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1）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1月29日18:05 新浪读书
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农村、乡镇大搞人民公社，一度又推行“集体下地记工分、集体进食堂吃大锅饭”的军事化供给制，声称“吃饭不要钱”。
当初毛泽东主席首先发出号召：“人民公社好！”河北省徐水县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试点，因毛泽东的视察而举世闻名。它倡导的军事化和集体化生活方式，成为人民公社的一个样板。
共产主义天堂标准
中央农村工作部一名副部长向河北省徐水县的干部群众传达：他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供给制试点。这是继承延安和老解放区（老区）的传统，很快就制订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当前目标如下——
工业：县里要建一座有200台机床的机械厂，还要建联合钢铁厂、化肥厂、联合纺织厂、水泥厂、酒精厂、淀粉厂、制糖厂、人造石油厂、综合化工厂、炼焦厂、热电厂。
农业：原有耕地79万亩，1959年要把播种面积扩大到160万亩，平均亩产3000斤。1962年把播种面积缩小到64万亩，而使亩产粮食达8000斤。
文化：7年至10年内把现在30岁以下的人提高到大学或高等专科文化程度，县办综合大学一所，各社办综合大学一所，各村办红专业余大学。
生活水准：计划到1963年每人年均分配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糖240斤，水果147斤。
供给制方案还公布了“伙食标准”：每个农民、中学以上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幸福院的老人、小学学生、幼儿园的幼儿每人每月4元；托儿所的幼儿每月2元；工人根据技术、劳动强度每人每月10元至12元；干部，县级每月18元，其他一般干部12元。
服装和日用品发放：农民每人每年单衣2身，两年棉衣1身，每年鞋子4双、帽子1顶、袜子2双、肥皂2块、香皂1块、毛巾2条。工人除发工作服和每人每年多发1双袜子、4块肥皂、2块香皂、牙膏2支外，其余跟农民相同。干部比工人多1件衬衣、2块肥皂。
津贴费：农民每月1元—3元；幸福院老人和学生每人每月3角；工人分七等，1元—16元。干部分四等：县级16元，局科级12元，普通干部、教员8元，勤杂人员6元。
卫生、医疗、文娱：农民、工人、干部每10天发1张洗澡票，25天发1张理发票，每月1张电影票。看病全部免费。
这就是当年徐水县制订的“共产主义天堂”标准。
尽管水准很低，但仍属画饼充饥。按照主观的供给制方案应统一发放的物品，客观上因物资不足而无法兑现。如毛巾每人每年应发2条，实际只能发1条，至于看电影、洗澡等，则根本无法实现。津贴费的标准一降再降，到后来干脆除了吃饭不领1分钱。吃光用光，再也没得吃了。
那 时，公社社员除了1双筷子、1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县委还规定在1958年10月前拆完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旧砖房，据统计，全县共拆掉32 000 间房子。拆房容易盖房难。当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派来几十名师生帮助建房，但由于缺乏材料和资金，许多社员整整一冬天没有房子住。徐水县委关于“人民公社供给 制”的许多设想由于财力、物资不足而无法兑现，后来不得不挪用公家的商业资金900万元，造成资金无法周转。
所谓“吃饭不要钱”
1958年“大跃进”的当时，在全国率先实行供给制的还有安徽省无为县的响山社，当时《人民日报》曾这样报道：
响山社实行供给制，一方面贯彻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包 含有若干“按需分配”的因素，体现了“各取所需”的方向。用“供给制”进行分配的办法，开始就受到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的热烈欢迎，后来一小部分富裕中农也 满意了。响山社社员用自编的民歌赞颂“供给制”道：“发米发柴又发盐，过年过节样样全，有烟有肉有香油，红糖鞭炮带挂面。到热天，发草帽，另有一把芭蕉 扇。发毛巾，发香烟，还有肥皂洗汗衫。要结婚，能支钱，生了孩子更安全。有产假，还不算，糯米红糖加鸡蛋。男女老少喜洋洋，高高兴兴忙生产。要互助，心相 连，响山变成幸福山。”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农村中出现的“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引起了毛泽东对战争年代供给制的 美好回忆。1958年9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当他了解到这个公社办起了公共食堂，已实行了“吃饭不要钱”，便说：“吃饭不要 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引自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第225 页。）
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省考察时也表示积极支持供给制：“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公社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 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刘少奇在河南考察时又说：“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 （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 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 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5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引 自《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87页。）财政部长李先念9月中旬到河北、河南访问了一些人民公社后，充分肯定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 件”。
名义上“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各取所需”，但实际上造成极少数的“地头蛇”、痞子流氓干部肆意多吃多占，各自用了掌实权的手，“取”了他们自己贪得无厌的“需”，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广大群众无权无势，遭到盘剥，多劳少得，敢怒不敢言。
农村供给制食堂的乌托邦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了三国时张鲁的事，随后又批示印发了《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给与会者。毛泽东把张鲁誉为中国古代倡行“共产”生活的先驱。
