情绪化反应还是没学过数学，三千万所谓理论与我毫无关系，即使三千万成立也是仅4.4%, 放在一家人里会是多少? 怎么来得＂全家，全村，全乡，全镇，全县的饿死＂，你一方面教训我说话要严谨，与你解释你就说如不着边际的话。请注意，说脏话会导致删帖的。
无耻之尤，按你三千万的理论，你的祖父母若因饥饿去世，你家其它人也会前心贴后背，手无缚鸡之力，想逃荒都迈不动脚，十之有九也因饥饿去世，别的人家更是全家、全村、全乡、全镇、全县的饿死，否则你怎样凑足那死三千万人的指标？如此理论，你去找谁来安葬你的祖父，有谁还活着有口气来安葬你呢？你不要顾左右而言它，感紧去堵你的理论漏洞吧。
回复hawei的评论:
孙经先似乎现在已从徐州师大这一破校转到山东大学当教授了，看来用400万挑战下面的数据还真有效：
美国人口协会主席普林斯顿教授科尔（Coale）：2600万。普大做研究之扎实举世尊敬。
中国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2158万。李成瑞因曾是李先念秘书还被列为左派。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诺（G．Calot）：2850.9万，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此数字后被官方采纳。
新华社杨继绳拥有三十年记者生涯，笔录千页写出长笔调查：3600万。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曹树基教授（现上海交大教授）：非正常性死亡人数为3245.8万。
薄一波：1960年一年中饿死1000万。
＂huahualan 评论于：2013-05-07 14:47:33 [回复评论]
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是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晚年写的书《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里面给出的数据，证明1960 年一年中饿死1000万人。他还在书中写了“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愧对人民”这样的忏悔词。
河南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当年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次省委干部会上向大家鞠躬道歉，说“我对河南人民犯了罪”。＂
熙来同志，你的祖父母若因饥饿去世，你家会悼念后安葬他们了，不会把他们葬在万人坑还拍照是不是? 这就是和平时期与42年饥荒的不同， 死因也不会填饿死，不然怎能体现大跃进超英赶美的成就?
你很会玩文字游戏，我前面已说过你们所要的数据是测死者血清里的蛋白含量证明是低蛋白血症才能判断是饿死的，所以你永远在这里找不到证据。薄一波和前河南省委书记都承认并忏悔，我早觉得这里的一些人可能比政治局委员都左倾，看你ID叫邓熙来颇有创意啊!
河南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当年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文革结束后的一次省委干部会上向大家鞠躬道歉，说“我对河南人民犯了罪”。
＂我们那里的农村到处都传来死人的消息＂是不是谈死人的情况? 同学谈中科院士快饿死的情况是不是谈死的场景? 痛苦回忆男人说出都快掉泪，你怎么说成侃侃而谈? 他们均在国内有身份并能面对镜头讲亲身经历，本身就是中国的进步，受良心呼唤能说真言。
任何指控都是要有证据的!没有证据，就是在造谣。。。
谢谢，中国以后会逐渐更有自信去面对历史，就像现在允许司徒雷登回杭州安葬一样，以后我们会看见更多三年灾害的史实。彭德怀说出他看到的饥荒，与钱学森写的理论推测粮食翻番形成鲜明对照，
钦佩博主雅量。博主您引用的文献，网上都能查到，愿意寻求历史真实者自会参阅思考。对于别有所图者----如贼心不死的日本军国主义余孽，则会试图用南京大屠杀没有30万遇难者的档案为借口，来否认犯下的历史罪行。博主不必费心说服彼类。
也许以下历史回忆可以从侧面解释为何某些数据无法从公开的历史记录上找到。
http://culture.china.com/history/files/11022841/20120829/17400588.html
----杨尚昆谈“窃听”毛泽东：录音不是我的罪过
本文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尚昆说，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事情过去了，可以不提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他说：
录音工作的建立是从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开始的。录音的目的，开始是为了核对速记，保证会议记录的准确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立了录音档案，录音带成了中央档案的一部分。
毛泽东讲话历来不喜欢人家做记录。这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事件发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领袖，讲话没有记载，留不下个东西，我这个办公厅主任不是失职吗？50年代初，有一次我向毛泽东提出，以后不管开什么会都应该作个记录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和胡乔木两个记一下吧。我和胡乔木也只是简要地记一些会上决定了的事项。过了些时候，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看见我和胡乔木在写什么，就把我们手里的小本子要过去看，说你们记这些干什么，以后不要记了。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
为了吸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就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叶子龙录音的。
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所谓“共同舰队”问题。接见前，毛泽东要我们准备录音。那个时候技术条件很差，公开摆一架录音机，庞然大物，不甚妥当，于是就找来一个微型录音机。这个录音机的受话器外观像一个手表，使用的时候把这个“手表”戴在翻译就是赵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线接着揣在他怀里的钢丝录音机。这次谈话时间很长，而那个录音机顶多个把小时就要更换一次录音钢丝。很快，一小时过去了，谈话继续进行，录音钢丝无法更换，录音没有成功。毛泽东很不满意，赵仲元却因为怀里的录音机发热，烫得肚皮疼，可是也只能忍耐着。这是一次“秘密录音”，一次不成功的录音。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外出时，对毛泽东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讲话，或同一些地方的负责同志的重要谈话以及同一些外宾的谈话，也进行了录音（毛泽东同个别同志的谈话没有录过音）。所有录音带和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记录稿，都保存在原机要室，一般不外借，个别因工作需要借阅的，须经我批准，如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提供毛泽东讲话的部分录音稿，就是按规定办理报批手续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没有参加这次会）。会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关系时，他关照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要做记录，这时胡乔木说还有录音呢！毛泽东就很生气地说：“谁叫录音的？以后谁再录音就开除谁的党籍！”对毛泽东的批评，我专门召开了厅务会议原原本本地进行了传达。这以后，对会议录音我更谨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泽东外出巡视，直到6月下旬，上海会议（就是毛泽东作《十年总结》讲话的那次会议）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在这次外出期间，毛泽东多次接见外宾，被接见的客人分别来自亚、非、拉美、东欧、西欧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从民间团体、社会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脑和共产党的领袖；接见的地点有时安排在毛泽东临时下榻的地方，有时安排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这几次谈话都录了音，当然是经毛泽东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讲《人民公社六十条》，突接龚子荣电话，说毛泽东追查录音问题，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泽东在长沙准备接见外宾时发现要录音，生了气。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说明情况的同时，一方面向毛泽东作书面检讨，承担责任，说在录音问题上疏于检查，请求处分；另一方面责成机要室的同志抓紧组织力量，选择最重要的录音尽快转化为文字记录，然后把所有的录音带清点登记销毁。
中央书记处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录音问题，通过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中央重要的正式会议，经书记处批准，可以进行记录。此外，党代表大会，中央全会，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等中央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同志的谈话；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宾的谈话一律不准录音。并要求中央一级政府、军队、人民团体、各部门和各地方各级党、政、军、群组织，均仿照这一规定办理。为了严格执行这一决定，又不能重复《论十大关系》无记录的错误，就决定选调一批青年，培养成速记员，恢复会场速记的办法。徐瑞新、田鹤年、师金城他们几个青年人就是这个时候调来学速记的。直到1965年冬，我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前，大型会议的记录都是用速记的办法完成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说我搞“窃听”，是“大特务”。你整我一个人倒也罢了，可是因为是“窃听”，就把徐子荣、王芳等一大批人都牵连进去了，把毛泽东外出巡视时所有到过的省、市公安厅、局长都牵连进去了。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
我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我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来源:人民网)
这些很多我都同意，各方观点都应该允许表达，也不求都能认同。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善保护史实的民族，所以日本人不认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其实日本人杀国人的总数超过了希特勒杀的犹太人，我在柏林吃惊看到德国纳碎甚至保存被抓犹太人的档案资料，我都不明白纳碎为什么这样做。
好吧，现在用不着证据，用逻辑来推断：
抗战14年，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南到西南，包括南京大屠杀，731活人试验，从抚顺平顶山到湖南厂窖，从河北平阳到江苏镇江，南京，平顶山、厂窖、潘家戴庄、平阳、镇江、重庆……有无数的万人坑，照片，尸骨，无数的中外目击者，证据。据报道，军民死伤3500万。
现在N千万者张口就来，能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除了反复用漏洞百出的数学模型假设假设还是假设。
加一句：杨继绳由于个人极端的反共的政治观点，且他的数据都是引用别人的，而且只是建立在模型基础上，所以按照基本的证据有效的观点，他的话没有任何意义，除了政治上的需要。
孙经先提出了一个客观事实，统计的错误，不符合某些人政治上的需要，必然引起某些人的叫骂，这是必然的。
Thanks but your link does work.
