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起故乡，我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论住的长短，在国外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出国前的各地，但是这里无论如何也入不了我“家乡”的字典；论籍贯老家，生活的时间也不短，却都是长成以后的记忆，缺少依稀绵长的思念；而我童年少时成长的地方，一直以来却从来没有被我，父母和周围的人当成真正的家乡–对于在“三线建设”中硬被搬迁到山沟里的人们来说，住得再久，那个地方所联系的也只是他们曾经无处安放的青春。

平河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个长江中下游流域一个丘陵环抱，毫不突出的农业县，在七十年代接纳了好几个大小三线工厂，我父母所在的军工企业就是其中之一，独立于周围的农村环境，俨然是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见博文《高考1977：三线厂的故事》）。到了八十年代，三线厂里已是人心惶惶，个个想着法子要跳出山沟，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越来越差。好在初中毕业时，当地的县中择优录取，对一班工厂子弟也敞开了大门，我于是开始了一段县中岁月。

（一）校园

平河县城，离我的家有三十公里。几万人口的镇子，除了一横一纵两条柏油马路，小巷多半是青石板路，连入低矮的民居，马头檐角，青瓦白墙。一条不窄也说不上宽的河，在镇子边绕带而过。

县中就坐落在河边一个静静的湾汊旁。这是一所颇有点历史的学校，创办于民国初年，算是政府公立，士绅协办，教化乡里，也培养出许多能列入地方志的人才。学校的教学质量远近闻名，升学率挺高，不仅在县内首屈一指，在省内也数得上。作为一个地方学校，县中的招生对象主要是本县的城镇和农村学生，比例大概一半对一半；以比较高的分数招收三线厂子弟，目的是招揽优质生源，进一步提高升学率。我们的工厂因为是中央直属企业，教育经费单列，所以工厂还要为在县中读书的我们交一些“代办费”。

校园很大，甚至有几十棵古树参天，其中一棵树上，挂了好大一口铁钟。每天早午晚，都见一个驼背的老工友，解开系在树上的钟绳，“当当当”，指挥着学校的作息，电铃只是课间的陪衬。树林边上，有若干栋校舍。老旧的住男生，一个大房间里能住三，四十人，上下铺摆设得如丛林一般；女生比较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房子也新一些，每间宿舍住十二个人。宿舍门前有一条小小的排水沟，早晨起来，一群姑娘端着脸盆茶缸在那里洗漱，水龙头则在院子外几十米远。厕所在另外一边，往往要先狠狠跺几脚，听见里面的小动物悉悉索索跑开的声音，方敢进去。

出了院子，穿过晨雾霭霭的树林，就是大操场。县中的一天开始得很早，往往天还没有亮，操场上就满是晨跑的学生。跑得满头大汗了，曙光乍现，操场边又是一片书声琅琅。有一个早晨，我也奔跑在朦胧的晨曦中，突然脚下一阵剧痛，蹦跳着低头一看，只见半截破玻璃瓶扎穿了运动鞋胶底，刺入左脚底板，好大一个口子，疼得我直冒冷汗。

在同学的搀扶下，我一瘸一拐地来到校医室。校医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他用酒精给我清理了一下伤口，然后从柜子里搬出一个大玻璃瓶，用镊子从里面钳出一块黄黄的东西，敷在我的脚上，我顿时感觉一阵凉意从伤口中弥散开来，痛感大减。校医操着那难懂的当地方言，告诉我那块黄黄的东西是一种野兽的肉，偏方秘制的，可以把创面里的脏东西“拔”出来，消肿止痛。那时候的我也真皮实，脚底敷着那块神秘的兽肉，一瘸一拐地在学校坚持了好几天，一直到周末才回家。“什么？破伤风针也没打？”当医生的妈妈大惊失色，忙把我带到厂医院。门诊的大夫们瞧稀罕一般，把那块贴着兽肉的纱布换掉，发现伤口竟然丝毫没有发炎。带着一贯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还是把所谓的乡下偏方调侃了一番，我却很不以为然。直到今天，我的脚底还留有一段近两公分的伤痕，摸上去有一点硬硬的，让我对那次奇特的诊疗无法忘却。

（二）农村同学

在县中的日子，食宿都在学校，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很多年后，当我和我的老外朋友聊起那段生活，他们常会按照这里的boarding schools来想象我的学校，既有趣也高级。白天难懂得夜的黑啊。