张 鲁在汉中掌权30年，以五斗米教号召农民。在大路旁置“义舍、义米”，“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毛泽东对“义舍、义米”的解释是：张鲁也搞“吃饭不要 钱”，不过不是在整个社会上搞，而是在饭铺里搞，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先河。对“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毛泽东解释说：“近乎政社合一， 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又说张鲁也搞群众性的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治病用神道，也好，那时只能用神道来治病。 这正好说明了“人民公社”是小农平均主义的产物。
许多地方强迫全体农民“共产”，把每个社员家里的铁锅砸光了，炉灶掀掉了，柴火全都没收、归公。
“大 跃进”的高强度生产任务，使农村劳动力空前紧张。而农民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又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障碍。然而舍此不顾，安徽无为县响山合作社最早经 办供给制的公共食堂，向上“捷报频传”。湖南、福建等地也在夏收前开办了一批公共食堂；福建安溪县还专门编了公共食堂的所谓“八大好处”。欺上瞒下、吹牛 撒谎之风盛行。
当时《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孟津县红旗公社“九十顿饭菜不重样”的“奇迹”，这是一篇典型的“假大空”奇闻：
在 “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食，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 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这307个食堂，有279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的制度。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 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三水五味台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 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 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现在全社已经有214个食堂做到一个月90顿饭菜不重样。社员们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糕、葱花卷、炸红 薯丸子等等。他们也吃菜馍，但做得好吃。有一种是把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细小碎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白面擀得像薄纸一样，然后把拌好 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下面是湖北省光化县公布的人民公社一周食谱（菜单）：
星期一早上：烤面包、苞谷糁、萝卜丝豆腐；中午：红薯大米干饭、粉条汤、炒白菜等；晚上：面条、辣酱、白菜。
星期二早上：锅贴馍、小米汤、炒辣椒丝、酸菜；中午：油饼、萝卜豆腐汤；晚上：五香胡椒汤。
星期三早上：蒸花卷馍、大米汤、烧豆腐、红薯等；中午：炸油馍、溜白菜、萝卜丁面汤；晚上：面条。
星期四早上：蒸发糕、高粱糊、包菜、泡菜等；中午：蒸面条、青菜汤；晚上：肉丝面。
星期五早上：五香锅贴萝卜、白菜汤；中午：蒸菜包子、红薯片汤、辣椒酱；晚上：烙饼、萝卜、粉条汤腌菜。
星期六早上：糖包子、伏汁酒；中午：小米干饭、白菜汤、炒豆芽、萝卜；晚上：三鲜面片汤。
星期天早上：糖炸馍、红薯圆子汤；中午：大米干饭、肉丝汤烧萝卜；晚上：炸椒面条。
这个“供给制食谱”的内容，竟然可以跟1942年延安根据地供给制食谱相媲美。特别如“争取每天不要重样”的提法，字句都几乎一模一样。但在当时物资匮乏的现状之下，只能“生虚火、发高烧”造成一时轰动的效果，根本无法持久。
到1958年底，全国的人民公社普遍实行“供给制”，办起360多万个公共食堂。90％以上的农民不准自家生火开灶，被迫都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
调查报告：公共食堂吃什么
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有人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还有人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
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1）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在家里 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2）后来因为粮食不够了，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 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作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
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
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
粮 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 节省粮食！一位地主后代说，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
中 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至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 民得以安心生产。“土地改革”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 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
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
从 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 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 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都种了红 薯。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 多的也不过200来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 斤，黑南瓜200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