但这都是纸上谈兵，没有得到物证的支持。在三年中饿死那么多人，肯定有很多物证，而且，当局也不可能把说有证据都销毁。所以，都是假说。真正的到确切的数据，要有物证。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sley_J._Coale
http://blog.renren.com/share/235472166/1021321662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晌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
员主席、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
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
带领他的助手进行了详细研究， 写成《从1952年到 1982年中国人口
的急剧变化》一书，作力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行为与社会科学及教育
委员会的《人口与人口学第 27号报告》公开出版友行。
科尔在上述著作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对来自中国的大量数据的质
量进行了评价，总的结论是：“这些数据按性别及逐个年龄人数结合
比较，它们经受住了一系列精度与一致性的严格检验。”“确实，现
在中国人口情报资料的精度和细度，已超过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
一切友展中国家。”该书在对我国婚姻、生育、死亡状况进行详细分
析后，指出：“中国在生育率和死亡率方面的急剧下降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指出：“中国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婚姻状态上的迅速变化并非没
有付出代价（在“困难年代”里的过量死亡率和生育率的不正常下降，
接着又不正常地回升）。”科尔运用一系列推算方法 通过电子计算
机的反复计算，对1952年到1982年我国历年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进行
了重新估算。"
＂14楼 [118.186.201.*] 发表时间：2012-06-22 11:56 [回复] [投诉]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2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事实胜于绯谤，毛主席我们世世代代铭记您老人家的恩情，不信邪，玩火者必自焚。您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永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典范。＂
难道说，有多数人支持就是事实了？难道说，这些支持的人，有证据来支持？
可笑！
不是人口学家，作了自己的分析判断。何等的荒谬！
所以你这是有准备的攻击，暴露出来了。
杨继绳：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
发布时间:2012-09-21 10:32 作者:杨继绳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8530次
我在《墓碑》一书第23章中提出在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网上广为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多数读者支持，也有批评意见。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难以搞准确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正常的事。
我是很关注批评意见的，凡是批评的文章我是必读的。可惜的是，为数不多的批评文章中，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令人高兴的是，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尽管我不同意他否定大饥荒、否定饿死人的结论，但我尊重他的发言权利。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在《墓碑》一书中，只是介绍了多位人口学家的研究和结论，当然我自己也作了分析判断。但是，对孙先生这样的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我也有责任回答。
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不应有的差额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中国大饥荒年代到底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四处的人最有资格回答。四处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86岁，离休前是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岁，上世纪五十年在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六十年代在公安部三局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研究员。我曾向他们二位提出过这个问题。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两千多万吧。”王维志向我提供了他计算的结果：1959－1961年三年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
不考虑人口国际流动，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则在全国范围内：当年年底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即下表第3栏中的数字应当等于6栏中的数字。7栏中的数字应当为0。但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算出来不是零。（见下表）。不过，由于当年中国人口基数高达6.6亿，统计上的误差造成的差额，一百万以内可以视为正常误差。由此可以认定，1955年－1956年是基本正常的；1965年－1969年基本是正常的。1970年实行计划生育，出生少报使得自然增长数缩小，差额就超200万了。
历年总人口数(年底数)和出生数、死亡数（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上表中总人口取自该书第2页，出生、死亡数取自该书第268页
孙先生也列出了上面的表，但孙先生的出生和死亡人数是根据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算出来的。其实，国家统计局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基层上报的总人口、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换算的。而且换算是用的平均人口不是年终人口，所以孙先生算的结果与上表有差异。
研究大饥荒的学者和人口学家早就注意到了上述差额。我在《墓碑》第23章中也作了介绍。这不是孙经先先生的发现。
不应有的差额是怎样产生的？
为什么会产生不应有的差额？这不是从理论上能够回答的问题，只能从人口统计实践中寻找答案。
2012年5月11日上午，我到张庆五家就大饥荒人口问题进行了讨论。
我问：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这个差额是怎样产生的？
张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我仔细询问了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张庆五介绍，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的数字。从1954年以来，每年出一本汇总的书。张庆五从他的书柜里找到了表的样本，他说，这就是。我一看，是1980年代的，说，不对呀。他说，五十年代跟这是一样的，这个表没有变化。我抄了下来（只抄表头）：
还有一个“填表说明”，注明某些数字不能反映的特殊情况。这个“填表说明”供上级汇总时参考。到省级以上这个“填表说明”就不起作用了。
请注意，这个表只有“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也无法算出。这样，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即本文表中第７栏（差额）产生的原因。
王维志也曾向我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总人口是按生产队留粮人口和油票、布票的供应人口上报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是上报时回顾的——生产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迁出数、迁入数也是上报时回顾的。在食品和布匹等生活资料按人口供应的情况下，总人口和出生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人口有少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公安部门根据总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
由于总人口是按各级基层组织层层汇总形成的，出生人口总数和死亡人口总数也是基层组织层层汇总而形成的。但是，基层上报数据时，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汇总起来，就出现了上表第７栏中的差额。孙先生不了解我国人口数据的采集过程，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这就把人口数据采集中的两大项（总人口和人口变动）归并为一大项了（户口登记时总人口和人口变动可以一次采集）。他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
中外人口学家怎样分析这个差额
据我所知，中外人口学家、当年在公安部系统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的人、当年在基层进行过死亡人口调查的人都一致认为，《中国统计年鉴》大饥荒年代的人口数据，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与实际不符：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
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在基层，隐瞒死亡人口数字的事例非常多，《墓碑》一书中有大量的、详细的介绍。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通常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校正。他们校正的基础：一是人口普查的数据，二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生育率调查。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公布了对千分之一生育年龄妇女的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中国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蒋正华用生命表的办法校正，也是基于上述基础。
人口数字的校正，计算工作量很大，是人口专家的事。我不是人口专家，无力从事这种工作，只能用他们的研究结果。当然，我对他们的研究结果是进行了一番分析和鉴别的。王维志则是根据他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我认为他的研究结果更接近实际一些，因为他知道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操作性事件，如1964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800万。中外人口学家和中国人口统计专家对中国人口数据的校正工作，在我的著作中作了介绍和评论。这里不再赘述。
前些时我将孙经先的《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一文打印出来给了王维志。2012年1月18日晚，我到他家看望他，谈起孙经先的文章，他说：“这篇文章跟中国的人口统计工作根本不沾边！他的结论与中国的实际差得太远！”他谈到，当年死亡漏报、总人口多报的情况比较多，这是人口数据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我问：“当年死了人不注销，以后总是要注销的。这样，注销这一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是高了吗？1959年到1961年有死亡漏报，为什么1962年至1965年死亡率还是那么低呢？”他说：“当年死亡不报，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1964年就在总人口中注销了800万人。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王维志还说：“人口问题不是用数学能推导出来的，要结合中国的统计实际。数学只能是工具。”
张庆五由于年龄大，没有读孙经先的文章。我向他转述了孙经先文章的要点。孙经先说“人口非正常变化（即本文表中７栏显示的差额－引者注）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1。张庆五表示，他不同意这个看法。谈到孙经先的论点“那种认为我国1958－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张庆五说，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
孙经先的“科学推导”
孙经先说，他这个结论是用数学方法建立的人口统计学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理论”严格推导出来的结论。接着，他将上表第７栏中的差额定义为“人口非政党变化”，进一步将“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无关”这一结论推广为“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人口非正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2。由此断定“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
孙先生说，他的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这一说法有点吓人，为了读懂孙先生的理论，我找出了自己早年在清华大学学过的高等数学，准备复习。看了孙先生的文章才得知，他说的“数学方法”仅仅是初中二年级的代数知识而已（孙先生是非线性泛函分析专家，可惜这里用不上）。他提出了“人口非正常变化”、“虚拟人口”、“实际人口”等概念，然后用简单的代数绕来绕去。他的结论与其说是“用严格的数学理论”推导出来的，不如说是假设一些脱离中国人口统计实践的概念“绕”出来的。
他的理论也是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的差额（他用“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概念代替）出发的。
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这个等式是常识。在这个等式中，（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就是总人口的增减；（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是人口自然变动。这两个本应相等的两个数据不相等才出现差额。
孙先生是怎样“用严格数学方法”得出“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这一结论呢？下面我抄录他的《人口统计学中的虚拟人口理论及其应用》中有关数学方法的一段：
证明：(一)设某一年年初户籍人口数（即上一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人，当年出生b人，死亡c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并且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则当年年底户籍人口数为a+b-c+d，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d人。
假定当年所有出生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的进行了户籍登记，没有人补报出生和死亡，户籍迁移情况不变，同时有m个人已经死亡，但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在这种情况下，年初户籍人口数仍为a人，当年户籍出生人口仍为b人，由国内人口迁移产生的迁移型虚拟人口仍为d人，但户籍死亡人数因为有m人死亡漏报而变成c-m人，年底户籍人口数变成[a+b-（c-m）+d],所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
[a+b-（c-m）+d]-a-[b-(c-m)]
即仍为d人。这表明虽然当年有m人漏报了死亡，但这一事实对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没有任何影响。
人口死亡漏报m在算式中消除了，人口非正常变化与死亡漏报无关，只剩下户籍迁移的影响。孙先生大获全胜！
这个推导正确吗？否。
我们还是回到孙先生承认的这个等式：
人口非正常变化＝（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还是上述孙先生设定的条件设：当年没有出生漏报和补报，没有死亡补报。本年底人口数为A，上年底人口数为a，当年出生人口为b，当年死亡人口为c，死亡漏报数为m，迁移型虚拟人口还是d
则：总人口增长为（A－a），人口自然增长数为b-(c-m)，
人口非正常变化＝（A－a）－[b-(c-m)]＋d＝A-a-b+c-m+d
人口死亡漏报m没有被消除。孙先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与出生和死亡漏报行为无关”的说法不成立。
孙先生的问题在哪里？本来，“当年年末总人口”是生产队逐级上报的“总人口”的汇总（即上式中的A），不是“上年底总人口加当年出生人口减当年死亡人口加迁移人口”（即孙先生说的[a＋b－(c-m)＋d]）。“当年岁末总人口－上年岁末总人口”取统计局公布的两个年度总人口之差（A－a）就行了，他偏要说成[a+b-(c-m)+d]－a，无端引入了不应有m，为消除自然人口增长中的m预设了条件。
他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人口统计实践中两组独立采集的数据当成了可以互相换算的数据。由此，他的“当年所有的出生和死亡的人全部在当年如实进行了户籍登记”的假定，不符合统计实践。
孙先生说的“高度吻合”是不存在的
孙先生写道：在1957年－1959年期间非正常增加（即上表第７栏中的正差额）合计1093万人，1970年－1979年期间（1972年和1974年没有计入）非正常增加合计1331万人，再加上1965年－1969年、1972年和1974年这七年人口非正常增加的203万人，共计非正常增加2627万人。这个数字与我国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间非正常减少（即上表第７栏中的负差额）的2654万人，是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他认为。这种“高度吻合”的原因是，：1956－1959年在大迁移有效期1144万人重报、虚报了户籍。在1960－1964年，这1144万人重报、虚报的户籍被注销。1960－1964年又有1510万人在迁移中漏报了户口。二者相加为2654万人。
不要因为N千万数字很大，你们就可以笼统的说饿死N千万。你可以去问杨某人，他是怎么得来的数字。因为你们在说N千万，所以你们有责任提供数据出来，否则就是造谣。
