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的经济学家不会算小费。信不信由你。

我刚上班那年经常跟单位的一帮人出去吃饭。那天跟一个财政部的家伙，在唐人街西头的意大利街上。吃的乱七八糟的早已记不住了。记住的只是那位唾沫横飞的吹牛：

“泡马汀知道吧，我哥们。经常一起打高球。2000年的财政计划都是我弄的…”他说的泡马汀，就是加拿大一总理，后来把十多年自由党当政的大位丢给了保守党。 

这时意大利小姐送来帐单，这位泡哥的朋友又象往常一样傻了眼。“ Please.” 在这小餐馆，既没有EXCEL，又没带Calculator。 后来我烦了，干脆交人一招：GST + PST, 爱谁谁，通通15%。

想起这事就总让我联想起当年在萨省小麦打工时的资格考试。其中一题如下：

今日计划制巧克力用糖20公斤，制果酱用糖15公斤，制甜点用糖55公斤，问一共用糖多少公斤？

奶奶的，这不是侮辱咱的智商么？ 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艾丽丝小姐还很客气，说这10道题半小时后交给我就行了。还没等她走出办公室，我说：DONE。那时我的英文还咬不太准，艾小姐以为我做不了题在骂娘。我只好又说一遍：Finished。

那是1999年的10月，我的第三份打工生涯就此开始。其时离我和夫人落草加拿大一个半月。

你要是看惯了海外传奇，一开始总得有一架大波音。旋梯一放，男某人举目远眺，胸有成竹；女某人温柔妩媚，小鸟依人。我现在就要告诉你，那玩意儿纯属意淫，就象当年俞敏洪大师的典型段子。说一农民看惯了记录片上金光万道的天安门，一天来到了金水桥，死活也不相信天安门居然不放光。

我还真记不得那是波音7几7。我唯一记得的是拎着几个箱子在温哥华机场颠来颠去。温哥华，若干年前听得遥远又心动的城市，也就是落地前的一片水，旋窗外的几缕草。在后来的日子，当我读到有兄弟在论坛大谈登陆感受，说温哥华入关的感觉时洋溢着“老子这辈子吃定了麦当劳”的欣喜，我立马觉得这孩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们的目的地是多伦多。提起这个名字我就想起我的那位大腹便便的副总编。他劝我别辞了神州第一的黄金饭碗。他眯着眼神叨叨的问我：多伦多？挣钱吗？多能多到哪里去？当我把档案交到文化宫的人才交流中心，管事的狐疑的看我：记者辞职？新鲜，新鲜。又低头关切地问：犯事儿大吗？

飞机在午夜12点划过这个副总怀疑过的城市。夜色斑斓，灯光洋溢。这是1999年的8月，这是北美IT行业的颠峰时刻。一个未经官方公布的消息称，当年的4月1日，一架温哥华飞来的波音栽进安大略湖，捞起来的300名乘客中有200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这200人中198人是IT人士，另外的两人，1个是IT的娘，一个是IT的丈母娘。所幸的是，捞上来的这198名IT，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全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当然，追踪这一消息的客里空称，在后来的DOT COM哗变成DOT GONE的更大灾变中，这198名IT又全都被勒，过上了动荡不安的落草生涯。

如你所猜，我不是IT人士, 所以在此没心没肺的编排他们。我的那张花花绿绿的落地纸上写的是“New Worker”。那意思就是：找不到活儿。我知道加拿大人客气，弄这个名目给我们这些非IT，让我们挂得住脸。在香港面试时，我把弄过的头条获奖的证书出过的书目还有中国记者封面上本人的玉照指示给那个鬼子看，他还是坚持的摇头，你找不到活儿。

就象我当年弄过的最后一个通栏大头条：中国女足带着梦想飞越太平洋，我现在是带着几个颠沛流离的箱子来到了多伦多。有没有梦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人能活下来的地方，我就会活下来，而且快速的活得好。

但是眼下，诺大一个多伦多国际机场，愣没有一个换硬币打电话的地方。8月的午夜时分，空气已开始发冷，吹在搬运行李弄湿的脊背上，飕飕的让人不寒而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