公共食堂刚开 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 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 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 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
全村办了四个食堂，后来合为两个。每个食堂又分成几口锅，全村13口锅，分别支在不同的农户家里。所有农家大体分成13份，被分配到每口锅上吃饭。食堂设有事务长，负责每天将做饭的原料分给每一口锅上做饭的妇女。
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村民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公共食堂的这种情形，自然不能为村民提供起码的营养水平。会不会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回答这个问题颇让村民们犯难。体弱多病的人加上营养不良，自然容易死亡，但很难说他们是饿死的。
为什么躲不过1958年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却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
第 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也有胆子大的农民偷藏粮食，但这种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经常召开的斗争会上，村民对私藏粮食的人拳打脚踢，没有多 少人能扛得住。有老人回忆，有的村民私藏粮食后又害怕起来，便半夜三更把粮食偷偷地倒在野地里，以免干部们再来家里搜出粮食。命之所系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 了。
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1958年，这里也搞“大炼钢铁”，每家农户的铁锅都被收走，成了炼钢的原 料。办了公共食堂，铁锅还有什么用！这是收走铁锅的理由。可是，胆大的村民还要在家里做饭吃，或者吃自家私藏的粮食，或者偷集体地里的地瓜、萝卜吃。没有 铁锅怎么办？用沙锅来代替。那时沙锅卖得好了。
家里做饭要烧火，但不能冒烟，以免被干部发现。有点钱的人可以用木炭解决问题，穷人就在晚上做饭，还要防止烟气跑到户外。
饥饿难耐，敢不敢跑出村外要饭吃？一般不敢。人民公社运动是全国性的，跑出去要饭很容易被逮着，还会被看做抗拒社会主义的懒汉，要接受斗争。但据我了解，这样对农民的紧密控制并不是全国性的。至少在陕北，这种控制并不紧密。
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吗？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吗？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
这 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受村民欢迎的好人，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做党的基层领导。1958年他吃了一个大亏。这年，上级政府号召提高播种密度，用三条腿的耧 来播种，但这位书记不相信这个办法能增产，坚持用传统的两腿耧播种。就这样一件事情，他遭到了“拔白旗”的命运，上了斗争会的板凳，并被斗争者踢下了板 凳。干部不听话尚且会遭受严厉处罚，其他农民自然会害怕的。
不过，换个角度看，农民们也是比较“自觉”的。政府要办公共食堂，大家也就办 了；多数农民也乖乖地交出了粮食。政府又允许停办公共食堂，大家就回家吃饭去了。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日 本侵华时期，“皇协军”也想让地方秩序安定下来，偶尔会敲打一下地方恶势力，但总体上那是一个官匪勾结、民不聊生的时代。
土匪喜欢华北平原。在这里，家家总有一些粮食，小农户也没有武装手段对抗 土匪。而土匪在平原地区又有很好的机动性。农民对付匪患的一个办法是“装穷”。他们本来就穷，但要装得更穷。哪家农民的生活如果稍显富裕，立刻就有村里的 “地勾子”报告给土匪，这家人就要遭殃了。敢于多购置土地当地主的农户必然是人丁兴旺的农户，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对抗土匪，人均占有土地也不多，实际生 活水平也不高。即使如此，地主家的人还有可能做土匪的人质。在这块土地上，并没有很大的地主，地权分配比较平均。按我们的调查，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户不到 1％。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作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 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 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 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农户家家都可能做“地勾子”，于是就没有谁敢在家里藏粮食。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 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 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 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撰文：党国英，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
人民公社的家当吃空了
人 民公社初期推行的“部分供给制”，具体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伙食供给制（包括口粮供给制和主副食供给制），第二种是基本生活供给制。如河南省七里营人民 公社的供给范围包括伙食、住房、衣服等7项；河北省徐水县人民公社的供给范围则更广，包括吃饭、住房、穿衣、教育、生育等15项，称为“十五包”。（参看 罗平汉《人民公社供给制探析》，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全国推行“吃饭不要钱”，两三个月便把人民公社的家当吃空了。湖 北省委在后来的报告中承认：“由于‘吃饭不要钱’，办大食堂，号召敞开肚子吃，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费。有的地方，吃饭放‘卫星’，一天三顿干饭，开流水 席，个别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照这样吃法，农民的估计是‘一天吃了三天的粮’，这样大手大脚搞了两个月到三个月。”（参看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第208页。）到1958年末，全国粮食紧缺。