告诉你一点，N千万，就是一个一个数，也是会有遗漏和重复的，你们怎么能够知道避免这些误差？所以，给你补一课的话，N千万只能是统计数据，可是统计数据国家有没有都不知道，反正如果有也没有公布过，谁能得出N千万的结论，肯定是在造谣，呵呵。
要证明是饿死得说明是低蛋白血症造成的渗透压的变化，水从血液中转移到组织中造成浮肿了，查基因顺序都不行，人死后血液又凝固了，得结论真难啊!
他最多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记录得出他记录下多少人“饿死”。统计学你们懂吗？再说饿死，也不是凭你口说的，饿死就是饿死。。。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到。现在是国际著名人口学家科尔的数据为2600万，孙先生的数据是400万，必有一方错误，好玩的是孙先生作为数学家的文章发在＂马克思主义研究＂。
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孙经先
目录
§1 “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谣言的来龙去脉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3 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4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理论分析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6 关于科尔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7 关于蒋正华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8 关于金辉“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9 1954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的调整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1 “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谣言的来龙去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我国在1960年前后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开始出现。下面我们首先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谣言的来龙去脉。
1983年国家统计局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予以公布。这一数据表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十个通讯社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公布后，在国外以国际著名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科尔公开出版了专著《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在书中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由于科尔是国际著名人口学家，他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为依据，国外历史学界开始宣传中国大跃进期间饿死了数千万人。
我国在1985年下达国家研究课题，研究困难时期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承担了这项课题。他“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1987年蒋正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的研究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官方某些部门认可蒋正华的这一研究后，以胡绳先生《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为代表，一批有官方色彩的著作宣布1960年我国人口减少1000万，在困难时期我国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随后，在我国国内又出现了以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把非正常死亡人数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
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重大谣言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2011年，党史二卷出版。书中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在实际上正式认可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
另一方面，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有许多人对这一谣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在196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是否有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应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为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必须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首先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这一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变动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处处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
“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
“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
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我们要探讨的正是产生这一重大矛盾的真正原因。这一探讨对于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谣言，起着关键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称为某一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
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
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人口异常增加，人口异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人口异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我们把1957—1982年期间人口异常变化数列表如下,其中绝对值超过100万的，我们用红色标出：
年度
岁末户籍人口数（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异常变化数（万人）
1957
64653
23.23
344
1958
65994
17.24
215
1959
67207
10.19
534
1960
66207
-4.57
-695
1961
65859
3.78
-598
1962
67295
26.99
-361
1963
69172
33.33
-397
1964
70499
27.64
-603
1965
72538
28.38
9
1966
74542
26.22
76
1967
76368
25.53
-100
1968
78534
27.38
45
1969
80671
26.08
61
1970
82992
25.83
207
1971
85229
23.33
275
1972
87177
22.16
38
1973
89211
20.89
192
1974
90859
17.48
74
1975
92420
15.69
123
1976
93717
12.66
119
1977
94974
12.06
119
1978
96259
12
138
1979
97542
11.61
158
从整体上看，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实际上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1．1957—195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2．1960—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五年大幅度异常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3．1968—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从以上三个时期人口异常变化的数字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国人口在1957年—195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093万人，1965年——197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人，共计异常增加2627万人。这个数字与我国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间异常减少的2654万人，是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我们无法用巧合来解释这种高度的吻合。所以产生了第四个问题：
4． 这种高度吻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上述第四个问题所揭露的事实，已经揭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就是：1960年—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2654万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1957年—1959年期间和1968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中去寻找。
§3 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所以要根据这些数据研究我国这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从“户籍登记”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入手。
实际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真实生存的人口总数。户籍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通过户籍登记的方法汇总而得到的人口总数。
在理想的情况下，户籍人口数＝实际人口数。但是在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例子 假定1960年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停办，其来自农村的职工一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1961年1月初返回原籍，并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显然，这一万人在1960年年底（12月31日24时）是没有户籍的，所以他们不会被计入到1960年年底的我国户籍人口总数中。这样我国1960年年底的户籍人口总数就会因此减少一万人，从而导致这一年我国人口异常减少一万人！
在这个例子中，完全不涉及任何实际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但户籍人口却减少了一万人。
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显示的人口减少，是指“户籍登记的人口”减少，它是统计数据的减少，正像例1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减少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数字”减少，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下面的事实。1960年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了。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本文作者看到这一消息，感慨万分。幸亏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1960年，那么这3600万人绝对会被一些人全部计入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就引发“饿死”数千万的谣言；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减少3600万，岂不要引发更大的谣言？！
不会有人认为2010年0～14岁人口比2009年减少3600万，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人就非要把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一定要认定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呢？！
由此可以看出，那种把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简单的认定为真实人口减少的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我们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按照我国法规规定，户籍登记与人口数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所以，为了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讨论迁移漏报、重报（虚报）、死亡漏报和出生漏报对人口异常变化数的影响。
利用数学方法，我们可以证明了如下极其重要的结论：
基本结论 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和迁移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无关。
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我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人口的异常减少（指由人口异常变化数所反映的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事实上，从户籍登记的角度讲，这一论断是非常显然的。假定1960年有一万人死亡，但他们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那么，他们已经死亡的事实就不可能在由户籍登记所产生的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也就不会对人口异常变化数产生影响。
上述基本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那些“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都可以，也只能用户籍迁移运动中的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纠正)解释。
国内外人口学界（包括蒋正华先生和科尔先生在内），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以下两个基本假定：
一． 国内户籍迁移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二． 人口异常减少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
我们的上述结论，完全推翻了这两个基本假定。
这两个假定，是以科尔和蒋正华为代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的所普遍存在着的两个致命的重大误区。由于存在着这两个重大误区，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
§4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理论分析
下面我们利用以上观点对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从数学上进行理论分析。
首先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计算出1954年—1982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1954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异常变化数之代数和（以1954年年底为零基准）。
年度
岁末户籍人口数
（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人口自然
增长数
（万人）
户籍人口增长数
（万人）
人口异常变化数
（万人）
人口异常
变化累计数
（万人）
1954
60266
0
1955
61465
20.32
1237
1199
－38
－38
1956
62828
20.50
1274
1363
89
51
1957
64653
23.23
1481
1825
344
395
1958
65994
17.24
1126
1341
215
610
1959
67207
10.19
679
1213
534
1144
1960
66207
－4.57
－305
－1000
－695
449
1961
65859
3.78
250
－348
－598
－149
1962
67295
26.99
1797
1436
－361
－510
1963
69172
33.33
2274
1877
－397
－907
1964
70499
27.64
1930
1327
－603
－1510
1965
72538
28.38
2030
2039
9
－1501
1966
74542
26.22
1928
2004
76
－1425
1967
76368
25.53
1926
1826
－100
－1525
1968
78534
27.38
2121
2166
45
－1480
1969
80671
26.08
2076
2137
61
－1419
1970
82992
25.83
2114
2321
207
－1212
1971
85229
23.33
1962
2237
275
－937
1972
87177
22.16
1910
1948
38
－899
1973
89211
20.89
1842
2034
192
－707
1974
90859
17.48
1574
1648
74
－633
1975
92420
15.69
1438
1561
123
－510
1976
93717
12.66
1178
1297
119
－391