我的宿舍室友中，有高一的也有高二的，有厂矿的也有农村的（县城的都不住宿）。宿舍里住12个人，左右上下铺，长长的一条，天花板上高高吊着一个15瓦的电灯泡。每天晚自习后回到宿舍，那昏黄幽暗的灯光，最容易勾起我思念家的明亮和温暖。于是，我从家里带了一只100瓦的灯泡去换上了，到了夜晚大放光明，全宿舍的姑娘们都喜气洋洋！可是没想到第二天，舍监就趁我们去上课，摸进宿舍，把我们的大灯泡给换走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几个人索性冲到校外的小卖部，又买了只灯泡换上。那个男人婆一样的舍监恼了，砰砰砸门，我们把门叉上，高唱：“我们要一个光明的世界！”不过小姑娘们最后还是敌不过淫威，男人婆冲进来把灯泡卸走了，屋内陷入一片黑暗。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啊盼春归......后来有一天，舍监搭在院子里晾衣服的绳子莫名其妙地松了，几件褂子掉在泥水坑里，舍监气得跳着脚在院子里骂。天地良心，可不是我干的哦！

学校的食堂房子挺大，开了一溜窗口，个个小得像炮楼的枪眼。黄黄的米饭，菜似乎总是那么几样：一毛钱的胡萝卜炒肉片，里面的肉片似乎还不如5分钱的炒青菜里面的虫子肉多；最奢侈的是两毛五一碗的粉蒸肉，货真价实，不过总是一排排地剩在那里，学生们不大吃得起。不过那个时候，政策已经有些放开了，学校周围的一些居民，被允许到食堂来摆摊。每天下课前饥肠辘辘的时候，从教室的窗口望出去，常能看见一个矮矮的老头，挑着两只木桶，领着一个瘦瘦的小女孩，摇摇摆摆地向食堂走。那个担子里，总有我最喜欢的白汤芋头，夹杂着一点油渣，很是美味。现在想来，估计里面猪油不少，在当时是很实惠的。

不过对于很多农村来的学生，这8分钱一份的芋头还是太贵了。他们常常只买一份青菜，回到宿舍去，再加上两勺从家里带来的咸菜，通常是腌辣椒或者霉豆子，呼噜呼噜吃下去。那种霉豆子，我曾经尝过一次，又咸又辣加上发酵的霉味，完全无法接受的味道。可是那样一罐霉豆子，我的室友可能要吃一两个月，因为她们在学期中间很少回家，长途汽车一，两块钱的车费可是大花销。每隔一段时间，他们的父兄可能会来，黑红的脸上带着憨憨的笑，挑来一担米或是稻谷，交给学校食堂换饭票，因为是农村户口，他们没有粮票。

在那个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平河还算不上贫困县。我搞不清楚当地人的收入水平，只记得有一次申领助学金，我在表上填了父母共一百多元的月工资收入，居然让班里的同学大为惊讶，甚至气愤这样的“富人”为什么还要申请助学金。我班上的还都是县城的学生，农村的贫穷可想而知。

（网络图片，但是和我们工厂周边的农村环境非常相像）
我们工厂的家属区，周围水田环绕，与不远的村庄鸡犬相闻。我虽然对农村很不了解，却也见过农家黑黑的堂屋里，一两岁的小孩长时间被放在木站桶里，而大人们正在泥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耕作；我见过十七八的姑娘就做了妈妈，半敞着怀奶孩子，一边与别的婆娘调笑，而那女伴往往正跪在水塘边的青石上，举着棒槌砸洗着衣裳。跟这些乡人比起来，我的那些农村女同学们，已经是了不起的幸运儿：女孩子家，家里还肯供他们到城里读高中。可如果毕业后什么也考不上，那么等待她们的，就只有回乡嫁人一条路。八十年代中，升学的压力是那样的逼仄，那样的实在。

那时的高中生，通常在床边要贴几句励志的座右铭，什么“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记得我的室友小萍，贴的是一张小小的纸条，上面用细细的圆珠笔写着：“发奋努力，跳出农门。”而有个男生宿舍，墙上直接贴了一条标语，白纸黑字：“别忘了，你是农村户口！”

一年之后，我随父母搬迁到大城市。相比之下，城里的孩子们太轻松了。即使考不上大学，也还有各种各样的电大，职大或者技校可上，出路很多，而边远地区或者农村的学生却没有这样的机会。高考之于他们，是真正的鲤鱼跳龙门。我在县中的一些农村同学后来得以金榜题名，但是也有很多名落孙山，从此再没有了音讯。

（待续）

《高考1977：三线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