1958年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以后，就普遍出 现这样的怪现状：吃饭的人多，出工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劳动效率大为下降。原因就在于“供给—工资制”极不合理，供给部分多，而工资所发无 几。实际上，人民公社食堂办得非常糟糕！不仅助长了“干不干、二斤半”的懒汉意识，而且“吃饭不要钱”浪费极大；老人、幼儿、孕妇、病人却得不到应有的照 顾；许多地方则办起了“干部小灶”、“书记特灶”吃公款，出现“多吃多占”、“假公济私”等大大小小领导人的特殊化歪风邪气。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孽根蔓 延，烂摊子不堪收拾，一直影响到现在。
在全国率先进行共产主义供给制试点的河北省徐水县，群众对公共食堂意见很大。社员诉苦：由于办了公共食堂，外地回娘家的闺女吃不上饭。开一顿饭要等 3个钟头，根本不省力，还浪费许多时间。下雨天有的妇女不小心摔一跤，菜碗饭罐摔地上就再也打不到饭了。公共食堂又引发许多纠纷：是按生产单位吃还是按户 吃？粮食定量吃还是敞开吃？怎么记账？怎么发饭菜票？农民身上带饭菜票容易丢，一出汗又容易烂，这一大堆问题又怎么解决？……
从1958年8月到1959年春，这些实行“共产主义供给制”的人民公社试点单位，开场轰轰烈烈，收场冷冷清清、凄凄惨惨。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进入大同世界，反而有许多人在饥荒中饿死。
“三年灾害时期”饿死多少人
通 常文献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有的指1959—1961年，有的指1960—1962年，有的指1961—1963年，实际上“人祸天灾”从1958年底 就露出苗头，饿死人的事实从1959年就开始了，而一直到1963年国民经济才勉强恢复过来。因此“灾害（困难）时期”长达5年多。
灾害时 期全国到处饿死人。光河南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100万人，其中一个小小的息县就饿死10万人，有639个自然村全村饿绝。这称为“信阳事件”，引发了中央 对整个信阳地委的大清洗，最后找出几个“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主阶级分子”处理做了替罪羊。又广西、安徽、四川、甘肃、宁夏等地也有类似的凄惨事件。
就这样，中国以据说3年内死亡大约3000万人的巨大代价，给“大跃进”画上了血泪斑斑的句号。
具 体饿死人口究竟有多少？学者说法各异。最低数字，根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在《“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的分析，“三年灾害时期”饿死人数在 1700万—2200万之间；另据重庆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所载，这一数字为1900万；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根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在 《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文中的分析结果为2680万。
我们还可以官方的《中国人口年鉴》中的数字作为参 考：1959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万，净增率1?02％；但是到1960年突然大降，据国家统计，人口反而锐减1100万，比正常状态下减少2213万 人，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显然是“人祸天灾”的非正常死亡；到1961年继续大降，据国家统计，人口又锐减348万，比正常净增率1%的状态又减少 1461万人。这两年人口损失就高达1448万人。而正常状态下，这两年应净增2226万人。所以说，这两年间全中国人口实际减少了3674万人。
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93年版）中，被列为世界上最大饥馑的记录，发生在1959年—1961年的中国，仅华北地区，就有3000万人死亡。
还 有人作了这样的估计：1959年，中国人口总数是6?72亿；1960年为6?62亿人，减少1000万人；1961年又比1959年减少1300万人。 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计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的全国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比，1959年— 1961年的3年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4000万人，每年1000万人以上。
痛彻心扉的呼声
无论饿死的人数是多少，在和平时期，都是不幸的。
后 来，某些人为了给自己推脱罪责，称1959年至1963年的大饥荒是“自然灾害”，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从我国历史水文气象资料来看，那几年的确发生过 局部的旱灾和水灾；然而中国有幅员广大的国土，不可能保证各地每年全都风调雨顺。但那几年“自然灾害”的规模和程度，甚至远远比不上1954年的洪涝灾 害，为什么1954年就没有饿死人呢？还是如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在农村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0年开始，我国农村饿死人的噩耗，已经开始上报中央。一个多事之秋，普通的工人、农民，把这些灾难的真实情况报向北京中南海……
某些瞒上欺下的负责干部，为了自身的乌纱帽，仍然“报喜不报忧”，鼓吹“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纸包不住火，全国各地的大饥荒早已燎原，使国民经济陷入瘫痪。
为了竭力挽救党国命运，1962年2月，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5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根据紧急状态，制订了“经济调整、包产到户、要退够”的现实方针。
6 月下旬，伟大领袖毛泽东（党主席）跟刘少奇（国家主席）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毛泽东主席责问：“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 办？”向来沉着的刘少奇主席也动了感情，吐露了真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和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引自《当年事》，文化艺术出版社）这样 一些极其不愉快的争吵，是引发毛泽东后来坚决打倒刘少奇的导火线之一。