1977
94974
12.06
1138
1257
119
－272
1978
96259
12.00
1147
1285
138
－134
1979
97542
11.61
1125
1283
158
24
1980
98705
11.87
1165
1163
－2
22
1981
100072
14.55
1446
1367
－79
－57
1982
101541
14.49
1461
1469
8
－49
按照上表，我们把1954年至1982年期间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绘制成下图，图中的曲线称为“人口异常变化曲线”，这条曲线反映了这一期间人口异常变化的情况。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这条曲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推断1. 1956年—1959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144万人。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年—1964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0万人。
推断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
由推断2和推断3可以知道，我国在1960年—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我们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没有涉及产生这些变动的社会原因。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实践是检验人们主观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上面由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下面我们将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论述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巨大数量的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来的结论，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迁移大军。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1956年—1959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
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56
9185
30.44
266
900
634
1957
9949
36.01
345
764
419
1958
10721
24.33
251
772
521
1959
12371
18.51
214
1650
1436
合计
1076
4086
3010
1956年—1959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年度
农村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56
53643
19.40
1036
463
－573
1957
54704
21.74
1178
1061
－117
1958
55273
15.91
875
569
－306
1959
54836
9.17
505
-437
－942
1956年—1959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
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1956
634
-573
61
1957
419
-117
302
1958
521
-306
215
1959
1436
-942
494
合计
3010
1938
1072
由上述表格可知，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这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原籍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1938万人。这个数字与上面所述的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3010万人之间出现了1072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一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1072万人的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
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正处在建立之中，户籍管理中的法规漏洞，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法规上的漏洞加上重报户籍会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重报户籍的现象。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这一期间全国产生的重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1072万人。这与§4推断1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1144万人，是高度相符的。这就论证了§4推断1。
这一事实表明，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以造成数额巨大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这正是国内外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全国共有3010万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这样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减少3010万。这些人口的去向本来是很清楚的，他们从农村来到了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2. 1960年—1964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196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重大困难，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会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市镇人口2000万以上。全国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全面展开。据有关统计，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
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始于1960年9月，基本结束于1964年，其中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这三年进行的。我们先看这三年的情况。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1961—1963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
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61
12707
10.24
132
-366
-498
1962
11659
27.18
331
-1048
-1379
1963
11646
37.37
435
-13
-448
1961—1963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农村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实际人口
增长数
户籍人口
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61
53152
2.41
128
18
-110
1962
55636
26.95
1466
2484
1018
1963
57526
32.7
1850
1890
40
1961—1963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移民数
农村移民数
1961
-498
-110
-608
1962
-1379
1018
-361
1963
-448
40
-408
合计
-2325
948
-1377
由这些表格可知，在1961年—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二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差额1377万人，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有1377万人在这三年中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1961—1963年这三年从市镇到农村户籍迁移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这两年的数字，这五年中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说是已经得到论证了。这就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3。
我们已经指出，1956年—1959年期间出现了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在全国得到真正实行要有一个过程,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落实这一条例的过程相当于一次户籍整顿，随着这一条例1960年在全国的落实，上述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的1144万人的双重户籍之一（或虚假户籍）在1960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要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中，精简的重点就是1956年—1959年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这些人中那些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员，他们的双重（虚假）户籍问题即使没有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解决，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被自动解决。这就论证了§4的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漏报户籍人口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人口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大规模的异常减少！这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异常变动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3. 1970年—197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运动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精简到农村并且漏报了户籍的151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也要求重返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年—1979年）这一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这1510万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其余的人也由于种种需要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这就造成了1970年到1979年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出现了连续较大幅度异常增加的现象。就这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4。
1965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这个数字与上一节推断3中的1510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1960年—1964年期间确实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从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6 关于科尔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国际著名人口学家科尔先生关于我国超线性死亡2680万人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支持“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学术研究之一（另一个研究是蒋正华先生的研究）。
科尔是一位美国人口学家，他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变化情况，不了解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空前的人口大迁移运动。这就导致了他的研究出现了重大错误。
科尔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一基本假定是完全错误的。
他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利用死亡漏报解释我国户籍人口的异常减少。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指出科尔研究中的另外两个重大错误，我们需要把科尔研究的基本思路介绍如下：
科尔首先依据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期间我国各年的出生人数，然后根据公式
“1953年到1964年期间出生人数总和”－“同一期间死亡人数总和”＝“1964年人口总数”－“1953年人口总数”
计算出同一期间死亡人口总数，然后估算出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要求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必须是准确的。
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通过对30万余名15—67岁的妇女生育史进行回顾性调查，获取了1940年到1981年共四十二个年度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
我们利用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对这次抽样调查的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一方案存在重大的缺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外的文章中予以评述。
利用1982年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1981年育龄妇女按年龄的生育情况，并把它和1982年同时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比较一下。
1981年育龄妇女生育婴儿个数
妇女年龄
普查数据
抽样调查数据
相对误差
15—19
377150
724138
92.0%
20—24
5276210
7336945
39.1%
25—29
10565740
9564531
9.5%
30—34
2994050
2311330
22.8%
35—39
841970
760591
9.7%
40—44
320480
285714
10.8%
45—49
69330
43350
37.5%
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以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这次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妇女按年龄的生育率，在15—19、20—24、30—34、45—49这些年龄段中，其误差都超过了20%，最高达到92%。而在25—29、25—39、40—44这些年龄段中，误差也达到了10%左右。这样高的误差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这是在1982年，通过30万名余育龄妇女对上一年的生育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得到的误差。那么通过同一批妇女对二三十年以前的生育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得到的误差显然会大大高于上述数字。
利用误差这样高的生育率数据，显然无法准确的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的出生人数。我们可以指出，生育率数据每差10%，按照科尔的方法计算出的死亡人数，就会差2600万人！这样高的误差显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是科尔的第三个重大错误。
按照我们前面的研究结果，我国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出现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这些人口漏报户籍，他们就没有被计入到1964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中，这就导致了1964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减少了1510万。换句话说，我国1964年的真实人口总数，应当比统计数据多1510万。由上面科尔所使用的公式可以看出，由于这一原因，科尔把我国1953至 1964年期间的死亡人数多计算了大约1500万。这是科尔的第四个重大错误。
由于上述这些重大错误。这一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说的比较客观，他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7 关于蒋正华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蒋正华先生关于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研究，是我国唯一被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的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和科尔先生的研究一起，是支持“我国在困难时期有1700万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的学术研究。
蒋正华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利用这一数学模型“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
我们作为专职的数学工作者，对蒋正华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了仔细分析。正像我们在《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中所指出那样：他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错误和问题。由于这些错误，他根据这一数学模型所得到的我国“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
我们必须指出，蒋正华先生的上述学术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的、全面的错误。利用他的模型，根本无法得到我国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真实情况。由于说明这一点需要较多的数学专业知识，这里就不进一步说明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上述文章。
蒋正华是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的死亡率、出生率和“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结论的。但是，他没有在学术刊物上公布他赖以计算的原始数据和计算过程。据他本人讲，直到2005年10月17为止，他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重要结论的“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还要待他“有机会再来整理”。对于这样一个直到2005年还没有整理，更没有公布其计算过程的 “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在1987年就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学术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蒋正华先生的研究进行了公开的学术批评。我们的批评已经公开几个月了，但是蒋正华先生并没有对我们的批评做出回应。我国在困难时期是否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公案。蒋正华先生本人也承认，这是一件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问题。我们希望蒋正华先生能够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的学术批评作出公开的回应，并且讲清这一件应当在历史上讲清楚的重大问题。
科尔先生和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是支持“1700万人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的学术研究，这两个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上面的叙述说明了这两个研究都是错误的。
§8 关于金辉“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在我国还有其他一些“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所谓“研究”，其中主要有金辉、曹树基、王维志、丁抒、杨继绳、彭西哲、李若建等。
下面我们以金辉为例，说明这些研究的荒谬性。
金辉既不是人口学家，也不是数学工作者，他只是一位作家。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连人口统计学的基本知识都没有。但是他却利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这是他的原话）“推导出了”中国1959年到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数为4060万人，成为“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谣言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们仔细分析了金辉的所谓“研究”，发现金辉所说的我国在1959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60万人的数字中，包含了以下数字：
1． 1960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695万人；
2． 1961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人（实际减少598万，金辉少计算了250万）；
3． 1960年由于新生婴儿漏报出生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05万人；
4． 1962年到1964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1270万人（实际减少1361万，金辉少计算了91万。）尽管这些减少是在1962年到1964年发生的，但是金辉仍然把他们计入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以上共计减少2618万，这些减少没有一个是因为死亡原因造成的。
5． 1953年到1958年期间已经正常死亡，但因为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没有在当时进行死亡登记，而在1959年—1961年被注销户籍的人口，这一人数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参见本文下一节）。
以上大约3100万人根本与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都被金辉列入了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人数之中。
金辉以上“计算”饿死人数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计算”成为我国那一时期饿死人的人数的。
在去掉以上人数之后，金辉的所谓饿死4060万人，就只剩下大约900万人了。
金辉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计算饿死人口的计算公式。对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仔细评述。由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上述这900万人也是缺乏依据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金辉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其他人的研究，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9 1954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的调整
为了搞清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
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的户籍人口死亡率进行调整。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讲，由于1958年以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户籍登记的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在这种情况下，从1953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就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人口已经死亡而没有到及时到户籍管理部门申报死亡登记。随着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和真正落实（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前后），这些漏报死亡人口的户籍在1960年前后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这种情况对1959年—1961年，特别是1960年的户籍死亡率呈偏高态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点，被几乎所有的关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所忽视。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暂且以1953年—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为12%，调整这些年的人口死亡率，并认为这些死亡漏报的人口的户籍是在1960年前后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注销的，就可以给出了1954年—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初步估计值如下：
年度
死亡率（‰）
1954
14.98
1955
13.95
1956
12.95
1957
12.27
1958
13.61
1959
14.59
1960
17.85
1961
14.24
以调整以后的1954年到1958年期间的平均死亡率(13.55‰)为基准，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为400万人左右。
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期间的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还应该继续进行调整，但由上表可以看出，可供继续调整的空间是已经不大了。因此可以初步认为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比较接近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作为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向读者指出，超线性死亡是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人口死亡问题时的一个专门的人口统计学的学术术语，它有着特定的数学含义（向专业之外的人讲清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是不容易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不表示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不表示饿死人数。
杨继绳、金辉（他们都不是人口学家，更不是数学工作者）等一些人在“研究”中，把超线性死亡人数错误的解释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数荒谬的解释为“饿死”的人数，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如果他们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蓄意欺骗；如果他们不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在数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无知。
在1960年前后几年中，我国遇到重大的经济困难，同时又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死亡率比正常年景偏高一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上面我们所说的这几年人口超线性死亡400万人，正是这种死亡率偏高的反映，它并不代表这几年有4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在这400万人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而“饿死”的人数，又只能是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部分。
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做几个比较。
与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比较：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
与民国时期比较：在我国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
与同期发展中国家比较：1950—1955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比较：2002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与俄罗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当。
在上表所显示的死亡率下，是不可能出现数百万人以上的饿死人的现象的。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这一数据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参考。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
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
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
先讨论出生漏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户籍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我们在前面对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进行了初步调整。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实际人口数比1959年要增加大约600万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附注：本文是作者在乌有之乡举办的《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的真相研讨会》上的讲稿。这次发表前又做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这次研讨会的视频见：戳穿一个政治大谎言——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的真相研讨会,主讲人：孙经先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10/268526.html
关于本文§2到§5所述内容的更详细的讨论，见
孙经先（笔名孙景泽）：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24127.html
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关于本文§6所述内容，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详细论述。
关于本文§7所述内容的更详细的讨论，见
孙经先：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孙经先，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58.html
也可见
齐景润：蒋正华在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中的中小学生错误
http://www.wyzxsx.com/ebook/jzh.htm
齐景润：六千五百万中国人是怎样“被死亡”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9/259395.html
齐劲松：蒋正华的一段话揭开一个重大秘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1972.html
齐劲松：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8/252324.html
关于蒋正华研究的原文，可见
蒋正华 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64.html
关于本文§8所述内容，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也见
齐景润：几千万中国人是怎样“被”金辉“饿死”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6787.html
关于本文§9和§10所述内容，见
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此外，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予以更详细论述。
关于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更多的文章，可见
专题：60年代人口变动真相，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sqwhy/Index.html
野叟论史：综述最近热炒的“饿死三千万”事件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0/268611.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7f77c000102dup9.html
那请你谈谈这位美国人科尓的数学模型，给我们谈谈我们这些外行错在哪里，复旦教授错在哪里，＂墓碑＂一书近十年的调研如何充满谎言。注意如有脏话会导致删帖，你的理性思辩的帖子自然会展现你的智慧。
人口基数6亿，如果假设的模型误差为10%，则有6千万的人口出入。你现在用了这么多的模型，误差是多少？上次有个运-运说是30%的误差，且为合理。老天，这表明饿死1亿8千万都是在你们的误差范围之内， 明白？？
所以，这些N千万数据没有任何意义！
你家饿死几个？文学城大多数没有饿死人，这些指标都给你们吧？难怪现在很多河流里飘着死猪，原来是你们这群张口就来的骗子啊。多死些，清净！
不是蠢货是什么？
你说话嘴巴要干净，伤的是你自己。你说的与此离题太远，证据现在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人自己。
你现在张口N千万，有任何证据？竟然连人口统计局帐的数据都是听美国人的？
美国人是你爹？ 蠢货！
如果有记者直接去采访他就好了，因为古狗这句发现它被广泛引用。上面记录片中科院士，北大教授，新华社工作三十多年的七十岁的老记者，他们都公然说谎图什么。
整个深入人心的三年自然灾害之说就是一个执政者的谎言，我们出国前全相信，我还为此与我美国朋友激辩过。现在还有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多样的调查，口述，著述等证据下还为当局辩护，简单难以想像。
啊，那后面还有一句“His estimation was based on Ansley J. Coale and Jiang Zhenghua's estimation of 17 million.”真奇怪，连统计局长的数据都是听人家说的。
Haha, it was still from wiki without definitely cited sources:
"Li Chengrui, a former minister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estimated 22 million (1998)."
Li seems a faculty of Peking University (not confirmed):
http://www.zoominfo.com/#!search/profile/person?personId=1049551749&targetid=profile
窃以为现在这个舆论环境中多怀疑比多轻信要好一些。
能否说说那个“前国家统计局长认定的2200万”的信息来源吗？
我是指那些写成著作发表的东西，那些记者花十年笔录千页的材料，那些看过档案的人，那位前国家统计局长认定的2200万，这些都不相信去相信天气预报都改的国内政府? 一些人不相信官方也不相信学者，自己又不在此领域，这使得很难convinced他们。就是确实死了几千万，另一派也可说不是饿死的，非要你证明死因是低蛋白血症不可。你说的那位外国学者（不像是爱尔兰人名）陈述官方1500万说法也是通过考证后得出的。
楼主是在大批判啊。你引的Wiki片段明明标着陈述需要信息引用来源，表明可信度有待证实，你说基本可信依据在哪呢？你希望我正反证据最好都提供，很惭愧，缺乏研究。但是论证方法我还是懂的。你引用的也都是一边倒的说法，而且不加推理，只以主观可信度作判断。这个主题由于其缺乏公共信息，官方讳莫如深，所以造成各种离奇说法。反正大家都没有过硬的证据，对于未知的东西就变成信仰一般---谁说没有神，神在人的心里。
是‘反愚蠢人类言论’！
Thank you for introducing us this book:
《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上、下篇）》
通往天堂的路
書名：《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上、下篇）》
作者：楊繼繩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08 年 5 月
這是一部叫人看得心情沉重的書，作者楊繼繩在「前言」中寫下為書起《墓碑》一名的緣由：一為在一九五九年餓死的父親立碑；二是為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歷史上一段最慘烈的饑荒中，餓死的三千六百萬中國人立碑；更要為造成大饑荒的極權制度立碑。他原打算把書名定為《天堂的路》，背後不無對專權「人禍」造成大災荒的反諷。
楊繼繩是著名作家、學者，在新華社當了三十五年記者、編輯，曾三度採訪趙紫陽，現為《炎黃月刊》副社長。他花了十年時間，利用到全國各地採訪的機會，查閱資料，訪問經歷大饑荒的人，收集上千萬字的資料數據，以事實和數據揭露這慘絕人寰的史料。
該書分上下兩篇，合共約一千頁，上篇集中報導及揭露中國各省如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在大饑荒期間的真實情況，包括人吃人的慘況、官僚對老百姓的殘酷逼害、制度的腐敗等。下篇則是作者對中國持續三、四年大饑荒問題的專題論述，探討釀成大饑荒的禍根、當權者對危機的應變、專橫制度下的遺禍，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墓碑》出版之際正值中國剛發生四川大地震，全國努力搶救全球參與關注賑災，天災人禍加深了大眾反思中國的憂患。上篇第三章「天府飢魂」中便提到一段和四川十分關鍵的史料：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成都會議，首次提出「社會建設總路線」的「三面紅旗」中心概念，依作者分析，「三面紅旗」和群眾對毛澤東的迷信盲從，正是造成六十年代大饑荒的肇因，當中還有段小插曲：毛澤東參觀都江堰時望著離堆問道：「這岩會不會被水沖掉？」陪同的省領導答說岩粒很堅固。毛澤東再問道：「一百萬年後會不會？」眾人一時答不上，但卻反覆思量毛主席的智慧提問，受皇恩的啟發，覺得那闔乎千代子孫的幸福，便立即動工用鋼筋水泥加固了離堆。
可是，中國人的苦難從沒止息，據知，大饑荒中四川餓死的人數為一千至一千二百萬，也是全國饑荒時間最久的省份。書中提及的那場成都會議，彷彿預示饑荒和政治的狂飆，逐步吞噬老百姓的性命。由地震橫禍以致楊繼繩的《墓碑》饑餓誌，就是叫世人在世世代代不堪回首的國難中，以史為鑑，以勇氣建構穩健和諧的社會，正視生命的價值，那才是真正通向天堂的路。
■馬戽
官方的数据你有信的自由和权力，我有不信的自由。在中共的官方言论里面，当西方世界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中国人民正在享受文化大革命的幸福生活。大跃进的时候，中国正在全面大丰收，亩产几十万斤呢，你信吗？
你说话要小心啰，那里也有你的祖辈或兄弟姐妹。
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前任局长在1998年认为死亡人数为2200万。
＂According to th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4), crop production decreased from 200 million tons (1958) to 143.5 million tons (1960). Due to lack of food and incentive to marry at that point in time, the population was about 658,590,000 in 1961, about 13,480,000 less than the population of 1959. Birth rate decreased from 2.922% (1958) to 2.086% (1960) and death rate increased from 1.198% (1958) to 2.543% (1960), while the average numbers for 1962–1965 are about 4% and 1%, respectively.
The officially reported death rates show much more dramatic increases in a number of provinces and counties. In Sichuan province, the most populous province in China, for example, the government reported 11 million deaths out of the average population of about 70 million during 1958–1961, one death in every seven people.[citation needed] In Huaibin County, Henan province, the government reported 102 thousand deaths out of a population of 378 thousand in 1960. O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imply about 15 million so-called "excess deaths" or "abnormal deaths", most of them resulting from starvation.[citation needed]
Yu Dehong, the secretary of a party official in Xinyang in 1959 and 1960, stated,
“
I went to one village and saw 100 corpses, then another village and another 100 corpses. No one paid attention to them. People said that dogs were eating the bodies. Not true, I said. The dogs had long ago been eaten by the people.[13]
”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government seriously under-reported death tolls: Lu Baoguo, a Xinhua reporter in Xinyang, told Yang Jisheng of why he never reported on his experience:
“
In the second half of 1959, I took a long-distance bus from Xinyang to Luoshan and Gushi. Out of the window, I saw one corpse after another in the ditches. On the bus, no one dared to mention the dead. In one county, Guangshan, one-third of the people had died. Although there were dead people everywhere, the local leaders enjoyed good meals and fine liquor. ... I had seen people who had told the truth being destroyed. Did I dare to write it?[13]
”
Some Western analysts, such as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stimate that about 20-40 million people had died of starvation caused by bad government policy and natural disasters. J. Banister estimates this number is about 23 million. Li Chengrui, a former minister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estimated 22 million (1998). His estimation was based on Ansley J. Coale and Jiang Zhenghua's estimation of 17 million. Cao Shuji estimated 32.5 million. The aforementioned Yang Jisheng (2008) estimated the death toll at 36 million.[15]
Hong Kong based historian Frank Dikötter (2010) estimates that, at minimum, 45 million people died from starvation, overwork and state violence during the Great Leap, claiming his findings to be based on access to recently opened local and provincial party archives.[4] However, his approach to the documents, as well has his claim to be the first author to use them, have been questioned by other scholars.[16] Dikötter's study also stresses that state violence exacerbated the death toll. Dikötter claims that least 2.5 million of the victims were beaten or tortured to death.[17] He provides a graphic example of what happened to a family after one member was caught stealing some food:
“
Liu Desheng, guilty of poaching a sweet potato, was covered in urine ... He, his wife, and his son were also forced into a heap of excrement. Then tongs were used to prise his mouth open after he refused to swallow excrement. He died three weeks later.[18]
”
There are widespread oral reports, and some official documentation, of cannibalism being practiced in various forms, as a result of the famine.[19][20][21] Due to the scale of the famine, the resulting cannibalism has been described as "on a scale unpreceden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19][20]＂
我们是讨论那三年和周围年份的比较，与你那三十年的对比系统相差太大。我一般不删贴，但不能保证以后对像你这类用漫骂语言的非理性的贴子。
如此， 你怎么光说饿死的， 那活了的是谁呢？ 大家都是人民公社， 一样的口粮， 哪些人就怎么饿死了呢？ 你父母是干啥的？ 是特殊材料做的吗？ 怎么他们没有死还生了你们好几个呢？
同意，那种问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死亡最不靠谱，受灾严重的省象四川，甘肃就很多人说知道谁谁饿死了，而北京上海就没几个人饿死了。
博主至少引用了数据，并有一定分析。那些要别人精确给出答案的太苛求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的数字越来越难得到，就连档案记载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还记得亩产万斤么？
谢谢你的解释，会使问题讨论朝更理性的方向进行。
金笔反问亲人朋友中饿死人数，但不明白即使笔者认识很多人饿死，也不能证明全国饿死的人数。所以这个反问不成立。
Julienmum 的观点是这些数字都是造谣，因为没有任何统计。恰恰相反，2000-3000万的数字是有一些统计的，八千万就没有了。你可以说统计可能不准确。
我觉得博主文章原意是讨论一个可能性，没有逼着任何人去盲目相信某个结论的意思，读者可以自己作出判断，不必大动肝火。
确实如此!
那么麻烦你找找正的或反的证据，我完全open minded, 随时准备面对证据改变。这恐怕很难，因为我们不像德国或日本人那样重视历史材料。
比如“官方都承认死了1500万”来自Wiki。但Wiki这个说法的reference并不是真的来自中国官方，而是一个爱尔兰学者的说法。这就令人对“官方”一词严重存疑。
发表出的著作你说是没证实的谣言，你举例用的极端数字是不需证明的，这是你自家定的标准。你相信政府的更大可能的不靠谱的数据，那是你的事，我则更相信各学者所研究出的结果，美国和中国的社会学者都有，不是你一句谣言就能抹杀的。
呵呵，你说人口增加了多少多少，人家会说老毛学苏联鼓励英雄妈妈，所以才会造成中国今日的人口问题。你说那中国不是计划生育了吗，人家又会说那是没人性、反人类blah blah blah
金笔兄反驳得有理。关于这个问题，也问过父母和祖父母辈。有没有饿死人，有；有多少，都不知道。但是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可以随便冠上个三千万八千万的罪名？最关键的是，编排个数字只是某些人的第一步，他们是先要让这个穷凶极恶的数字深入人心，然后才有利他们接下来对中国人民、中国政府、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实施进一步的打击和诽谤。说实话，上当的人已经很多，但头脑开始清楚的人也不少。有些人呢，如果只是信谣传谣，最多也就是幼稚。但如果是有心为之，那就是居心叵测。自己是哪一种人，自己心里最清楚。
真正热爱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疾苦忧患、希望中国不再被人欺凌的海外华人，对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只会抱着认真严肃的态度思考交流，对政府的批评也是希望其吸取教训，而不是不负责任地抛出一堆没有根据的数字、几个匆忙而就的结论和成串貌似充满圣母情怀其实根本不着边际的感叹。回应一下前面说的，这年头，当圣母比当学者还容易。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以你的中文水平，反讽的话你听不出来，那我就只好正面点拔你一下：我的意思是，造谣饿死三千五百万的还不算极品，我见过更大的谣言是饿死八千万，就在这个文学城里。你得明白一个常识，要别人相信你提出的观点，就要自己去证明，听众读者没有责任去帮你做功课，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证明八千万是不可靠。相反，说饿死八千万的要证明八千万的可靠性，而你，要证明三千五百万的可靠性。
“但wiki引用那么多学者的著述，比亲政府的观点可靠多了。”
“大量的学术专著应该是最serious的形式吧? ”
这跟亲谁不亲谁没关系。没有上帝或者法律规定学术专著就一定比政府权威，这年头，要自名为学术专著还不容易么？不是说你挂上一个学者专家的头衔，人家就非得信你的，这不成了学术崇拜了吗？一句话，管你是政府还是学者还是布衣，拿出有力证据来，别人自然信服，管你什么身份。而且请注意，我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过我知道具体数据是多少，正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多听多看多分析多思考，同时在这个过程坚决反对造谣传谣。造谣传谣者于澄清真相一点助益都没有，相反，全是搅那个啥的棍子。你一会儿讲三千五百万，一会儿又说三千五百万就算不对，一千五百万也很多。你自己到底想要拿哪个数字出来说话？想清楚了，找到证据了，再来发言也不迟。
至于那位滚刀子肉的观点，你的一切观点已经罩在中共是不可信的这顶大帽子下，还讨论个啥？
I disagree with your analogy of gun violence in US.
The Second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gives people the right to own guns. This is a mandate to US government that limits what it can do. Attempt to limit gun ownership by law often ends up in Supreme Court as 2nd Amendment violation. You can't have gun ownership w/o death from gun violence. It just can't be done. Death from guns is mostly a choice by American people, not the government. The way to reduce death by gun violence is to make owning gun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 But Americans aren't ready to go there yet AFAIK.
On the other hand, death from famine is very preventable by the government. At the very least,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allow refuge to go begging freely. Tragically, even that is no always the case. Let alone the government can and should get food elsewhere to feed people.
一面大谈人民，一面连人民最基本的状况－饿死多少人，都搞不清楚。
你相信这样的领导人，真的有能力关心人民吗？还是空话，假话？
中国历代，即使是昏君时期，饿死多少人，都大概有谱。
所谓最关心人民的毛，倒弄不清楚饿死了多少人？还是他死不认错？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statistics, there were 15 million excess deaths in this period.[1] Others have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famine victims to be between 20, 36, 43, or 45 million.[2][3][4] The journalist Yang Jisheng estimated that the drop in new births prevented another 40 million from being born.[5] The phrase "Three Bitter Years" is often used by Chinese peasants to describe this period.＂
学者们的论著和官方的说词你都不信，我们又与社会学研究无关，那你信自己好了。对于你的问题，如果按官方公布的1500万也是每班五十学生或群体就有一人饿死，去看电影里的描述，四千的村庄因饿死人而到处都是哭声，那可是那个年代的人的亲口所言，你最好说那些中科院士或教授们在欺骗读者。
什么数学模型什么理论推算等等，全是基于政府公布的数字，那个数字不准确，再推还是不准。
不过，自己公布的数字，比如“饿死”一百万（随口举的例），那最起码也至少是一百万了，他再笨也不会自己给自己栽头上个屎盆子。
这些“官方”也只是个人观点。他们都是些“走资派”，老毛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谓“官方”的这些东西，无非就是想阻止人民往回走而已。
事实是：这三年到底饿死人（多过常年）吗？到底多饿死多少人？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数据。
但就你而言，你无法回答我的提问。
Go ahead to watch the indicated parts of the movie below, the evidences were all from those who went through the period as they watched their friends dying, those descriptions were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all of us.
请看我的原文，你算得很inflamed。前些年也要年轻网发文质问过类似你的问题，你的问题也适应于问官方的1500万的数字，那也是高得惊人的2.2%的程度。
＂如果此数据靠谱，按中国在六零年的大约六亿七千万的人口总数计算，那些年每一百中国人中就有四至五人以非正常性的方式死亡，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请问，你家，你所有的亲戚家，你邻居家，你邻居的直系亲属家，然后你的同学家，你的朋友家，等等、等等，有没有人饿死的？！
再问，中国军人那个年代大约大约是五六百万，同样的请问，你家，你所有的亲戚家，你邻居家，你邻居的直系亲属家，然后你的同学家，你的朋友家，等等、等等，有没有人是军人？！
大量的学术专著应该是最serious的形式吧? 中国从来就没有留详细史实的习惯，纳碎抓犹太人的名字，地点或放在那个集中营都是记录在案的，可在柏林档案中查到，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如有文档记录支持会更具说服力。
I agreed with some of what you have stated,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of current government function in China. Again, we were only discussing those terrible three yea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ulture Revelation as well as three years of disaster and Nanking massacre is just the same as between US gun crimes and 911. One is due to social instability and bad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other is due to foreign invasion. During Culture Revolution, the death rate is much higher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CP officials than the rate in other group. Saying communist China kills more people than Nanking massacre is just the same as saying Democratic America is killing more America than 911. During three years of disaster, many poor Chinese died of hunger, Chinese people know that, and Chinese government know that, and they all know something is not correct, just like US people know that so many gun crimes in US is not correct. There are more poor people died in three years of disaster than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just like there are more poor people fall as gun crimes victims in US. There must be some communists died during three years of disasters, and many who died have relatives as communists. As we know, during civil war in China, it was the most poor who joint the Communist Party. 1959 was only 10 year after civil war and majority of Chinese population was still in countryside. At that time, most of government and party officials were come from the countryside and come from poor families. If there are someone who wants to killed Chinese people intentionally during 1959-1961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n it should be United States and Soviet Union. They succeed in putting economic sanction on China, which led to humanitarian disasters indirectly.
Communist China is bad. Chinese know it. But Chinese are not foolish enough to overthrow it, as they know that the present China is still the best among all other forms of governments they tried since Opium War. Since Opium War, Chinese tried democracy under Sun Yet-sent but all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democratic ones, just support local war lords in China to extent their state interest at the expense of Chinese democracy and at the expense of Chinese people. That’s why Dr. Sun turned to Soviet and welcomed Communist in China.
In the last a few decades, poverty population reduc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hina made the number one contribution in reducing world poverty. Many poor peasants of yesterday are rich entrepreneurs today in China, thanks to market economy adapted by Communist China. Regardless the label put on China as communist or capitalist, the present Chinese government works for the better of China and the world.
老兄，我是完全按你的逻辑在说事，你说你见过八千万之说，但是没有证实这八千万的可靠性就来支持你的观点，按你下面的观点至少应该算传谣。我们都不知道确凿数据，我文中也没下结论题目还是问句，但wiki引用那么多学者的著述，比亲政府的观点可靠多了。
那个非正常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现在还在讨论研究之中，而越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越不能不负责任地搅混水。我就是这个意思。
回复julienmum的评论:
我更相信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写成的著作，別人写的学术著作我引用应该与谣言不能等同吧? 你那八千万的谣言成份更大吧?
政府的数据我是怀疑的，中国美国政府都会美化自己推卸责任，你有相信政府的自由，那你对政策失误造成官方说的1500万死亡人数感受如何?
不负责任地讨论就接近造谣，一定程度的造谣是要负法律后果的。你口口声声口诛笔伐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表态说“说笑而已，各位看客不必认真”。你要认真，大家就都玩认真的；你要耍赖，大家就都玩耍赖的，不能搞双重标准吧。
说实话，官方的数据还真远比谣言可靠得多。而且，不能你说一句在中国生活过，官方数据不可信，它就真不可信了吧。还是那句话，要证明你这个观点，就拿出可靠的证据来，张嘴就说，不算造谣，也算传谣。是啊，造谣传谣多简单啊，上下两嘴皮子一碰，你完事了，人家还得费半天劲去证明自己。搅混水的一般都是这范儿。
人最好还是对自己的言行有点负责任的态度，不管你是在做社会论文还是随便发发言。照你的观点，是不是做论文的时候就要说实话，网上发言的时候就可以满嘴跑火车？
文章仅起讨论作用，这里不是写社会学论文，我们当然首先需面对各方的说法与数据，至于各人如何判断那是大家自己的事，官方说的1500万如果确实也是够震惊的，大家生活在中国过，官方数据你能信? 天气预报都可以改。
那来的炒作，官方都承认死了1500万，其他专家的数字在2000-4000万不等，请看下面的wiki，你说的横向比较自有其说，但我们讨论的是那三年与周围年份的比较。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statistics, there were 15 million excess deaths in this period.[1] Others have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famine victims to be between 20, 36, 43, or 45 million.[2][3][4] The journalist Yang Jisheng estimated that the drop in new births prevented another 40 million from being born.[5] The phrase "Three Bitter Years" is often used by Chinese peasants to describe this period.＂
http://www.google.com/search?site=&source=hp&ei=TQOFUZrQDoKm8QT1oYDgCQ&q=chinese+famine&oq=chinese+famine&gs_l=mobile-gws-hp.1.0.0l5.9440.22119.0.26290.15.9.0.6.6.0.276.1532.0j6j3.9.0...0.0...1c.1.12.mobile-gws-hp.DSoFj0ppTu8#itp=open0
http://m.guardiannews.com/world/2013/jan/01/china-great-famine-book-tombstone
这些人口数据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部从网上来的，并且我也在文中注明＂未经核实＂。最后一图来自wiki，似乎与你的人口普查相符，问题是不知谁有更准确的1959-1961年的数据，那位复旦教授又是如何得出那3245万的结论的。"
楼主能这么说，那到底哪一样对你更要紧呢：辩清历史真实，还是洗脱自己与不负责任数据的关系？
都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你这才刚开始被人家问到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就忙不迭迭地撇清关系说这些数据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缺点职业操守吧。
既然你也知道是“未经核实”，那就不要拿来这么言之凿凿，不然就要归属为谣言类别了。
你反问复旦教授是怎么得出3245万的数字，对呀，我也同问。况且，既然是你提出来作论据的，应该由你来证明呀，所以这个问题该由对你此文的质疑者来问你，你怎么反过来问别人呢，搞反了吧。
从1842年至1949年，全球人口从11亿增加到25亿，增加了128%， 而同时间中国人口只增加了1.2亿，增加了30%。从1949年至1962年，即到三年灾害以后，中国人口增加了1.2亿，增加了23%， 即建国后到三年灾害以后，中国人口的增加等于鸦片战争以后100年的人口增加，而1949年至1962年全球人口增加了21%，略低于中国人口增长率。现在有人炒作三年灾害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以此推论新中国建国后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年代，这种推论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百年屈辱才是中国非正常死亡更高的年代。
http://afe.easia.columbia.edu/special/china_1950_population.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rst_Opium_War
http://www.nationmaster.com/graph/peo_pop-people-population&date=1962
http://www.digitalsurvivors.com/archives/World%20Population%20Estimates%20Interpolated%20and%20Averaged.pdf
http://www.cpirc.org.cn/en/totpope.htm
这些人口数据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部从网上来的，并且我也在文中注明＂未经核实＂。最后一图来自wiki，似乎与你的人口普查相符，问题是不知谁有更准确的1959-1961年的数据，那位复旦教授又是如何得出那3245万的结论的。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总人口601938035人（包括台湾1951年公布的7591298人、国外华侨和留学生共11743320人）。
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总人口720370269人（不包括台湾人口、港澳同胞和国外华侨）。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031882511人（包括台湾18270749人、港澳5378624人）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160017381人（包括台湾20155830人、港澳6130000人）。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29533万人（包括台湾2228万人、港澳722万人）。
2009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339724852人（包括台湾23162123人、港澳7649900人）。
请比较周围的年份，与明代的死亡率比较，一些人还能得出党和主席更伟大的结论。我们还应该考虑青霉素等医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